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

1912年11月，梁启超终于结束长达15年的流亡生涯，返回祖国。作为蜚声海内外的“言论界的骄子”，他受到了各界空前热烈的欢迎。他在《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与将来》的演讲中说：“鄙人二十年来，固以报馆为生涯，且自今以往，尤愿终身不离报馆之生涯者也。”的确，从他1895年第一次办报到1929年逝世的35年间，中国历史上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几乎都与他和他所办的报刊有直接、间接的关系，他开创了百年言论史上极为重要的“梁启超时代”。“以言报国”1895年8月17日，年轻的梁启超追随老师康有为在北京一起办起了《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多年后，他在北京报界欢迎会上演说时说，“日出一张”，“只有论说一篇，别无记事”，每册连封面10页，约4500字，梁启超“日日执笔为一数百字之短文”1，随宫门钞免费赠阅，还要给人送酬金。这是梁启超第一次参与办报，是他所说的“沿门丐阅时代”。1896年1月20日，强学会被封，《中外纪闻》与《强学报》一起随即被迫停刊，一共只存在了5个多月。同年8月9日，《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汪康年为经理，梁启超为总撰述，他前后主持笔政一年多。《时务报》为旬刊，10天一期，每期20页，约3万字。“每期报中论说四千余言，归其撰述；东西文各报二万余言，归其润色；一切奏牍告白等项，归其编排；全本报章，归其复校。……经启超自撰及删改者几万字，其余亦字字经目经心。”2《时务报》一纸风行，不胫而走，发行量最高时达1.7万份，创下了当时报刊发行量的最高记录，“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时务报》共出了69期，据统计，《论说》栏发表政论112篇、《时务报馆文编》栏发表文章21篇，共133篇，其中梁启超一个人就写了60篇，年仅24岁的他以那支“笔锋常带感情”、“别有一种魔力”的笔，写下了《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政论。《变法通议》全文7万字，连载21期，热情地喊出了“变亦变，不变亦变”的时代最强音，提出了“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废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的具体措施。这些“务求平易畅达”的议论，使海内耳目为之一新，舆论为之大振。《时务报》因梁启超而风靡全国，梁启超因《时务报》而名动一时，“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他在《时务报》第一期发表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首次把报纸比做耳目、喉舌，具有“去塞求通”的功能，有了报纸，“待以岁月，风气渐开，百废渐举，国体渐立，人才渐出，十年以后而报馆之规模亦可以渐备矣”。3这段时期，他还参与创办了澳门《知新报》，遥领撰述之职。1897年10月，梁启超离开《时务报》到湖南时务学堂任总教习，同时积极支持《湘学报》和《湘报》，为两报写稿。这些报刊形成了一股有力的维新变法思潮，对于推动戊戌变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这是梁启超报业生涯的第一个阶段，是他“以言报国”理想的最初尝试。1898年9月，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流亡日本。不到3个月（12月27日），在冯镜如等华侨的支持下，他在横滨创办了《清议报》旬刊，每期40页，比《时务报》篇幅增加一倍，以“主持清议、开发民智”为宗旨，“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批评政府，介绍新知。梁启超连续发表《爱国论》、《自由书》、《国民十大元气论》及《少年中国说》等文，首次提出“国民”概念，认为中国几千年来只知有“国家”，不知有“国民”，“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并开创了短评、时评等体裁，至今流行的“记者”、“党报”、“机关报”等新闻专用名词都是他在《清议报》最先创用的。其时百日维新刚刚遭到血腥镇压，梁启超流亡海外，惊魂未定，心中的痛恨可想而知。梁启超自称“明目张胆以攻击政府，彼时最烈矣”。清廷虽然严禁《清议报》入口，但还是有一部分被秘密偷运回国发行，到第十三期，发行量就达到4000多份，还发行到世界各地。1901年12月21日，《清议报》满100期，他发表长文概括《清议报》四大特色：倡民权、衍哲理、明朝局、励国耻，“此四者，实惟我《清议报》之脉络之神髓。一言以蔽之：曰广民智振民气而已”。不料第二天的一场大火烧毁了报馆，出版了整三年的《清议报》因而停刊。由于其他活动，梁启超实际主持《清议报》只有一年半（1900年4月，他在檀香山办《新中国报》，任主笔，8月离开），但他在《清议报》发表过30多篇政论、几部专著和大量诗文。郭沫若回忆：“《清议报》很容易看懂，虽然言论很浅薄，但他却表现得很有一种新的气象。”“梁启超时代”《清议报》停刊不到一个半月，1902年2月8日，梁启超又在横滨办起了综合性半月刊《新民丛报》，六股中他个人居其二。创刊号宣布三条办报宗旨：一、“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本原”；二、“本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惟所论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故于目前政府一二事之得失，不暇沾沾词费也”；三、“持论务极公平，不偏于一党派；不为灌夫骂座之语，以破坏中国者，咎非专在一人也；不为危险激烈之言，以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新民丛报》从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到宗教学术、小说文苑无所不包，东南西北、古今中外无所不谈。这是梁启超一生中办得最成功的一个刊物。内容之丰富、议论之深刻、编辑之认真、印刷之精美都是“中国报界前此所未有”。他自述：“别办《新民丛报》，稍从灌输常识入手，而受社会之欢迎，乃出意外。”