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

傅国涌：在过去寻找未来                                   [这是《时代周报》的一篇访谈，关于《追寻律师的传统》，记者根据录音整理，发表时有一些删节，这是未删节的原文。】   《追寻失去的传统》讲述民国的新闻史，《大商人：追寻企业家的本土传统》讲述民国的企业家，傅国涌一直致力于还原民国富有人文精神的各个侧面。新书《追寻律师的传统》并不完全由他书写，他只是一个“编者”，他将各处找到的关于民国律师的资料、各方文章汇集成册，并在前言中写道：“只有清楚自己的历史，我们的路才有可能走得更好，走得更踏实，才不至于陷入虚无和迷茫，在十字路口无所适从。” 2012年是中国本土律师诞生一百周年。傅国涌将《追寻律师的传统》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追源溯始，以上海律师及全国律师组织为观察对象，讲述民国律师行业的发端和壮大；中编着重展示民国律师的风采，既有刘崇佑、阮性存、张耀曾等人办理社会重大案件的经过，也有曹汝霖、朱斯芾、吴凯声等律师执业者的亲笔记录或口述；下编则通过第一手资料呈现典型司法案例，如陈独秀案、“七君子”案，直击历史现场。动荡的年代，不是律师施展才能的最好环境，但是当年的律师仍然做出了一番成就，今天看来，这些律师们“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职业伦理则愈发地掷地有声、发人深省。 傅国涌说，自己追寻历史的动力来自对未来的盼望：“我挖掘的是过去的资源，但是我的指向是未来的，在过去寻找未来，让过去告诉未来，因为过去连接着未来。”他认为，民国的历史对于现在的意义如同是“一”：“我们并不是从‘零’开始的，是从‘一’开始的，民国就是一个‘一’。从‘零’到‘一’是非常艰难的过程，从‘一’到‘二’就不那么艰难了，我做的说白了就是寻找‘一’的工作。” 前辈律师虽败犹荣 时代周报：这次怎么会对近代律师这个话题感兴趣？ 傅国涌：我的《追寻失去的传统》，讲中国新闻业、中国言论史上中断的“文人论政”传统，2004年出版以后引起比较多的关注，当时有律师界的、从事法律工作的朋友通过不同的渠道跟我说，能不能写一本“追寻律师的传统”。但我缺乏这个方面的积累，不具备这个条件写。 八年来，我在看史料的过程中也会留意有关律师的文献、书籍等，到去年，已积累不少相关的史料。去年8月，我要跟敬重的张思之先生见面，一想2012年就是律师制度进入中国一百年了，我虽然没有条件写一本相关的书，编一本书基本上可以了，就把已找到的资料编出一本初稿，带给张老先生，他80多岁了，非常认真，把材料都看了，提了一些重要的建议，并写了精彩的序言，这本书就成型了。这本书包含了张老，还有陈同、夏晓虹、李卫东、徐小群等学者的帮助和支持，他们授权我收入他们的文章，感谢吴凯声律师的公子吴立岚、章士钊律师外孙女洪晃的授权。现在编出来的这个书，基本上能呈现中国律师的前38年的面貌，也就是在1949年以前律师业的大致情况，从整体的描述到人物的个案、具体案例，从整体到局部，能看到中国早期的律师大致是一个什么情况。 时代周报：在法制不健全、有强权压力的大环境下，您怎么看待律师个人的努力？ 傅国涌：任何时候，无论是逆境还是顺境，法治健全的时代还是前法治的时代，个人的作用都是首屈一指的。因为个体是活的，是主体，制度等其他的东西都是死的。我从来不怀疑人可以在各种环境下做出自己的努力，尽管这种努力因为环境所限，不一定能达到所期待的理想效果，但是个人的作为永远是主要的，哪怕失败也是光荣的，很多时候比成功更有价值。世人往往更多的看重成功，但是对一个律师来说，所谓的成功，如果缺乏道义的话，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更看重个体生命主动的追求，而不大看重结果的成败。 我们也可以看到，上世纪30年代，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开庭审判，章士钊律师为他做无罪辩护。虽然结果并没有达到他们期待的无罪释放，陈独秀照样判刑了。但是在当时，法庭是允许公开旁听的，媒体是允许公开报道的，出版社可以公开出版他们的辩护词，法学院可以把他们的辩护词作为参考书，新闻界、教育界、出版界，都还存在着自主的空间。这个空间可能我们今天不具备。但是任何时代、任何环境下面，一个个体如果能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并按照各自的勇气承担，他就能在法庭上说出是或非。 