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月 30 日
10 时,去车站接紫阳同志。
下午 4 时,去紫阳同志处。他同意明天开常委会研究学潮。总的讲,他主张缓和的方针,嘴里说不变。实际上,我担心他为求得妥协,要承认团结学生会。游行也要使之合法化。
上午,我和王瑞林同志通了电话,要他向小平同志报告:“五·四”青年节期间,在北京可能出现更大的游行。
今天赵紫阳回国。上午 10 时,我去北京车站接他,并请他安排时间,忙听取我汇报这几天国内发生的情况,商量今后的对策。他答应,下午 4 时在他家见面。
下午 4 时,我如约去赵紫阳住处。赵紫阳住在中南海四号院,会客室在四合院的东厢房。我到的时候,室内空无一人,但充满烟气,烟缸里留下不少烟头。这证明他已经开过会了,是哪些人参加的会,不得而知。5 分钟后他来到会客室,我们交谈了约一个小时,他同意明天开党委会研究“学潮”。通过这次谈话,我感觉到他的总趋向仍然是主张对“学潮”采取缓和的方针,这显然与邓小平同志坚决制止动乱的方针不符合,也与他 4 月 26 日从平壤回电“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对付当前动乱问题所作出的决策”的表态大相径庭。我担心他为求得妥协,要承认在北大、清华等校新组成的“团结学生会”、“高自联”的合法性,使游行合法化。他也谈到社会上对他孩子搞“官倒”的传闻,说如果组织决定要他的孩子退出商业公司,他个人服从组织决定,但他没法去说服自己的孩子。他请求中央派调查组对他的孩子的问题立案调查。他说,从去年 9 月起,外面就盛传他要下台,还说他访朝回来后就要下台。对此,我也听到一些传闻,说去年 9 月开妇女大会时,在大会堂休息室小平同志和先念同志单独谈话,议论到赵是否应下台的问题。但小平同志说苦于无人替代,下不了决心。赵对我说,他是贯彻小平同志的一切指示的,小平同志万一不在了,他马上辞职。他说,过去攻赵,目的在邓,这次学生攻赵又攻李,目的也在邓。赵紫阳说这番话无非是表明他是忠实小平同志的。
后来得知,赵紫阳从北京站回到家后,鲍彤立即就到他那里,送上赵在“五·四”青年节的讲话稿。鲍彤还按照赵临行前的布置,密切掌握学潮情况,还找一批所谓赵的“智囊”、“精英”研究形势。他们对赵的政治前途有危机感,认为赵紫阳一是经济上没有搞好,二是政治上也不行,三是没有自己的干部,四是孩子搞“官倒”,形象也不好。因此,很可能成为这次学潮的“替罪羊”。他们建议赵紫阳要与邓小平保持距离,争取民心,才能促使自己,舍此别无选择。以后紫阳的实际行动就是按这些“智囊”计策去做的。从此,在处理学潮方针上,他不但同我、同中央的多数同志,而且也同小平同志发生分歧。
下午 6 时半,我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维杰通加,他是参加亚洲银行年会后,顺道来华访问的。会见后,我为他举行的晚宴。
日本共同社消息称,中国政府与学生代表的对话,不是代表学生利益的对话。北大张贴大字报说,参加对话的学生代表是学贼。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社论称,“中国的学生、知识分子和工人有可能成立一个政党,这是共产党遇到的困难。”
中央再次激烈争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