4《新民丛报》历时五年半，是梁启超一生创办的报刊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黄遵宪评价他的言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他的文章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启迪、影响了一代乃至几代人，被誉为“言论界的骄子”。《新民丛报》最初发行2000份，不到一年即增至9000份，以后经常发行1万份左右，最高发行量达1.4万份，仅创刊号就加印了四次，在国内外设立了97个销售处，可谓盛极一时。1902年，梁启超发表《敬告我同业诸君》，提出报馆“两大天职”说——“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关于监督政府，他说：1．政府为什么需要监督？“政府者，受公众委托而办理团体之事业者也。非授予全权，则事固不可得举；然权力既如此重且大，苟复无所以限制之，则虽有圣智，其不免于滥用其权，情之常也。”所以需要监督。2．谁来监督？“此种监督权谁操之？曰：舆论操之。舆论无形，而发挥之代表之者，莫若报馆。虽谓报馆为人道之总监督可也。”“若立法、司法两权之独立，政党之对峙，皆其监督之最有效者也。犹虑其力之薄弱也，于是必以舆论为之后援。西人恒有言曰，‘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为一切自由之保障’，……而报馆者即据言论、出版两自由以实行监督政府之天职者也。”3．报纸为什么能监督政府？“报馆者，非政府之臣属，而与政府立于平等之地位者也。不宁惟是，政府受国民之委托，是国民之雇佣也；而报馆则代表国民发公意以为公言者也。”4．报纸怎样监督政府？“当如父兄之视子弟，其不解事也，则教导之；其有过失也，则扑责之，……教导与扑责同时并行，而一皆以诚心出之。”这是监督的态度。“宜务其大者远者，勿务其小者近者。……当监政府之大方针，而不必摭献替于小节一二事。”这是监督的方法。关于国民向导，他认为国民“最乏普通知识”，“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所以需要普及德育、智育。向导国民无非三个途径：学校、报纸、著书。“学校者，筑知识之基础，养具体之人物者也。报馆者，作世界之动力，养普通之人物者也。著书者，规久远、明全义者也。”报纸是“政本之本，而教师之师也”，可以“鉴既往，示将来，导国民以进化之途径”，客观报道“政府、人民所演之近事，本国、外国所发之现象”，“比近事，察现象，而思所以抽绎之、发明之，以利国民，报之以主观也。”这是指报刊评论，评论虽然主观，但它是公开的，哪怕偏激，必然有其他人提出相对的看法，又会有人折衷，“互相倚，互相纠，互相折衷，而真理必出焉。”一百多年前，这些新闻观念何止是石破天惊，与他最初提出的报纸“喉舌”、“耳目”论相比，“两大天职”论是个质的飞跃，是梁启超报业思想成熟的标志。监督政府、向导国民，提倡客观报道、注重新闻评论，这些思想和他的办报实践一起，把中国报业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成为王韬之后，中国报纸“文人论政”的一个代表人物，开创了百年言论史上光彩夺目的“梁启超时代”。从1899到1907年，达尔文的进化论、卢梭的天赋人权说、孟德斯鸠的政治法律学说，在梁启超的灵魂深处扎了根。这是他政治思想的高峰期，也是他报业生涯的黄金时代。他在《清议报》批评清廷的腐败、黑暗，在《新民丛报》大力传播民主、自由、平等、民权、共和等观念，大量介绍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以“中国之新民”笔名发表了《新民说》等脍炙人口的著作，以他清新的文笔、振聋发聩的言论开一代风气，影响了一个时代，倾倒了无数青年，在当时和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同一时期，他还创办了我国最早刊载新体小说的《新小说》月刊，提出了小说与社会关系的著名观点，发表了他自己用对话体写的《新中国未来记》、吴趼人著名的谴责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到1905年10月，出了10期以后停刊。1903年2月，梁启超到美国、加拿大游历、考察，12月回到日本，深感中国国民素质低下，不够共和国公民资格，实行共和“稽之历史，乃将不得幸福而得乱亡；征诸理论，乃将不得自由而得专制”。从此，他不再倡言种族革命，专言政治革命，一度曾竭力鼓吹“开明专制”。围绕这些问题，从1905年开始，他在《新民丛报》与《民报》展开了一场历时近两年的大论战。1907年2月，徐勤向康有为报告：“东京自去年《新民丛报》与《民报》剧战，大获全胜。留学界中言论大变后，《中国新报》（杨度所主持）、《大同报》（满人所主持）、《牖报》（山西人李君主持）、《云南》杂志诸报，皆与《新民丛报》表同情，故革命党之势顿衰，孙文又被逐，《民报》记者又不和，政闻社遂乘时而起。”5但是，梁启超在《新民丛报》92期发表的《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中则远没有这么乐观6。1907年8月，被誉为“丛报界之魁首”的《新民丛报》停刊，但其影响并没有随着它的停刊而消失，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几代人。与梁启超同时代的黄遵宪评价他的学说政论“所向无前”，“震惊一世”，“力可谓雄，效可谓速”。梁的学生吴其昌将他的文章与同时代的谭嗣同、章太炎、严复等进行了比较之后说：“以饱带感情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洋洋万言，雅俗共赏。读时则摄魂忘疲，读竟或怒发冲冠，或热泪湿纸，此非阿谀，惟有梁启超之文如此耳！……任公诚为舆论之骄子，天纵之文豪也。”我以为并不过分。他独创的“新民文体”和他的文章本身，无论当时还是身后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新民说》、《少年中国说》那一泻千里、汪洋恣肆的文字，不知倾倒了多少中国少年，激励他们去建设少年中国。胡适、鲁迅、毛泽东、郭沫若、王芸生、邹韬奋……，20世纪历史上许多绕不过去的人物都曾吮吸过他的乳汁。毛泽东说自己上小学时把《新民丛报》“读了又读，直到差不多背得出来”。邹韬奋说在南洋公学时把《新民丛报》“几本几本的借出来看，简直看入了迷”，“新民文体”的极大感染力使他产生了“要做一个新闻记者的动机”。郭沫若在《少年时代》中说：“当时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王芸生说：“我读《新民丛报》，正在十年以后，也在这份报的合订本中得到不少的知识”，“很受他的文章的启迪”。