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象那是一个彪悍异常火药味十足却可以全部转化为革命热情和阶级感情的时代，我想象那是一个淡化一切个人崇尚无限集体以至疯狂的时代，我想象，那是一个让人们对未来无所期待却又似乎期待很多终至斗志昂扬的时代……
性与革命（三）
文/张畅（浙江大学）
其实，这不是妄加揣测，而是有确凿证据的。比如，我读到过关于美国9.11后十个月的时候，美国全国的生育率达到历年来最高。按此推断，在恐怖袭击发生之时，是美国人的做爱高峰。医学这样解释“恐惧性爱”。就是在危难即将来临，未来不可预期，生命无可保障的时候，性爱是发泄的最有效也是最绝望的途径。既然活不成，那就“生”吧！这是我读到的让人惊讶的描述。但也在情理之中。我终于以此为线索，理解了陈凯歌的《霸王别姬》里段小楼和菊香在文革最惨淡的时候为什么有一段做爱的情节的设计。这是合乎情理的。我终于将我看这部电影看到这个镜头时内心生出的疙疙瘩瘩的感觉消除了。
因此，性对于我而言，就不再如从前所受的教育一样是禁区，而是一种本能了。
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人偶然爆发出的绝望感究竟从何而来？从佛教的角度讲，无非是求而不得，无明而有欲，苦集灭道。云云。我做不到佛教徒自我历练的功夫，也没有这样的慧根。我只想，是不是有很多人仅仅因为这瞬间爆发的孤独选择自绝。如何走出孤独呢？
昨晚，再说昨晚。我躺在床上的时候，只想起了一个成语——行尸走肉。从前做错了事情，被妈妈骂一顿，哭一场，还尚可自责。如今犯了错误，（问题是甚至不知道怎么样才叫犯错误……）自己却毫不自知，也无人提醒，这是多大的危险。从前上学迟到，被罚站在黑板边上，看着同学同情也伤人的眼神，以后不敢迟到了。现在上课不去又有谁能说一句呢？本来都是细枝末节的事情，累积起来就是行尸走肉了。
我打算用理想打发时间。或者说，用理想抹去孤独感。我想写小说，我预感自己可以写。问题是，不知道写什么。我想把奖学金全部捐给我们的基金会，我犹豫了好久好久，我想这是一件好事。我又想，这是我努力的结果。我被夹在“好事”和“结果”中间犹豫不决。慈善家绝对不是一般人的境界可以做的。问题是，做慈善很容易就走火变味，做到最后万夫所指就不好了。有人给你喊冤，有人帮你说情，却说也说不清。
在中国，为什么孩子被当街撞死了没人去扶去救？我的一个匈牙利朋友问我，这是最基本的同情心啊，为什么不救人？我说不出话。因为我太浅薄，解释不出中国自酿的文化，也不能搬出所谓的“劣根性”来说自己。我终究还是不肯站在公平公开的立场上说公道话，因为我被一群外国人夹在中间质问：那是最基本的同情心啊，为什么不救人呢？
我依旧说不出话。你能说，因为以前有人救了人被诽谤了，吃了官司，被媒体报了，以后就没人敢管了。这是最实在的回答，可是他们不会明白，我也不明白。你能说，可能是中国革命得太多，频率太大，人人自危，过过些苦日子，大家都不想……
我对他们说，鲁迅先生说——你们知道鲁迅先生么？——他们摇头，不知道。我说，就是中国很有名的作家、革命家——说：“我想，人们在社会里，当初是并不这样彼此漠不相关的，但因豺狼当道，事实上因此出过许多牺牲，后来就自然的都走到这条道路上去了。所以，在中国，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车摔伤的人，路人围观或甚至于高兴的人尽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这便是牺牲所换来的坏处。”
这又是我的臆想。我该怎么用英语说“豺狼当道”？A government ruled by the evil? 还是A society manipulated by a disordered government?我不清楚。鲁迅所讲的牺牲应该就是革命。中国自古好革命，这是尽人皆知。到了近代风起云涌之势丝毫不减，也是尽人皆知。革命的好处自然明显，新政府换了旧政府，新制度换了旧制度，后浪推前浪。不亦乐乎。革命，是一群人的呐喊。根据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的解释，这个革命的群体不需要清晰的逻辑和缜密的推断，只需要一个有个人魅力的人站出来，亮出一个最简单易懂的口号，然后就是万人齐喊的场面了。不自控，但威力巨大。
另一方面，革命，又造就了个别人的孤独。这在蒋勋的《孤独六讲》中的“革命孤独”里说得很入人心。每个革命者都是有过强烈的挣扎的，最终才会走向这条路。对于死亡司空见惯的人估计同情心也不会有多少。中国在一场又一场革命里催生，在革命里成长，革命歌曲天天传唱。人一革命，大有六亲不认的气势。以前听过一个笑话。某男入党后，觉得其女友尚为团员，不知上进。后来分手，理由是，你不要来找我了！我是党员！
戏谑之词，不可当真。文学艺术之类，大多是吃饱了肚子才玩儿得了的。不吃饱了肚子也可以玩儿，但是玩儿出命来就不好了，就偏离了文学本身跑到别的路上去了，或许就成了革命。
