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 | 郑永年：中国道德解体的根源

郑永年：中国道德解体的根源

（2011-11-29）

● 郑永年

　　中国社会道德处于解体之中。道德必须重建。要重建道德，就首先必须理解导致道德解体的根源。当社会处于愤怒氛围的时候，人们就很难理性地看问题，也很难理性地选择道德重建途径。对道德的衰落不能冷漠，道德的重建也需要激情。不过，激情很容易导致人们对道德衰落或者重建的意识形态化的诊断，就像古人所说，“病急乱投医”。要找到有效的重建方式，就必须对道德衰落的根源进行理性的分析。

　　那么，中国社会如何看待今天社会的道德衰落的根源的呢？简单地说，左派指向市场经济，认为市场经济是根源，而自由派则指向权力，相信是政治权力导致道德衰落。尽管还存在着其它不同种类的看法，但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左右这两大派看法占据了大部分论讨空间，而且两派极其分化，没有任何共识。它们之间的争论与其说是对具体社会环境和政策的争论，倒不如说是对各自所信仰的意识形态的辩护。结果，自然对道德的重建并没有什么真实的用处。

　　一般而言，左派的理论来自马克思及其相关的新马克思理论的各个变种。马克思强调资本对社会道德的负面影响。资本的本质就是要把一些事物，包括社会关系，商品化和货币化。社会关系的商品化和货币化导致了社会道德的衰落甚至解体。这个分析并没有错。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左派指向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的发展。比较极端的左派相信这些都是邓小平的错。如果不是邓小平把市场经济引入中国社会，中国社会不至于面临道德解体危机。这些人因此开始怀念毛泽东起来，把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视为是一个道德高尚的社会。有人甚至提出要回到毛泽东时代。这种看法在年长者那里流行，怀旧是今天中国社会的一大趋势。更重要的是，这种情绪也存在于那些并不理解毛泽东时代到底是怎样的年轻群体之中。和年长者不同，年轻人认同毛泽东不是根据生活经验，而是根据对毛泽东思想的文本解读。

　　但左派面临两个大问题。第一是如何解决。马克思从资本的本质出发分析了道德解体的根源，但并没有找到解决方式。马克思主义的解决方式是消灭资本主义，消灭市场。因此，所有共产主义国家当时都把消灭资本主义作为自己的政治目标。但很显然，这个人类历史上的大试验已经被证明为失败。无论是斯大林版本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还是毛泽东版本的中国社会主义，最后演变成贫穷社会主义。

毛泽东时代的不道德

　　贫穷社会主义之下有没有高尚的道德？没有。在西方，市场经济对政治权力，或者资本对政治权力构成制约。但在贫穷社会主义下，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一体化，政治控制并不受任何的控制。政治和经济的一体化导致了权力的腐败，很难说是道德的。尤其是当时的普遍贫穷，人们基本生活得不到维持。贫穷生活产生不了道德。在危机（例如饥荒）时刻，中国也发生了“易子而食”的事件。当然，当时人们的道德低下事件并没有像今天那样被广泛报道出来。实际上，即使一些人怀念毛泽东时代，但有多少人真的想回到毛泽东时代，再去过那个时代的贫穷生活呢？更不用说，除非又发生长时间的革命，今天的中国要回到那个时代实际上一点可能性都没有了。

　　第二，不管其有多么大的缺陷，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为止所找到的最好的创造财富的机制。没有市场，就没有有效的财富创造机制，就没有小康生活。无论在西方还是亚洲，市场经济造就了庞大的中产阶级，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小康社会。如果没有市场，国家所主导的经济活动更会创造出另一类更为严峻的不公平，就是前东欧学者所说的“新阶级”。这是一个以政治权力为基础的官僚阶级，垄断着国家的大部分经济资源。今天中国左派可能会举出一些例子来证明国家主导经济的优越性，无论是一个村、一个镇，还是一个市。的确，人们可以举出很多这样的例子。但是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政府（权力）主导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的阶段是可以达到高速的发展。毛泽东时代曾经有一段时间中国也经历过高速的发展。问题在于可持续性。从历史经验看，国家主导的发展没有可持续性。第二，今天中国一些富有的村、镇和市在政府主导下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其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政府主导本身，而是政府充分利用了这个村、这个镇、这个市之外的市场机制。没有市场机制，他们同样得不到发展。

　　简单地说，要通过消灭市场经济而转向国家权力来解决道德问题，除了怀旧和理性主义色彩，并没有可行性。

　　那么，自由派的观点又怎样呢？与左派相反，自由派指向权力，认为是权力寻租导致中国社会的道德衰落和解体。在自由派看来，政治制度是道德衰落的关键。他们把中国很多社会问题包括道德视为政治权威主义的结果。因此，他们提倡通过市场化和民主化来解决道德衰落问题，甚至重振道德。市场化的目标就是把政府和经济脱钩，而民主化的目标则是制约政治权力。如果左派的样本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自由派的样本则是实行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西方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