71923年10月9日，胡适在给高一涵、陶孟和的信中说：“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而《民报》与《甲寅》还算不上。”其中两个杂志是梁启超主笔的。从1896年执《时务报》笔政到1907年《新民丛报》停刊的十年间，梁启超在多方面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报业，他引进、提出了“监督政府”、“向导国民”及“报馆之天职，则取万国之新思想以贡于其同胞者也”等新思想、新观点，甚至连后来报刊常用的“公德”、“国家思想”、“权利思想”、“自治”、“自由”、“自尊”、“合群”、“进步”、“义务思想”、“私德”、“民智”等大量普通名词也都是并不精通外语的他一手贡献给本民族的。“文明之母”梁启超在《清议报一百册祝辞》中说：“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惟一切文明之母，而近世世界种种现象皆其子孙也。而报馆者实荟萃全国人之思想言论，……故报馆者，能纳一切，能吐一切，能生一切，能灭一切。西谚云：‘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伟哉，报馆之势力！重哉，报馆之责任！”8他认为中国近代报业发展迟缓固然有种种原因，但最主要的就是缺乏思想、言论、出版三大自由。所以，他一直致力于争取“三大自由”，并为之耗尽了心血。《新民丛报》之后不过三个月（1907年11月），他即创办《政论》杂志，以“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为奋斗目标，第一期在东京出版，接着随政闻社迁到上海。1908年3月，政闻社被查禁，《政论》停刊，共出了7期。1910年2月20日，梁启超在上海创办《国风报》旬刊，每期100多页，“以忠告政府，指导国民，灌输世界之常识，造成健全之舆论为宗旨”。“专从各种政治问题，为具体之研究讨论，思灌输国民以政治常识”，发表了大量介绍国会、宪法、内阁、官制、财政、实业、外交、地方自治等问题的文章，实际上提供了一整套建立宪政国家的方案。1910年冬天，清廷假立宪的面目暴露后，他“无日不与政府宣战”，对当时如火如荼的立宪运动产生了深刻影响。《国风报》半数以上稿件出自他的手笔（笔名“沧江”），每期稿件都是他在日本编定，寄到上海印刷发行的。这是他在辛亥革命前办的最后一个刊物，共出版53期，到1911年10月停刊时，武昌起义的风暴已迫在眉睫。1904年，梁启超曾化名潜回上海，与狄楚青等具体筹划创办《时报》，名称、发刊词和体例都是他撰定的，初期一些论说也由他从日本寄回。《时报》是当时比较成功的大型日报，大胆革新报纸版式，我国报纸确立每日一大张、分四版的版式就是由《时报》开始的，并逐渐被读者所接受，被各报所仿效，最终在新闻界确立，报纸、杂志才完全分了家。虽然《时报》筹备期间，康有为一次拨给开办费7万元，到1908年累计拨款20万元，约占当时保皇会所得捐款1/8，但《时报》始终坚持了非党派的办报方针。1910年7月，梁启超的门生、密友徐佛苏在北京创办《国民公报》，梁积极帮助制定方针、筹款、撰稿，“于开办数月之内，每三四日平均寄文一篇，畅论国民应急谋政治革命之理由”，并长期保持密切的关系。1912年12月，梁启超回国不久，即在天津创办以政论为主的《庸言》半月刊，他自称“对于国内各团体尚无深切关系”，该刊是“独立发表意见”，既批评袁世凯政府，也批评国民党，以超党派自居，借在野之身“以言论转移国民心理”。由于他的声望，《庸言》一创刊就发行万份，风行一时，发行量最高达1.5万份。他在辛亥革命以后最早提出“言论独立”的主张：“无论经济若何困难，终不肯与势力家发生一文钱之关系。”这些对以后的报纸都产生了很大影响。1915年1月，中华书局创办《大中华》杂志，聘梁启超为总撰述。袁世凯称帝前夕，袁克定说：“得渠一言，贤于十万毛瑟也。”9不料，8月20日，梁启超在《大中华》发表著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申报》等大报予以转载，一时轰动全国。事先，袁世凯以20万元为条件，要他不发表这篇文章，遭到他的拒绝。上海《时事新报》、北京《晨报》都与梁启超为主的“研究系”关系密切，在“五四”前后的中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晨报》副刊和《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是当时享誉全国的著名副刊。1919年9月1日创刊的《解放与改造》杂志，目的是“想从学术思想上谋根本之改造，以为将来新中国的基础”，1920年梁启超从欧洲回国后，参与主编，并改名《改造》。他执笔写了发刊词，还发表过15篇有关政治、历史、文化的论文，直到1922年9月停刊。在这之后，梁启超再也没有办过报刊，他晚年的学术文章和其他诗文主要发表在《京报》、《晨报》、《申报》和《东方杂志》。从1895年涉足报界，到1922年，梁启超的报业生涯长达27年，亲自创办或主编的报刊就有11种，积极支持和暗中指挥的有6种，这在中国报业史上是罕见的。他对报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创造了独特的报刊“新文体”——被誉为“新民体”。他在《清代学术概观》一书中自述：“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略不检速。学者竟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他开辟短评和时评，打破冗长、空洞的论说独占报刊评论版面的局面，创造出一事一议、短小精悍、开门见山的短评这一新型的报刊体裁。《新民丛报》专门设立了《国闻短评》专栏，各报纷纷仿效。他规划的《时报》也以时评见长。他首创报刊杂文体，在《清议报》、《新民丛报》发表过不少犀利的杂文；他最早在《新民丛报》刊用铜版新闻照片；他将小说引进报刊，不仅在《清议报》、《新民丛报》设立小说栏目，而且创办《新小说》，发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文，身体力行，大大提高了小说的地位。他为推动“文明之母”做出的这些努力将永远记在中国新闻史上。1925年，这位当年的“舆论权威”为戈公振译的《新闻学撮要》作序，称新闻事业是高尚的事业，报纸的目的是服务公众，“惟其感化人民思想及道德之力至大无匹”，语重心长地勉励青年人进入报界之后，“勿因现状之未善而灰心于此界”。为新闻界“立法”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的长篇新闻学论文，首揭衡量报刊“良否”的四条著名标准，实际上提出了他的四条办报准则：“一曰宗旨定而高”，反对以牟利、媚权贵、悦市人为宗旨，主张“以国民最多数之公益为目的”。“二曰思想新而正”，倡导新思想，以造成新空气、新国民。