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给过度逐利的政府套上笼头了

举世瞩目的新拆迁条例千呼万唤出不来。据媒体最新报道，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的游说力量太强。本来公众指望，就像当初孙志刚用人命终结收容遣送一样，成都唐福珍自焚能够换来拆迁条例的大修。但现在看来，这点指望很可能落空。

地方政府何以反感新条例？一言以蔽之，利益驱动。举一个例子就够了：统计表明，2009年，地方政府所得土地出让金达1.5万亿之巨。如果新条例顺利出台，直接的后果是这1.5万亿不保。

当然，地方政府确有难处。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政锐减，需要堤内损失堤外补。而如果1.5万亿补的都是公共服务，倒也无可厚非。但问题是，土地出让金一直账外运行。缺乏实体程序的有效制约，缺乏强力的外部监管，这1.5万亿到底怎么用的，谁说得清楚？

也就无怪，会有豪华和超豪华政府办公楼竞相拔地而起，会有三公消费居高不下，会有跑冒漏滴明显照上马不误的种种政府工程。行政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个人化，早就是众所周知。这种背景下，如何保证1.5万亿都用于公共利益，而完全没有利益输送问题？

必须承认一个基本的事实，即政府也是民事主体，作为民事主体的政府，也有自己的个别利益。政府掌握公权力与政府有自己的个别利益，这是一个巨大的矛盾。所以人类才设计了分权制衡，舆论监督，司法独立等一整套现代文明，来约束政府。假设没有约束，那么先贤所称，为了百分之五十的利润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百的利润践踏人间一切法律，这种事就不仅会发生在资本身上，同样也可以发生在政府身上。

遗憾的是，相对于政府对利益的追逐力度，社会的约束是远远不够的。譬如就此次拆迁变法而言，地方政府动用强大的游说力量，包括各级地方政府的联合的力量，来狙击中央政府。那么，对它们的游说有什么约束没有？没有，甚至连起码的透明都做不到：具体谁在游说？怎样游说？游说的具体对象是谁？无不云遮雾罩。

地方政府的游说不仅不受约束，而且是具有垄断地位的游说。地方政府不受约束的同时，其他利益主体的游说权利却在事实上被取消。符合法定程序的多方游说，会带动全社会的公共辩论，这样的公共辩论是制定公共政策的前提。但显然，公共辩论机制在我们社会中并不存在，跟地方政府的大规模游说相对应的，不过是民间意见领袖零星的个人言论而已，在地方政府来说根本就不值一哂。

说到底，拆迁变法不过是唐福珍自焚等血拆悲剧激发的一时义愤所驱动，这跟利益驱动的地方政府相比，实在过于不对等。拆迁变法始终只闻雷声不见雨，就都在情理之中了。岂止拆迁变法如此？在几乎所有攸关公众利益的重大博弈中，公众一直缺位，长袖善舞的始终只是特定利益集团。甚至程序已有明确规定的听证会之类的游说和辩论平台，也往往被特定利益集团单方面操纵，成了它们把自己的个别意志包装成公共意志，把自己的个别利益包装成公共利益的政治口红。

对政府利益缺乏约束，必将而且正在导致至少以下严重后果：

后果之一，是政府性质的潜移默化。政府是民事主体，但政府绝不能是商事主体，早就是各国通行的惯例。如果政府成了商事主体，掌握着国家暴力的政府仗剑经商，那么所谓市场秩序就徒托空言了。而当下各级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门，却大多公然争做商事主体。

后果之二，因实际上的商事主体地位尝到甜头的各级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门，无法自拔，只顾赚钱，对只烧钱不赚钱的公共治理就会索然乏味，只赚钱不服务就会演成常态，导致地方公共治理某种程度上的失败。

后果之三，政府逐利所得的每一分钱，都出自民众的腰包，都是民众的损失。譬如因强制性的“低价征地、高价卖出”，农民向地方政府转移的价值总额，据称就高达20万亿—30万亿。规模之大令人震惊。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社会矛盾和冲突近年一直高发，以致年度维稳经费达5140亿之巨。

各级地方政府收入飞涨，跟维稳经费的飞涨，二者完全同步，这两组数字的因果关系显而易见。恩格斯说过:“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人与自然的关系如此，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也是如此。维稳成本就是对政府过度逐利的报复。天价维稳经费不过印证，政府过度逐利的经济和社会成本已到极限，是断然套上笼头的时候了。

原载本周《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