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一九五七年–一九六五年

一九六一年二月,也就是春节后不久,我们乘毛的专列前往广州。

汪东兴一上路似乎就有不好的预感。毛此行带了更多的女人。汪东兴出发后便跟我说︰“两个女的赛过一面锣。”

这次随行的,除车上的女列车员之外,毛还带上两个女机要员、一个托儿所的幼儿老师,她教过我的大孩子李重。在我的印象中,她是一位很善良而老实的年轻幼儿教师。原来她在中南海的舞会上,多次与毛交往,从而密切起来。她是在北京出生长大的,离开北京最远的地方只到过香山。毛这次带她出来,是让她开开眼。

一位高级军官妻子也同行。她看上去有四十几岁了吧,黑黑的,头发在脑后挽了一个髻,面容沉肃。那位妻子和毛在延安时就熟识了,一九四九年以后,被送去苏联学习,回来以后同军官结婚。

江青知道这段往事,一直想整她和她丈夫。彭德怀做国防部长的时候,江没有办法。一九五九年后林彪上台当了国防部长,江借林彪的手,要整她丈夫。这次这位妻子是向毛求援来的。

一路在火车上,毛曾叫军官妻子到他的车厢几次,每次出来,面色都很忧悒。到杭州的当天晚上,毛又叫她到他的的住室去了两个多小时。第二天清晨,一位女机要员来叫我,她说,军官妻子一夜没有回房间。我们去找她,发现她坐在湖边的石头上哭。毛当天便叫人给军官妻子买了一张火车票回北京去了。这事我一直弄不清原委结局。

离开杭州,去武汉,中经长沙,火车停在长沙郊外黑石铺机场。毛召集湖南省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和省委几个人到火车上谈话。

毛与幼儿老师在他车厢内面混很久后才姍姍出现。张平化和湖南省省委书记之一王延春在隔壁车厢里等了很久。

王是河北人,保留著农村中蹲著谈话的习惯,一直蹲在沙发上。会谈开始后,我、幼儿老师、两位机要员到火车下面散步。

机要室录音员刘凑过来,同我们一起走。大家正在说说笑笑地走著。刘对著幼儿老师说︰“今天我可听见你说话了。”

她愕然问刘︰“你听见我什麼话?”

刘笑著说︰“主席见张平化书记以前,在卧车里,你不是催他起来穿衣服吗?”

她又问︰“还听到什麼?”

刘嘻嘻地笑著说︰“都听见了。”

这时不止是幼儿老师,两位机要员都呆住了。幼儿老师脸色大变,急忙走回火车上去。

张平化他们谈过话后,毛说休息一下就开车。幼儿老师马上去找毛。她向毛讲了火车上安装了录音设备。

随后毛把汪叫去他车厢谈了大约一个多小时。汪向毛讲,他调回来,这是第一次外出,不晓得谁让录音的。汪出来以后,专列便向武汉全速驶去。

叶子龙和高智都下放劳动去了。机要秘书只有罗光禄一个人。汪将罗和录音员刘叫来。

汪说︰“主席问我,是谁让录音的。我说不晓得。我这次调回来,第一次外出。原来带些什麼人,照样带这些人。录音员是以前都带出来的。主席让我审你们,录音到底是怎麼回事情?还说,要将录音员关起来。我说,不要关了,跑不脱。”汪让罗光禄说说,录音是怎麼搞起来的。罗说,他也不清楚,為什麼装,什麼时候装起来,都不知道。这事要问叶子龙。

汪说,叶子龙已经下去劳动了,怎麼问得到。汪又问刘。刘说,领导指示他每次跟出来录音,他照领导的指示办,别的都不知道。

汪瞪了刘一眼说︰“领导上叫你录,你就录。主席同身边人随便闲谈,你录下音来,也是领导上布置的?”刘不讲话了。

汪又说︰“这简直是没有事找事。你们要录音,事先又不告诉主席,又乱录一阵。我怎麼同主席讲?”汪让罗和刘坐著等他,又到毛的车厢去了。

车到武汉是清晨四时多。大家下车到了梅园招待所。汪带著刘和招待所的一个电工,又赶到火车上去拆除录音设备。

我因為很疲乏,到招待所后,立刻进房睡下了。等我睡醒,已经是下午两点多鐘。我走到二号楼汪住室旁的会议室内。室内桌上摆著录音机,机音带,电线,各种小收音喇叭,一大堆放在那里。毛命令汪东兴、康一民(机要秘书室副主任)、罗光禄、录音员刘站在桌子背面,拍了几张照片,注明是对毛进行秘密侦察录音的人证物证,并将照片存档為证。

康一民是乘飞机从中南海赶来武汉的。康对汪很不满意。康说汪应该明白,没有中央几位领导人同意,无论杨尚昆或者叶子龙都没有这麼大胆。康认為汪没有在毛面前说点好话遮掩过去。

汪说,这个事,以前没有任何人打过招呼,这次是毛发觉的,怪不上别人。吵的结果,由汪去向毛报告,就说是机要室会议科想留下毛谈话的资料,以后好写党史。

毛听了以后更加生气,说︰“他们是不是从现在就开始準备,赫鱼晓夫式的黑报告?”以窃听他私人对话的方式撰写的党史,只有可能是黑报告。

毛私生活的放纵早是领导间公开的秘密,因此毛最大的恐惧还是在对他权力的潜在威胁。毛经常出巡全国各地,会晤地方首长干部的作法是种政治策略,以此来越过庞大的党的官僚体系,直接和地方领导接触。毛不愿意他在地方上的谈话被传回中央。他不愿意他随时讲的话,被当作中央制定政策的依据。当然毛更為愤怒的是,背著地录下他的讲话,可以作為以后反他的黑报告的依据。

毛又要汪将过去录下来的材料全部收缴焚毁。毛说︰“不要留著将来做黑报告的材料。”

刘录音员坦白交代,杭州汪庄也装有录音设备。汪报告了毛,又派了一中队丁队长去拆除。

对有关人员的处分,康一民调离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去中国人民银行工作。机要秘书罗光录调至第二机械工业部工作。由机要室调回徐业做毛的机要秘书。徐原先被调职的原因,是他公开谈论李银桥说江青去杭州躲风的事。刘下放陕西省劳动改造。

毛自然也清楚,康一民、罗光录、录音员刘只不过是奉命行事。对於火车专列、武汉梅园招待所及杭州的汪庄中的人,毛都没有过问。毛说︰“这些人什麼都不懂,什麼也不知道。”

毛认為这是中央这几个人,也就是其他中央常委和书记处,针对他的行动,采取的特务手段。结合这些年来反史达林的经验,他认為这是反他的準备行动之一。很自然,从这时起,他对中央的隔阂增加了,怀疑更大了。这些疑惧都在文化大革命时爆发出来。

使他更為震动的是,录音安装了几年,身边的人竟然没有一个向他通风报信。最后让他知道了情况的是他的女友。由此,他认為身边的人并不可靠,比较可靠的是女友。这些人往往告诉他真的情况。

自此后,毛对我便没有再像以往那样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