同时强调要从实际出发，“校本国之历史，察国民之原质，审今后之时势”。1903年，他去美国考察，曾得出共和不适合中国的结论；1919年，他去欧洲考察，又得出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的结论。“三曰材料富而当”。强调报刊内容要丰富，编辑要得当，使读者能“阅一字得一字之益”。“四曰报事确而速”。100年前，他就指出新闻要准确真实，报道要迅速及时，对报纸的真实性、时效性原则有了明确的认识，他说：“故各国之报馆，不徒重主笔也，也更重时事”。他同时指出：“有一人之报，有一党之报，有一国之报，有世界之报。以一人或一公司之利益为目的者，一人之报也；以一党之利益为目的者，一党之报也；以国民之利益为目的者，一国之报也；以全世界人类之利益为目的者，世界之报也。中国昔虽有一人报，而无一党报、一国报、世界报。……若前之时务报、知新报者，殆脱一人报之范围，而进入于一党报之范围也。敢问清议报于此四者中，位置何等乎？曰在党报与国报之间。”10坦言《清议报》还够不上“一国之报”。1904年6月12日，他在《时报》发刊词中指出：“若夫新闻事实之报道，世界舆论之趋向，内地国情之调查，政艺学理之发明，言论思想之介绍，茶余酒后之资料，凡全球文明国报馆所应尽之义务，不敢不勉，此则同人以言报国之微志也。”11在《〈时报〉发刊例》中，他制定了报刊评论和新闻的写作准则。论说的准则有四条：以公为主（“本报论说，以公为主；不偏徇一党之意见。”“非好为模棱”，而是因为挟党见论国事，就会有失公允）、以要为主（必一国一群大问题）、以周为主（凡关于一国一群大问题，为国民所关注的），以适为主（适合“中国今日社会之程度”）。12记事分别是以“博、速、确、直、正”为主，提出了新闻要广泛、及时，在社论外另设“简短隽利”的短评，以“忠实报闻，无所隐讳”、不登“风闻影响之事”、摒绝“攻讦他人阴私，或轻薄排挤，借端报复之言”等为准则。13这些在西方早已是常识，但对中国报界还是陌生的，所以有人说他的这些观点“无异于在替当时的新闻界立法”14。他很早就留意研究舆论问题，认为报刊对健全舆论的形成负有很大责任。“舆论无形，而发挥之代表之者，莫若报馆。”1901年，他曾发表过《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一文。1910年，他在《国风报叙例》和《读十月三日上谕感言》两文中指出：舆论必须是多数人公开表达出来的意见，它的形成必须是“至当之事理而适合于时势者”，否则无论怎样鼓吹也形不成舆论。舆论是天地间最大的势力，一旦形成就有雷霆万钧的力量，梁启超称之为“社会制裁之力”。健全的舆论是多数人的意见，具有统一性、继续性，报纸是造成健全舆论最有力的机关。要造成一国健全的舆论，他认为要靠多数报纸都能守“五本”、修“八德”：“五本”是指常识、真诚、直道、公心、节制，缺一不可。持论要从常识理性出发，不计私人利害，真诚为国家利益考虑，不畏强权，敢于直言不讳，不能在强暴面前噤若寒蝉，更不能“依草附木，变其主张以迎合之”。本着公心，不以自己的好恶判断是非，不“怀挟党派思想，而于党以外之言论举动，一切深文以排挤之”，也不能“自命为袒护国民，而于政府之所设施”一概反对；不是“拨之以感情”，而要“导之以真理”。也就是强调言论的独立性、客观性。“八德”是他一贯提倡的“以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的体现，即忠告、向导、浸润、强聒（坚持不懈）、见大、主一（始终一贯）、旁通、下逮（内容要适合读者的知识水平）。报人要恪守“五本”、“八德”，自爱自重，导人先导己，“新民”理想的实现有赖于启蒙者的自我启蒙。1921年12月10日，他在《时事新报》发表的《本报五千号纪念辞》中说：“吾侪从事报业者，其第一难关，则在经济之不易独立。……同人等殊不敢以清高自诩，但酷爱自由，习而成性，常觉得金钱之来，必自势力，无论受何方面金钱之补助，自然要受该方面势力之支配；即不全支配，最少亦受牵掣。吾侪确认现在之中国，势力即罪恶，任何方面势力之支配或牵掣，即与罪恶为邻。吾侪不能革涤社会罪恶，既以兹愧，何忍更假言论机关，为罪恶播种；吾侪为欲保持发言之绝对的自由，以与各方面罪恶的势力奋斗，于是乎吾侪相与自矢：无论经济若何困难，终不肯与势力家发生一文钱之关系。”他还说：“吾侪又确信报馆之天职，在指导社会矫正社会，而万不容玩弄社会、逢迎社会。”15这些话是对他大半生“以言报国”的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是他对中国独立报纸的期待，是为新闻界“立法”。他提出立言的宗旨是启迪民智，熏陶民德，发扬民力，最后养成共和法治国民的资格。1912年，他在结束流亡回国的欢迎会上说：“此则十八年来之初志，且将终身以之者也。”这不仅是梁启超献身报业27年的初衷，也是他终生奋斗的目标。他不断地呼唤“新民”，他的报业生涯始终贯穿着“新民”理想，所以他自号“新民子”，创办《新民丛报》，写下了传世的《新民说》，直到五四运动后，他还大力倡导国民运动，热切期盼着古老民族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国民”。他通过报刊、言论影响社会，在近代中国转型时期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创造了百年言论史上无法回避的“梁启超时代”，他的名字见证了一个风云变幻的大时代。【注释】14《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24、25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2《创办〈时务报〉原委》，1898年8月11日《知新报》66册，转引自《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3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381011121315《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20、37～38、45、132、132、132～133、169、170页。5《康有为与保皇会》，38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6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下册，39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7王芸生：《梁启超的时评》，原载《新闻战线》，1960（1）。9陶菊隐：《政海轶闻》，2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14孙文铄：《梁启超》，原载《新闻界人物·六》，138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2009-06-19

