韦森 | 重读哈耶克之十

哈耶克与米塞斯：私人友谊

——重读哈耶克之十

韦森

【内容提要】哈耶克与米塞斯的关系一直是“古怪的”。一方面，他从米塞斯那里获益很多，另一方面，他也觉得与米塞斯交往总有些不太舒服，因为米塞斯是一个非常固执好斗的人。
 
 
 　　在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思想家中，米塞斯（Ludvig Edler von Mises）和哈耶克承是前启后的两位重要人物。从思想史上来看，奥地利经济学派曾经历了三期发展：从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的《经济学原理》1871年的发表，到庞巴维克（Eugen
 　　von Böhm-Bawerk）和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的著述，这一时期创生了奥地利经济学派。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米塞斯、哈耶克以及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和马赫卢普（Fritz Machlup）等第三第四代传人的发展，奥地利学派的经济社会理论达致鼎盛。20世纪70年代后，以罗斯巴德（Murry N. Rothbard）、柯兹纳（Israel Kirzner）和加里森（Roger Garrison）为代表的一些主要在美国一些大学教书的当代经济学家，则代表了奥地利学派的第三期发展。
 
 　　在奥地利学派的所有三期发展中，应该说哈耶克和米塞斯最为著名，且在人类思想史上乃至当代世界的经济社会的运作中，他们二人所做出的理论贡献也最大。
 
 　　米塞斯与哈耶克，作为奥地利学派第三、第四代传人，亦师亦友，在经济与社会理论和政策主张上有许多相同之处，在思想方法和学术见解上也有一些差异，甚至完全相反。尽管一些差异还是根本性的，但二人却尽量绕开和予以回避。
 
 　　米塞斯1881年9月29日出生在奥匈帝国的伦贝格（Lemberg，现为乌克兰的 Lvov）的一个犹太人家庭，长哈耶克近18岁。米塞斯1906年获维也纳大学法律博士学位，曾参加过庞巴维克（曾任奥匈帝国的财政部长）的讨论班。1913～1934年间，米塞斯担任过维也纳大学的编外讲师（privattdozent），并曾任奥地利商会的经济学家和奥地利政府的首席经济顾问。1934年，为了躲避纳粹势力的可能迫害，米塞斯移往日内瓦国际问题研究院，并在1940年后移居美国，任纽约大学的访问教授。在纽约其间，米塞斯多年坚持在大学里举办讨论班，著书立说，吸引了一批自由主义的仰慕者。米塞斯的主要著作有《货币与信用》（1912）、《社会主义》（1922）、《自由主义》（1927）、《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1933）和《人的行动》（1949）等。米塞斯1973年在纽约逝世，终年92岁。
 
 　　在维也纳大学读书期间，哈耶克曾听过米塞斯的一两次课，但他与米塞斯的关系开始并不是太密切。1921年，哈耶克为完成自己第一个学位的学业而决定找一份工作。哈耶克的导师维塞尔写信给米塞斯，向他推荐“这位前途无量的年轻经济学家”。维塞尔的极强推荐信，加上哈耶克本人会德语之外的法语、意大利语和英语在三门外语，使米塞斯接受了哈耶克，给了他在自己工作的“清偿局”（一个临时政府机构）里一份工作，从此之后，二人才真正开始结识。
 
 　　在哈耶克一生中，应该说有两个人有知遇之恩：一个是米塞斯，一个则是后来的伦敦经济学院的院长罗宾斯（Lionel Robbins），后者在1931～1932年间邀哈耶克去伦敦经济学院做客座教授，并随后被聘为该学院的图克讲座教授。但是，没有米塞斯的影响和帮助，可能哈耶克在维也纳还只是个默默无闻的年轻小伙子。因此可以认为，米塞斯在先的帮助促成并确立了哈耶克在维也纳学界的地位，为罗宾斯对哈耶克的“伯乐一顾”和提携创造了条件。
 
 　　米塞斯不但给了哈耶克一份工作，而且给他一份非常不错的与通胀挂钩的薪水。在清偿局就职不久，哈耶克的薪水就随通胀从月薪5000克朗上升到100万克朗。之后，米塞斯有一个机会把哈耶克推荐给了美国经济学家Jeremiah Jenks，并与熊彼特一起，促成哈耶克从1923到1924年去美国访学14个月，还为哈耶克美国之行提供了资金支持。哈耶克到美国后，成了美国纽约大学有奖学金的注册学生，认识了当时许多美国的经济学家，并有机会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去听美国制度经济学的名家米切尔（Wesley C. Mitchell）和克拉克（John B. Clark）的课。
 
 　　1924年5月从美国回到维也纳后，哈耶克在米塞斯的支持下建立了商业周期研究所，并任第一任所长，随之与米塞斯建立了“比较深厚的友谊”。对此，哈耶克晚年回忆道：“我还在奥地利工作的时候，头五年，他是我的顶头上司；然后，他帮我创建了经济研究所，我当所长时，他则是副理事长。”
 
