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按：拙文《生活的一部分叫伤害》，是对金俊基的《电影疗伤心理学》一书所写的书评，刊载于 @教育家杂志 今年第十一期，欢迎有兴趣者围观批评。2011年12月3日11：00分于成都
对知识的接受和输入，好比吃饭，我们很容易形成兼具堕性和势利的路径依赖，因此翻译欧美书籍成为国人接受外来知识的常态。接不接受什么，译不译介谁，市场在其中起着不小的作用，但谁的文化里包含着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普世价值，当然会被不由自主地输入进来，即使我要谈的韩国学者金俊基的《电影疗伤心理学》也不例外。
如果我说所有人当然包括中国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心理疾患，这相当于说所有人都是精神病。在一个不少人连神经病和精神病都分不清的国度，这实在是个过于果敢却又无法否认的事实判断。也就是说，没有谁只是置身事外的医生，因为我们都是疾病的一部分。不特此也，如果我说你一生中的伤口多半来自你的亲朋好友，你可能会暴跳如雷，说我打胡乱说。但事实正是如此，亲密关系的建立是要消耗时间、心灵沟通、隐秘共享、祸福同当的，而这一切无不因距离太近、长相厮守，而变成心理伤害的温床。
金俊基讲创伤之治疗，用的是讲电影故事和心理学知识璧合起来的办法，于是可读性可视性趣味性，就一下子提高了不少。打破心理学知识的专业性壁垒，降低了准入门槛，可使门外汉和内行，都有阅读的渴求。通过解读21部电影，金俊基探讨了什么能成为心理创伤、心理创伤停留在什么地方、从自我否定到分裂障碍、正面挑战及治愈四个部分，让读者能在不知不觉中获得此前不曾有过的阅读经验和心理认知。
有些阅读体验，乍一看到，应该还是令人震撼的，如他分析《闪亮的风采》时就说“有一种创伤叫父亲”。父母都希望孩子快乐、健康、有成就，但很多父母却没有学会尊重孩子，而是用爱的方式来绑架强加自己的想法。不管孩子是否有兴趣是否愿意，总是通过自己的权威和人生经验来规定孩子的选择，如此一来，孩子就彻底地成了父母生活的附庸。更可怕的是，由于“加害者”是父母，受害者容易把“加害者”理想化，从而完成一种完全没有自主意识的转变，成为父母的跟屁虫和复制品。这种“人质”最终“爱”上“绑匪”的情况，在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叫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但这种综合症在父母对待子女这一点上体现得更为幽深隐秘，而不被大多数人所知晓。
我们所生活的这个转型时代，生存压力畸大，生活严重失范，人的内心压力骤增。但由于我们一直不把心理问题当成疾病的一部分来看待，或者要么妖魔化心理疾患，因而不少人变成讳疾忌医的“蔡桓公”，累积了许多心理创伤，而未得到有效的治疗，不仅上演家庭悲剧，而且成为社会悲剧的一部分。如今我们会遇到上访被“安元鼎”，拆迁“被自焚”等无助的事情发生，几十年来各种包括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创伤，可以说很少有家庭能是幸运的例外。在此种情形下，人需要适度的麻醉才能缓解创伤并且继续前行。金俊基通过分析《蝴蝶效应》一片，来说明人在极度受伤害时，大脑会分泌出一种脑内啡的“麻药”，以减少对现实的剧烈反应。但问题在于，“如果脑内啡过量分泌会出现怎样的后果呢？那样的话，人会进入错觉之中，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能认知现实世界”。这样的事例在我们频受创伤的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麻木、冷漠、迟钝等都这样的人对现实生活的“最佳”应对。
人一生所受的诸种心理创伤，只有或大或小，或多或少的区别，没有谁能逃脱。换言之，受到伤害，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谁的人生没有受到过伤害呢？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学者特鲁曼说：“我们应该具有坚强的意志，真实地接受未知的事情及其带来的后果”，这对人有比较高的要求。事实上我们对大部分人不能或者不应有这样的要求，难道脆弱、胆小、懦弱不是人性的一部分么？我们不是说人性中这样的东西值得赞美，但起码应该有同情之了解，用得体的心理疗伤方式，才有使这些人的生活恢复应有的正常。
(金俊基著、季成译《电影疗伤心理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9月版)
2011年10月26日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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