光绪与康有为、梁启超合影。这张照片是康有为利用相片合成技术伪造的，梁启超终生未曾与光绪谋面。1898年，光绪帝还不到而立之年，平心而论，他确是一位有抱负的青年君主，但他手中没有足够的权力，至少没有改写历史、扭转文明航向的实权。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必败无疑，如果参与维新变法的大臣志士运筹好了，稳健地推动渐进的变革，逐渐化劣势为优势，虽说成事在天，毕竟谋事在人。从当时的情况看，论天时，危机感笼罩之下，为民族谋出路，得人心，许多士大夫都支持变革，至少慈禧太后一开始并不反对变法，否则，一百天都不可能。论地利，至少在湖南有陈宝箴这样坚定的维新派，湖北的张之洞、谭继询也基本上支持变法，其他地方在观望之中的疆吏，假以时日，也并非不能跟上来的。论人和，皇帝站在了变法的中心，有一部分大臣，许许多多有科举功名的读书人站到了这一边。不能说变法就注定了失败。历史没有命定。现在有人提出，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谋不臧”，康有为他们急于求成，卤莽急进而不是稳健渐进，导致慈禧太后老脸一怒，整个局面翻盘。这一说法未尝没有一点道理。当然把失败的主要原因归到他们身上也不合乎历史事实。康有为因身历戊戌变法而暴得大名，流亡海外十六年，“周游大地，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晚年在他所反对的民国安享富贵尊荣。他支持张勋复辟，可惜只捞了个弼德院副院长的虚职。他在西湖边筑庐，娶得孙女辈的西子姑娘为六姨太太。他在《大同书》中鼓吹的一夫一妻从来没有想过要身体力行，那只是给后人研究的思想罢了。我曾说，不能落在大地上的思想是不会发芽的。在百日维新之后，他实际上已成了个拉倒车的。相比之下，他的学生梁启超后来的贡献要在他之上。近些年来，研究这段历史的专家作过许多努力，越来越多有关戊戌变法的历史细节被挖出来了。大量可靠的史料可以证实，康有为确是维新运动不可忽视的重要推动者，但并不是像他自己说的那么天花乱坠，比如所谓衣带诏是他伪造的，比如所谓一千三百多举人联名“公车上书”也与事实多有出入，当然，他起草的那份文稿还是所有上书中最精彩、最有分量、最激动人心的。诸如此类的史实正逐渐变得清晰起来。一1888年，康有为30岁，一介书生，没有官爵，连举人的身份都还没有，按照清王朝的制度，他根本没有给皇帝上书的资格，也没有过问国事的权利。他却写下了一生中第一份上光绪帝书，当然他的上书根本就到不了光绪的手中，这一年光绪帝虚岁只有十八，还没有亲政（一年后大婚才亲政）。此后在1895年，康有为锲而不舍，一而再，再而三地给光绪上书，从1888年到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的那年6月，他已经给皇帝四次上书。这些上书无一能上达天听（康有为本人的说法，第三封上书皇帝看到了，而且很感动。）要是一般人肯定放弃了，坚持8年不容易，8年中他完成了科举的几个台阶，先是成了举人，再是甲午战争那年中了进士。到1898年1月，他又连续三次上书，年轻的光绪帝终于看到了他的变法主张，并大为感动，要见他。从1895年到1898年之间，民族危机的压力日甚一日，和他一样关心民族前途与命运的还有大量青年读书人，包括谭嗣同、陈三立等“翩翩浊世佳公子”，甚至一些体制内功成名就的官僚也在琢磨着怎样才能挽救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鼎立支持他走上这条风云之路的是他在广州万木草堂的门生弟子，才华卓越、少年中举的梁启超就是其中之一。从1895年四次上书不成以后，康有为有将近三年没有上书。这几年，他其实也没有闲着，他组织了北京强学会，发展到上海等地，参加或支持这个强学会的人有不少还是朝廷命官，比如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刑部郎中沈曾植、内阁中书（后来“戊戌六君子”之一）杨锐等人，还有一个当时赋闲的温处道袁世凯。也是1895年，他令得意弟子梁启超办了《万国公报》（《中外纪闻》），每期发行3000份，随朝廷的邸报免费赠送给各级官员，开启管制。1896年，他令弟子梁启超等人和汪康年等人合作在上海创办了非常有影响的刊物《时务报》。1897年，又在澳门办了一张宣传自己政治主张的《知新报》，以他弟弟、后来被杀的六君子之一康广仁是总理，主笔的都是康门弟子。理论上、组织上、舆论上，这一切都为他在戊戌年的出场提供了前提。二1897年，因为德国要强占山东半岛胶州湾，各国列强纷纷提出新的要求，英国要强租威海卫为军港、俄国干脆派军舰占领旅顺、大连湾，法国要强租广州湾为军港，还要强租九龙半岛、香港附近各岛屿、大鹏、深圳二湾，租期99年，美国也要了粤汉铁路的路权。由此引发新一波的民族危机。呼吁维新变法的声浪也随之高涨。康有为的第五次上书1898年1月写的，其中提出上中下三策：上策是“采法俄日以定国是”，中策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下策是“听任疆臣各自变法”。他说这三策，能做到上策，国家可以走上富强之路，能做到中策，则还可以勉强维持，能做到下策，则国家不至于全完蛋。请皇帝选择。至于他自己会不会因言获罪，已经顾不得了。这封上书中有一番很沉痛的话：“职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最后还有一句话，康有为说自己不忍心看到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在煤山上吊的一幕重演。这次上书也没能及时到达皇帝手中，但后来终于转达上去，那些感人的肺腑之言据说很是打动了年轻的光绪帝。光绪提出要召见康有为，因为康只是六品，按大清惯例4品以上才能召见，所以被王公大臣劝阻了。皇帝只好派大臣王公1月24日在总理衙门接见康有为，又命他们转呈康有为写的《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考》等文章或书，前一本是讲日本明治维新的，后一本是讲俄国彼得大帝学习西方变革的。康有为继续写他的折子，第六次上书是1月29日写的，这个折子全名是《应诏统筹全局折》，实际上提出了一整套系统的变法纲领，其中最急的是三条：第一、大集群臣于天坛、太庙，或御乾清门，诏定国是，躬申誓戒，除旧布新，与民更始。第二、一定舆论，设上书处于午门，日轮派御史二人监收，许天下士民，皆得上书……则下情咸通……。第三，设制度局于内廷，选天下通才十数人，入直其中，王公卿士，仪皆平等……皇上每日亲临……第一条的意思是，宣布变法，第二条很具体了，就是在午门设立专门的上书处，每天轮流派两个御史去值班，允许天下读书人、老百姓上书言事，下情可以迅速上达。