 　　比生活上和事业上对哈耶克的帮助更为重要是米塞斯对他在社会思想和经济理论上的影响。与米塞斯的交流以及参加米塞斯的“私人研讨班”，对于哈耶克的思想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学生期间，受其授业导师维塞尔的影响，哈耶克开始有着很强的费边社会主义的信念。从美国回到维也纳后，参加了米塞斯的讨论班，开始接受米塞斯的自由主义思想和理念。到晚年，哈耶克回忆道，米塞斯成了他的思想发展的“主要领路人”和良师益友，他的学术兴趣曾受到米塞斯很大影响：“对货币和工业波动的影响，对社会主义问题的兴趣，都是在他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哈耶克还公开承认，只是在读了米塞斯在1922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分析》一书后，才彻底改变了他早年的费边社会主义的倾向。为此，哈耶克在为1978年再版的这本书所写的序言中曾说：“《社会主义》一书在当时震惊了我们整整一代人，而且我们只是渐渐地和痛苦地才相信了这部论著的核心命题。”
 
 　　尽管在学术思想上受到了米塞斯的很大影响而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且在生活道路上受到米塞斯许多帮助和恩泽，但后来他与米塞斯的关系，用哈耶克自己的话来说，一直是“古怪的”。一方面，他从米塞斯那里获益很多——哈耶克一生中多次表明这一点，另一方面，他常常觉得与米塞斯交往有些“不太舒服的感觉”。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米塞斯是一个非常好斗的人，他的学术观点和性格都常常会引起人们强烈的反应：其赞赏和追随者往往把他偶像化，视他为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而他的对手则往往看不起他。了解米塞斯的人，大都觉得他非常固执，是一个无可救药的“自由主义者”（libertarian），而且性格刻薄、好斗，容不得不同意见和观点。很多与他接触的人都觉得他的“性格令人讨厌”，因而得罪了许多人。米塞斯逝世后，哈耶克曾说，他“总是有点教条主义”，“很容易冒犯别人”，并说“我相信自己是他的学生中唯一没有跟他吵过架的人”。哈耶克还特别提到，“米塞斯非常不喜欢被自己的学生批评”，曾对马赫卢普和哈伯勒因批评他而发过火。在1965年的Mt Pelerin Society的年会上，马赫卢普一次惹米塞斯生了气，并他自己也发了点脾气，结果，米塞斯有好几年都拒绝与他说话。对此，马赫卢普在米塞斯逝世后曾说，由于米塞斯固执己见、刻薄寡恩，“难怪……那些干预主义者、货币扩张论者、社会主义者及劳工党成员都抵制米塞斯，甚至憎恨他”。哈伯勒早在维也纳时代就认识米塞斯，是他讨论班的学生，还曾是米塞斯的证婚人，但后来也却因为与米塞斯有意见分歧而导致关系破裂。
 
 　　相比而言，尽管哈耶克在学术观点和社会思想上也非常坚持和执着，但性格却温和得多。有一次，熊彼特甚至说哈耶克为人“太君子”了，并责备他显然没办法“给对手任何教训，除了指出其知识上的错误外”。
 
 　　正是因为哈耶克的这种性格，加上他一生从米塞斯那里获益甚多，他一生以“忍让”为上并“以和为贵”，努力保持了与米塞斯这种亦师亦友的“古怪”友谊。晚年的哈耶克曾说：“我当然知道，他的结论通常是正确的，但我对他的论证并不十分满意。我想，这种感觉伴随了我一生。我总是受到米塞斯的答案的影响，但不是十分满意他的论证。我承认这些论证得出了正确的结论，所以才付出巨大的努力去改进这些论证”。
 
 　　多年来，国际经济学界和学术各界对米塞斯膜拜者有之，更不乏批评者甚至蔑视者。尽管如此，我想米塞斯夫人对他丈夫以下的评价应该是客观和公允的：“他最显著的特征是不可改变的诚实，毫不迟疑的真诚……他决不屈服。他永远义无反顾地对他认为是正确的东西提出自己的看法。假如他略微‘克制’一下，假如对那些流行却可憎的政策所进行的抨击没有那么激烈，那么他就会获得最有权势的职位。但是，他没有妥协。这种坚定不移，使他成为那个时代最与众不同的人物之一”。
 
 　　在当今世界，人们大可不赞成米塞斯的性格和为人处事方式，但无疑却应该坚持并弘传米塞斯和哈耶克所共同发现的人类经济社会经济运行的基本原理，更加应该学习他们在探讨人类经济社会运行基本法则上的执着精神。人无完人，思想则可永存。
 
 　　

2011/11/13谨识于复旦

本文于2011年11月14日发表于《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笔者

“经济学如诗”专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