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痛感就是我们的痛感

 

傅国涌

【按:好几年前,《南方都市报》第一次出时评集时,要我写几句话,就写了这篇小文。今天找文章时,发现了此文,虽相隔数年,对时评、时评与时代的关系、与我们生活的关系,这些看法并无什么改变。】

 

在1949年以前相当长的岁月里,《大公报》曾经是“中国最好的报纸”,胡适认为《大公报》之所以成功,无非是因为它做到了两项最低限度的报纸职务:一是登载确实的消息,二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前者是新闻,后者是言论,它们共同构成了报纸的两翼,缺一不可。报纸的言论通常是以时评的形式出现的,包括社评和社外撰稿人执笔的个论等。自从1899年梁启超在《清议报》首创这一形式以来,在上个世纪相当长的岁月里,时评都是报纸的生命线,曾几何时,时评消失了,代之以副刊中带有更多文学色彩的杂文,这当然是一个不正常的历史现象。用我的老朋友樊百华先生的话说,时评是每天的生命,是日复一日的拱卒。对于推动社会进步来说,以直截了当的批评为主要特征的时评,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近些年来,仿佛一夜之间,新闻界重新发现了时评,许多报纸都有了“时评”版面,连杂文也都有时评化的趋势。
什么样的时评才是好时评?我总是一再地想起王芸生1943年在重庆《大公报》发表的《看重庆,念中原》。“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挤人丛,挨棍打,未必能够得到赈济委员会的登记证。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干树皮的忍不住刺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换到几斗粮食……灾荒如此,粮课依然,县衙门捉人逼拶,饿着肚纳粮,卖了田纳粮。忆童时读杜甫所咏叹的《石壕吏》,辄为之掩卷叹息,乃不意竟依稀见于今日的事实。”“河南的灾民卖田卖人甚至饿死,还照纳国课,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发豪商巨富的资产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满不在乎’的购买力?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这不是文学化、哲学化的转弯抹角的文字,而是直面现实、毫无遮掩的文字,即使今天读来,依然令人动容,难怪当时此文一出,大街小巷争相传阅,拍手称快。这样的时评注定要永远留在新闻史上,因为它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良心。《大公报》当年为这篇时评付出了停刊三天的代价。

 

我们深知,要产生真正的好时评一定离不开一个良好的外部言论环境,离不开写作者本身内在的道义关怀、人格追求。前者,不是凭一己之力一时所能做到的。后者却是每个人可以自我要求的。批判是时评存在的意义所在,直截了当地说出真相,面对真问题,说出自己真实的良心判断,这是时评这一特有的文体所承载的使命。相反,不痛不痒、缠上一层又一层裹脚布的“时评”,戴着镣铐舞蹈的“时评”,常常失去了时评的本来面目,变成可有可无的东西。在今天中国大陆的报纸上,我们虽然没能看到足以与王芸生、张季鸾这些前辈相媲美的文字,这是现有环境的限制。但是,互联网上不乏追随张、王当年余续的文字。何况,那么多天南海北、大大小小的报纸不约而同地重视时评版面的本身,最终将会开创出一个新的公共空间来。

 

一个开放的、多样化的、包容的时代离不开时评,时评根植于我们的社会生活当中,不是纯粹的文字游戏,不是时评家书斋中赏玩的对象,它与我们每时每刻的生活血肉相连,时代的痛感就是我们的痛感,时评就是对这种痛感的回应。一句话,时评需要深入生活的底部,也需要仰望星空。真正有生命力的时评不需要黄金铸造的桂冠,千百万读者会主动在心中为它加冕。     

“要翻墙,用赛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