第三条制度局是制度创新，他说可以仿造清廷早年几个皇帝设南书房、军机处的先例，但是他设想的制度局明显是近代的产物，他自己有具体的构思，要在制度局下面设立12个局，包括：法律局、度支局、学校局、农局、工局、商局、铁路局、邮政局、矿务局、游会局、陆军局、海军局等。这完全是一个现代国家行政机构的规模设置，其中度支局就是财政局的意思，游历局是管理全国各政会、学会、教会、游学等团体的，类似民政的部分功能。其中制度局是要害，如果设立起来，实际上就架空了原有的军机处和六部，这在当时是个极为大胆的建议。这个上书到光绪帝手里，据说皇帝“非常满意”。三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正式颁布《定国是诏》，宣布变法，著名的戊戌变法由此拉开序幕。此前几天，康有为代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御史杨深秀起草的两份折子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事实上，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包括康有为在内的许多人已付出长期的努力，1895年准备参与他起草的那份“公车上书”的就有一千多举人啊，仅仅1895年5月2日这一天就有十五起呼吁变法的上书，还有那些参加强学会、保国会、南学会的人们，那些办报、著书、写文章的，是他们、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有名的与无名的，共同推动了轰轰烈烈的悲壮的维新运动。这其中光绪帝自身的决断非常重要，鼎力支持变法的湖南巡抚陈宝箴的贡献也不会比康有为少。我们更不能忽略下达这道关键的《定国是诏》前，光绪帝到颐和园请示过慈禧太后，得到许可。两天以后，也就是6月13日，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上了一道有名的折子《密保维新人才折》，保举五个人：康有为（工部主事）、张元济（刑部主事）、黄遵宪（时为湖南盐法长宝道兼署湖南按察使）、谭嗣同（湖北巡抚谭继询的儿子、江苏候补知府）、梁启超（广东举人）。折子希望皇帝能重用他们。有人考证这个折子是康有为自己代拟的，不过这一点并不太重要。光绪帝当天就朱批：“二十八日预备召见”康有为和张元济。这次他再也不征求王公大臣的意见了，毕竟变法已启动。四月二十八日是农历，就是公历6月16日，也就是要在三天后召见康、张，速度之快令人意外。同时，光绪帝下旨召黄、谭进京，安排梁在各国总理衙门查看。6月15日，他们俩还和开缺回原籍的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一起吃晚饭。根据翁同龢日记，早在5月26日光绪帝就向他索要康有为的“所进书”，翁的回答是自己与康不往来，光绪问为何？他回答说“此人居心叵测”。问他以前为何不说，他说最近看了《孔子改制考》才知道。其实康有为和翁不仅认识，有交往，而且康为了取悦翁，获得他的支持，专门在一本书法著作《广艺舟双楫》中肉麻地吹捧翁同龢父子的书法成就。翁身为清朝重臣、帝王之师，不贪财，但好名，康有为的马屁拍得到位，为什么他还是没有帮助康有为，而且说了康有为的坏话，耐人寻味。6月16日，康有为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了光绪帝，也是唯一的一次。为了这一天，他等待了足足十年。为了这一天，他将付出全部的后半生，还有一个亲弟弟的生命。这一场君臣际会、百年佳话终于进入了正戏。康有为就这样从遥远的南海边走来，一步步登上历史的大舞台。这一年康有为正好40出头，离他第一次上书正好是10年。光绪帝28岁，亲政进入第十年，一个正想大有作为的君主。他们一拍即合。四光绪帝在西苑勤政殿召见了康有为、张元济两人。当事人之一张元济记得很清楚。光绪帝和康有为谈的时间不长，也不能深谈，因为隔窗有耳，什么话都会被汇报到颐和园的慈禧太后那里去。所以，光绪帝说话时声音很低，语气极为温和，龙椅后面的窗外隐约似有人影。康有为谈的主要一点，是希望皇上能以现有之权，做可变之事，虽然不能放开手脚大变，只要能抓住扼要的进行变革，也足以救中国了。光绪到底说了些什么，我们今天知之甚少。我们只知道，在这次会见之后，光绪帝面谕军机大臣：“康有为著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品级没有提升。皇帝之所以未能给他高的职位，据说是荣禄、刚毅这些大臣反对。康有为自称皇帝准予他“专折奏事”，有台湾史学家考证，这个说法并不可靠。6月19日，也就是三天后，康有为上了一道折子《敬谢天恩并统筹全局折》，我猜想这是系统回答皇帝三天前面谈时的提问。这个折子强调的还是在内廷开制度局，选天下通才，由皇帝亲临商决国家大事。但这个提议阻力太大、难度太大。光绪亲政虽已进入第十个年头，但名为皇帝，实际上慈禧太后对他授权有限，重要事情都得到颐和园请示。此次变革也是得到慈禧同意才得以展开的，慈禧在准许他尝试变法后，先是决定荣禄为文渊阁大学士管理户部仍兼步军统领，刚毅协办大学士调兵部尚书兼军机大臣，崇礼调刑部尚书仍兼总理衙门大臣。6月15日，帝师翁同龢开缺的同时，慈禧以亲信荣禄署理直隶总督，掌握京师安全，下令凡是二品以上大臣授新职，都要具折到她那里谢恩。所以光绪帝的权限内只能提拔四个四品的军机章京，康有为也只是从工部主事任命为总理衙门章京。实际上慈禧太后已经为这场变革一开始就设置了许多根本性的禁区，只是康有为不知道，或知道了也想冲一冲。毫无疑问，康有为是那个时候最先进的中国人之一。他著书立说，讲学授徒，传播维新变法思想；他组织强学会、保国会，创办报刊；他在戊戌变法前七上皇帝书，写的也确实颇有见地，而且慷慨动人，文采飞扬。即使今天读来，我们也还能体会到他当年激扬的神采和满腔的爱国、救国之情，比他后来写的那些保皇、卫道的文字要有文采得多，因为其中也确乎包含了他的真情。特别是1895年当中国在甲午海战中惨败于日本的消息传来，他慷慨激昂，痛哭陈辞，连夜命笔作万言书，文不加点，一气呵成，满纸爱国热情，是个真正的血性男儿。但也不能因此就将他估计得太高。整个戊戌变法之所以一百零三天就失败告终，与他心大急、筹划太浮躁也不无关系。当然，罪魁祸首是慈禧太后和她代表的守旧的既得利益势力，这一点要明确。但在回顾历史的时候，我们同样要对站在历史正确一面的人物也进行必要的反思，看看他们身上是否也有缺点，有不足，有毛病，有失误。《时务报》总理是汪康年，主笔是梁启超。汪本是康、梁变法的同志，《时务报》是民间报纸，舆论独立，但他并不听命于康。康为了争夺这家报纸，借别人之手上折子。结果，百日维新第四十六天光绪帝下旨将《时务报》改为官办，派康有为去督办。当汪康年釜底抽薪，改办《昌言报》，给康有为留下一个“时务报”的空名，怒气冲冲的康致电两江总督，试图再次动用权势的力量治汪以“抗旨不交之罪”，一再借助权力来夺取一家民办报纸，即使在当年也不得人心。