回头来说中国人的生命意识。大概分两个方面，第一是中国人的性爱观念；第二是中国人对生命的价值观。按照资料显示，1980年中国颁布了新《婚姻法》，标志着中国第一次公开承认，性爱不仅仅是为了生儿育女，而是为了情感和快乐。之前呢？不得而知，有待考查。我只知道的是，1983年北京一位王姓女子在水中裸泳之后与十多名男子性交，后以流氓罪被判处死刑。
面对死刑，她说了这样一句话：“性自由是我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我的这种行为现在也许是超前的，但20年以后人们就不会这样看了。”二十年过去了，以后还将有更多的二十年过去。但是她死了，看不到了。现在，性自由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可以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就像革命，总要有流血牺牲。至于说这位王姓女子在这场“性革命”中起到怎样推波助澜的作用，也许是没有的。可是后人回忆起她的话，还是觉得她像一个革命家在预言未来，虽不如《圣经》里的预言恢宏雄伟，也是另一种勇气了。
至于中国人的生命价值观，不好说，不能说，说了也会被“和谐”的。和谐其实是好事情，古人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可惜，有人把“同”等同于“和”还浑然不觉，是很可悲的。不说，不代表不知道。说了，也不等于知道。一个时代都在不知道和知道不知道里面徘徊，大家都装作不知道，也是很可悲的。
记得一位老师在上课的时候问我们，如果你和一群人在一艘航行在海上的巨轮上，你突然发现它即将沉没，而其他人对此毫不知情。没有任何其他的工具可以逃生，也就是说，大家必死无疑。那么，你到底该不该告诉这些人。
有人说告诉，因为大家都有知道的权利，说不定还可以想些办法；还可以减少一下自己内心的恐惧；有人说，不告诉，因为反正都要死了，快乐地死不是比恐惧到死好些吗？讨论依旧在进行，其实两种观点都彼此渗透，说不清也道不明。就像很多其他的道理一样，不是简单的推理就可以肯定的。我想，辩论的精髓大概就在于此，即对于不肯定的事情加以雄辩，是了不起的事情。
接着，老师说，其实，这个知道船即将沉没的人就是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知。中国历代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为现实担忧，如同屈原“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味道一样。可是他们无从呐喊，因为他们看到的未来其他人看不到；他们无从申辩，因为他们逻辑是超前的逻辑，不为现实理解；他们努力在短暂的生命里承受全部的孤独，直到死去。在一个伟大的知识分子身后五十年到无限期之内，总会有声音说，某某某在很多很多年前就已经得出这个结论，可惜……
一个国度，能够珍视知识分子，听他们说话，是弥足珍贵的。不光是知识分子，作家、戏剧家、画家……都是一样。他们也许不讲政治，对现实一无所知，可是他们敢讲真话。讲真话的社会是不常见的，可是讲真话确实如此重要。当我走在埃文河畔斯特拉福德镇上的时候，惊奇地发现这个小镇的每一处景观都和一个人有关——莎士比亚。在埃文河畔，耸立着古老而有文艺气息的雕塑；在街头小店的墙上涂抹着莎士比亚的诗作和各色的语言创作；沿街没有大红大绿的横幅，只有头上方淡黄色的破旧的横幅上写着，欢迎来到莎士比亚的故乡，来到埃文河畔斯特拉福德。走在莎士比亚的故居逼仄的小屋里，看到他根本称不上富裕的房间布置，却看见有老人默默地站在古老的窗边沉思。很久很久。
莎翁若在天有灵，他也一定惊异于他不长的一生竟能换来这么多来世。
我去过的地方不多。两年前，去到乌镇——中国作家茅盾的故乡看。这位生活在莎翁死后四百年左右的中国作家是跟着时代走的，是享有盛誉的。也许是中国的作家太多了，也许是时代变迁太快了，我没有在这个旅游开发过度的小镇感受到任何茅盾的痕迹，除了那间房子。
话语权是知识分子最起码的权利（更起码的是生存权），活着但是不能讲话不敢讲话的知识分子不叫知识分子，但是个别除外，比如为了活着不能讲话不敢讲话的知识分子。弗洛伊德说得很对，受虐狂是这样形成的：假如人处于一种不能克服的痛苦之中，他会渐渐爱上这种痛苦，甚至把它当做一种幸福。我不敢说这是不是中国知识分子在绝境中的逆来顺受的心理。我想象那是一个彪悍异常火药味十足却可以全部转化为革命热情和阶级感情的时代，我想象那是一个淡化一切个人崇尚无限集体以至疯狂的时代，我想象，那是一个让人们对未来无所期待却又似乎期待很多终至斗志昂扬的时代……但是因为我只是看客，大多数时候，我只是历史书的读者，是历史影像的观众，我走不进那段历史。也终于被那段历史残忍地阻隔。这怪不得谁，这真的怪不得谁么？
（未完待续）
（采编：应鹏华；责编：麦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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