任何历史都是由无数人共同的努力造成的，是一种合力的结果，并非某个人特别伟大、英明，独自创造了历史，那恐怕只在电影、戏剧当中。即使在轰轰烈烈的一百零三天里，康有为的作用也极为有限。变法进入第三十七天，在许多官员的建议下，光绪帝下令把康有为书中关于“孔子改制称王”的字句全部删除，同时下令印发另一位改革思想家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一千部，张之洞的《劝学篇》也是各省督抚、学政人手一册。作为变法的思想家，康有为当时显然并没有得到什么特别重视。作为政治家，他当时的职位只是六品的总理衙门章京，得力弟子梁启超只是六品，办译书局事务，重要的“军机四卿”中只有林旭、谭嗣同与他比较接近，杨锐、刘光第与他有些疏远。他实际上还是不得志，不能尽施抱负，所以才一次次提出开制度局，重用通达之才，他自己当然是不二人选。康有为最重要的开制度局的提议一直没有得到光绪帝的积极回应，确实是阻力太大、难度太大。康有为有点着急，等不住了。和他同一天受到召见的张元济回忆，他在百日维新后期，曾劝说康有为乘皇帝诏令各省广设学堂之机，出京南下回广东去，韬光养晦，避开攻击锋芒，专心办学堂，搜罗才智之士，讲求种种学术。等到风气大开，再图出山。等到那时变法之事也就不难迎刃而解。只争朝夕的康有为没有接受。既然皇帝无权，制度局开不成，康有为有很急，怎么办？变法第九十二天（9月12日），百日维新已进入倒计时，湖南会党首领毕永年来到北京找好朋友谭嗣同，无意中成了那幕大历史的重要见证人。他亲身经历了康有为试图借助在小站练兵、手里有7000新建陆军的袁世凯实行军事政变的密谋，这一密谋中还包括了由毕永年带一百人进颐和园的关键细节。拉拢袁世凯，先是通过徐致靖上折子让皇帝给袁加官进爵，后来谭嗣同亲到法华寺挑明，这些都已众所周知。有争议的是进颐和园抓慈禧太后的事，因为变法失败以后，康有为、梁启超一直都不承认。五9月13日，经谭嗣同介绍，毕永年住到康有为他们落脚的南海会馆。不过当14日，康有为正式与他密议利用袁世凯进行兵变，毕永年觉得没有可行性。15日，康有为、梁启超和康广仁又和他密谋兵变事。具体计划是，先说服袁世凯以兵围颐和园，由毕永年带一百人“奉诏”去抓慈禧太后，然后废掉她。虽然，梁启超当面恭维他是当世两大英雄之一（另一人是湖南的唐才常，也是谭嗣同的朋友），说他“沉毅”，说唐“深骘”。毕永年没有答应，只是提议把唐才常叫来，电报当天发出。17日，他和康广仁谈话，表示担忧，康骂他书呆子、书生气、拖泥带水。当天晚上圣旨下达，催促康有为出京。他感到大事不妙。北京已在风雨飘摇之中。19日，康等都没有露面，他从谭嗣同那里得知袁世凯没有承诺，当天搬出了是非中心南海会馆。不到两天，9月21日，政变发生的那天一早，他就匆忙离开了北京。后来他参加过孙中山的革命，削发做了和尚，1901年底，在一寺院病故，年仅32岁。在他仓皇离京的前一天，9月20日康有为已离开北京。康有为至死都不承认自己曾密谋围颐和园、抓慈禧太后，他不知道毕永年居然留下了一本日记。这本日记在八十五年后被历史学家汤志钧从日本挖掘出来，尘封的历史开口说话。这本叫做《诡谋直记》的日记逐日记载了那段惊心动魄的大历史。这本日记中透露，谭嗣同其实并不赞同康有为的密谋，但他毅然夜访法华寺，主动承担这个重任。他是一位言必信、行必果、重然诺、明大义的豪杰，联袁乃知其不可为而为之。9月21日政变发生后，他也完全有机会出走，但他选择了留下。当时他和梁启超、徐仁录一辆骡车到了日本使馆，他与日本参赞笔谈：“梁启超君应避死，留为大用，托君重义，使之不死”。自己则“义不应避死”，“谭浏阳侃侃而谈，神态坚定”。谭嗣同被捕前对徐致靖说：“变法维新失败了，任公我已托日本使馆掩护他到津，由海道赴日，贼党追捕康先生甚急，吉凶未卜。”徐问：“你作何打算？”他用筷子敲了一下头：“小侄已经预备好这个了。变法、革命，都要流血，中国就从谭某开始。”即使在面临生命危险时，他仍谈笑自如，真正是豪杰之士。他担心的是康有为能否逃出。六康有为南下是在天津取道海路，两次遇险。先是慈禧太后派兵舰飞鹰号追康有为乘坐的重庆轮，飞鹰号回报，中途油不够，开回天津，舰长以办事不力被监禁。后来才知这位舰长刘冠雄（做过民国海军总长）是故意放走康有为的。当时有识之士赞成变法，对康有为抱有同情。到了上海吴淞口康有为又差一点被抓，因为英国领事馆及时救援而幸免，乘英国船到达香港。梁启超在日本人帮助下化装离京到天津，乘船去日本。康有为也随后去了日本。从此开始16年的流亡岁月，他自称身上带有光绪帝给他的衣带诏，内容曾在上海的《新闻报》、《字林西报》及《台湾日日新报》等报纸上发表过：“朕维时局艰危，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可与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十分焦灼，不胜企盼之至。特谕。”他在日本拒绝见孙中山，理由就是自己负有衣带诏，不便与革命党人接触。事实上，确有一份密诏，但并没有提到康有为的名字，也不是写给他的。1898年9月14日，光绪在变法期间第十二次去颐和园请安，请示开懋勤殿议新政，被慈禧太后严厉驳回，这是变法启动以来前所未有的。9月18日，光绪帝已感到岌岌可危，命杨锐带出衣带密诏。当天，康有为就看到了抄件，不是原件。在海外多年，康有为在海外号召华侨和留学生参加保皇事业的“密诏”就是他修改过的伪诏。杨锐将密诏原本交给了他儿子，康有为看到过的只是杨锐的抄本。光绪帝给杨锐等人的密诏原文很长，不像康有为公布的那份简练。其主要内容如下：“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荒谬昏庸之大臣罢黜……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焦急翘盼之至。特谕。”两个不同版本的衣带密诏一比较，我们就可以看出最关键的有两处：一是康版密诏是说光绪帝交给杨锐的密诏是给他本人的；二是康版密诏是要康等“设法相救”，而后面的这份密诏虽然着急，却是要他们想办法既不得罪太后，又能使变法继续下去。所以要他们把办法交军机大臣。一个是呼救，一个是问计。康有为还伪造了光绪帝要去办报的另一道密诏。事有其事，诏有其诏，不过是9月17日的明发上谕，不是密诏，而且措辞内容都被康有为改了。康版衣带诏是假，当时在日本有一个知情人就是王照，他是那个导致形势恶化的那个人之一。他本来是礼部主事，曾上书请光绪帝出洋游历，奏折被堂官拦下，最终导致六堂官被光绪帝罢免，成为戊戌政变的一个导火线之一。平时康有为都让梁铁君（精于技击）看住王照，在东京，他的一切行动皆不得自由；说话有人监视，来往书信亦被拆阅检查，就是软禁。王照在犬养毅家亲笔写下出京一切经过以及康有为所称衣带诏是伪造的等，洋洋数千言，与康有为后来所记多有出入，康有为作伪的真相因此为部分日本人所知。不过，当然大多数人都蒙在鼓里。而且康有为以为杨锐已死，死无对证，有恃无恐。他不知杨锐死后，其儿子扶棺出京时，将衣带诏原本缝在同乡举人黄尚毅的衣领中带回了四川老家。1909年光绪和慈禧太后死后，杨锐儿子将这份密诏交给了都察院，转呈光绪帝的弟弟摄政王载沣。从此真密诏的真相大白。但是直到今天，很多人还以为康有为手里拿的是真的衣带密诏。七从1898年6月11日到9月21日，一共103天，光绪帝下的新政诏书就有一百多件，几乎每天至少都有一件，真的是像雪片一样飞到全国各地，涉及经济、教育、工业、商业、农业、行政等各个方面，令人应接不暇、眼花缭乱，就是要认真执行也来不及，何况多数地方还在观望中。到了9月22日，北京政变已发生，已开缺回原籍江苏常熟的帝王之师、前户部尚书翁同龢还在日记中说：“自明发皆归电报后，络绎纷纭，新政焕然，目不暇接。”第二天，他读到21日的电传阁抄，才知慈禧太后已再次垂帘。当时全国的18行省，只有陈宝箴主持的湖南，才真正推行了新政，尽管不断遭到守旧势力的反抗、抵触。而且，湖南新政的起步要比百日维新更早一些，到戊戌年已有一定基础。湖南新政是整个19世纪末维新运动的重头戏之一。从某些方面看，要比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更扎实、更有望推进文明转型。陈宝箴父子当时在湖南所开辟的途径，毫无疑问就是通向现代化之路，而且达到的一定高度。南学会、保卫局、武备学堂、算学堂、时务学堂、《湘报》、《湘学新报》……，这一切都是新生事物。短短两年间，电线、铁路、轮船、电信、银行、矿务总局、银圆局、铸造钱局、官钱局、机器制造公司、电灯公司、火柴厂、煤油公司，而且疏通河道、建造港口，便利航运。种桑公社等农工商业也都在这个时候出现，从改革书院到改革币制，从教育、新闻到实业建设，湖南新政兴盛一时，生气勃勃，开全国风气之先。1897年成立的“南学会”，一方面推动政治参与，一方面普及教育新知，常常用演讲的方式介绍新知识，内容涉及学术、政教、天文、舆地等，听讲时可以发问，可以辩论，学会还有图书馆，人人可以借书。和民众接触最深的就是空前的“南学会”，特别是通俗讲演，当时的少年范旭东（以后成为一代实业家）几十年后仍记得：“那时候年纪很小，住在乡下读书，只见到过一回。那天，上述各位，到的不少，都是坐在台上，讲演的时候，也不站起来，声音很小，又是文言，我一点不懂。我记得我只看见他们坐着摇扇子，仿佛还有一位抽着水烟，……不要笑他们腐旧，要知道那时候，凡是官府出门，就要鸣锣清道，排场十足。他们这样不同流俗，降格相从，和民众接近，的确下了最大决心。如果不是真正读通了书，而且有为国为民的心，决做不到。”在“南学会”的示范、带动下，湖南各地各种学会如同雨后春笋般冒出来，除了“南学会”的分会，还有舆地学会、算术学会、公法学会、化学会等等。很多年后，史学家张朋园在《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中评价湖南新政运动，“在政治方面提倡参与，以群策群力来发挥团结一致的力量；在经济方面，力主开发富源，以提高人民生活，增强社会实力；在社会方面，提倡教育，发展人民知识，主张自由平等，期望人民皆能为国家效力。”以开民智为宗旨的时务学堂受到光绪帝的关注，曾夜读时务学堂章程，并特批以湖南部分盐税资助经费。1897年8月28日，第一次招生考试，录取学生40人，参加者章士钊、杨树达等回忆，陈宝箴亲自“监临收卷”，陈三立亲自“校阅文卷”。当年，黄遵宪向陈宝箴建议请康有为担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陈三立主张请梁启超。陈宝箴欣赏康有为的才，不同意康有为的学，尤其不赞成借孔子托故改制，这一点康有为也深知。所以他在挽陈宝箴诗中还有“公笑吾经学，公羊同卖饼”二句。1898年5月27日，对于康有为的争议闹得沸沸扬扬时，陈宝箴上《奏厘正学术造就人才折》：“臣闻工部主事康有为之为人，博学多材，盛名几遍天下，誉之者有人，毁之者尤有人。誉之者无不俯首服膺，毁之者甚至痛心切齿，诚有非可以常理论之者。……当此百度维新、力图自强之际，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他奏请给康有为降旨，自行销毁《孔子改制考》版本，“既因以正误息争，亦借可知非进德”，对康有为其实含有曲全之意。他在附片中表示自己与康有为素无一面之雅，只是读他的论说，认为是“通达时务，信为有用之才”。可见，陈虽对康的某些思想和冒进主张持不同看法，但在推动变法这一点上仍视为同道，其奏折主要还是保全康。在据说是康代拟请求褒扬陈的奏折中，实际上隐含着康对陈在应付保守派时不够强硬的婉转批评或不满。百日维新转瞬即逝，“六君子”血洒菜市口，康梁流亡海外，陈氏父子被革职，永不叙用。湖南新政化为乌有，深受郭嵩焘影响的陈氏父子对康有为他们急噪冒进，最终导致局面的不可收拾确实不无异议。和康有为的路线相比，他们的步子要走得更务实、更稳健一些，然而覆巢之下无完卵。他们感叹的并不是一己的荣辱进退，他们当时耿耿于心的是渐进稳健的改革终究被康有为代表的激进冒进而夭折，对康梁的不满是可以想见的。黄遵宪在分析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时曾说过：“几百年积下的毛病，尤其要慢慢来治。这次的失败就是新派人‘求快’两个字的失败。”“如有一般有学问、有办法、有经验、有涵养的老辈出来主持，一定可得相反效果的。”他的话只说对了一半，一般老辈是不肯出来主持的，陈宝箴是个异数，可惜只居湖南一隅，扭转不了大局。当戊戌政变的消息传到湖南，没有意识到自己处境危险的陈宝箴还致电荣禄，希望他能“息党祸，维元气”，9月24日，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及谭嗣同、杨锐等“军机四卿”被革职拿办。28日“六君子”被杀。接着，张荫桓被发配新疆。御史黄桂鎏先后两次上折弹劾远在湖南的陈宝箴。10月6日上谕下达：“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封疆大吏滥保匪人，实属有负委任，陈宝箴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伊子吏部主事陈三立，招引奸邪，著一并革职。”发生在110年前的戊戌变法，我们以往了解的情况基本上都是从康有为、梁启超笔下来的，主要代表了他们这一派的说法。因为变法失败，六君子殉难，康、梁亡命海外，继续举起维新、保皇的旗帜，赢得了海外华人和国际舆论一边倒的同情。他们赢得书写、解释那段历史的主导权。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多当事人陆续离世，拥有很强宣传能力和天生懂权谋的康有为，加上“笔锋常带感情”的得意弟子梁启超，他们的声音在这个过程中被逐渐放大。我们从历史教科书中获知的戊戌变法几乎就是以他们为绝对主角的，连主动变法的光绪帝都成了陪衬、配角。其实，历史从来都是合力构成的。回望戊戌变法，康有为固然不可回避，光绪帝和陈宝箴、陈三立夫子等人同样值得关注。2008-0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