时代周报：这本书有一篇《上海律师：法制原则与民族救亡之间》，提到了上世纪20年代，面对风起云涌的社会政治运动，上海律师公会为了维护自己的独立、中立地位，很多事情上很谨慎。您觉得律师在社会运动、政治议题面前应该是什么责任？ 傅国涌：作为律师这个职业，首先还是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不一定都要卷入实际的政治运动、群众运动，律师应该是提供专业的意见，当然必须保持道义的判断，不是没有原则的。有原则并不一定要和运动融合，他要从自己专业出发，去追求社会公义和人类理想。这种追求要高于群众性的东西。 更多的时候，律师、记者、教师这些专业人士要站在专业地位说话、做事，只有从专业出发的作为才是真正有力量的。如果离开专业，变成政治活动家，那是另外一件事了。我倾向于律师从专业的、职业的角度参与社会事务，这样更有力量。 时代周报：您整理了民国时的各种律师案例，觉得哪一个是对今天的律师最有启示的？ 傅国涌：我觉得是阮性存是最有启示的。他是职业律师，在日本留学读法政，回国创办了法政专业学校——浙江私立法政学堂，担任校长。晚清的时候以这一身份当选咨议局议员。在民国的大部分时间，他都以律师的身份出现，同时一直担任杭州、浙江的律师协会会长，以律师的角色介入了许多重大的公共事务。他一生致力于浙江的地方自治，影响巨大，对其他地方有示范作用。他的影响不仅在杭州，也是跨地域的。他既是一个律师，同时关心公共事务，致力于民间社团的建设。这样的一个路径对职业律师来说是一个理想的类型。 时代周报：为什么特别选了曹汝霖自述律师经历的这一段放在书中呢？ 傅国涌：他是民国第一个正式拥有执业资格的律师，领了第一号律师证。曹汝霖一直是被妖魔化的、负面的形象。现在随着曹汝霖回忆录的出版，历史研究也逐渐趋向客观，我们应该看到曹汝霖真实的一面，他并不是过去想象的那么不堪的一个人物，他也有正面的历史价值。我选《业律师领第一号证书》，希望能用一个客观的眼光看待他，比较真实地呈现历史。他是中国律师史上第一个执业律师，后面又是非常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他是日本学法律出生的，在他从事律师业务的时候，中国律师业刚刚起步，我们可以看看他办的案子，当时是什么状况，中国的律师是怎么执行他的业务的。 时代周报：您在后记里特别提到了张思之律师的事迹，这对很多读者来说是不太熟悉的。 傅国涌：张思之律师，我有个说法，他是中国律师史上承前启后的人物，他继承了民国律师的传统，又开创了21世纪的新传统，他站在中间，连接了两个时代。 他是1927年生人，在朝阳大学法律系就读，他是经历过民国的人，对那个时代的律师业有直接体会。1949年之后他做过律师，也在法院工作过，后来被划过右派，做过中学老师，到了70年代末，中国恢复律师制度以后，他成了北京最早的一批律师，他创办了《中国律师》杂志，编写了中国最早的律师教材，给中国律师开课，这些都是他对中国律师业新的开拓，帮助中国律师重新开始。1980年审判四人帮、林彪集团案时，本来安排他做江青的辩护律师，江青拒绝了，他做了李作鹏的辩护律师。那时候他就是中国律师界的代表人物，80年代以来他给一系列的重大案件做辩护，一生中打的官司基本上都是失败的，但是他虽败犹荣，他是中国律师界最具有象征性的符号人物。 十年前我们编写了一套书，叫做“中学人文读本”，是面向中学生的，为了这套书做了一个座谈会，请了很多当时很多老知识分子。在座谈会上，我和张老第一次认识，一见如故，成了忘年交，这些年有过多次的见面和书信、电话往来。2005年我编了《过去的中学》，请他写了一篇文章回忆自己的中学时代，他欣然答应，并写出了非常感人的文字。他给过我很多的帮助，特别重要的是他身上的那种人格力量，让后辈心生敬意。 我读过他的辩词，他在台湾出版过一本砖头一样厚的《我的辩词与梦想》，收录了他的大部分辩词，都是影响很大的案子。他却自谦为“资料一册”。   民国律师制度已有开明之处 时代周报：为什么把“政府等于国家吗”这个命题单独做了一个下编？ 傅国涌：下编只说了两个案子：陈独秀案、“七君子”案。 一百年来的中国，律师所要面对的、法庭上最大的议题其实就是这个议题，重要性高过一切，如果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其他问题也不能解决或很难解决。国家和政府的关系，始终是律师所要面对的核心问题，包括章士钊、刘崇佑、阮性存，包括本人就是律师又成了囚犯的沈钧儒、史良、沙千里、王造时……包括那些不是律师的人。 今天的律师，包括张思之律师，同样要面对这个问题。当你在为当事人做无罪辩护的时候，就是在面对这样的问题，我看到问题的相似性，这也是历史的悲剧性。过了多少年我们的历史仍然没有走出这条古老的胡同。 时代周报：民国时候的律师制度、律师管理，今天看来有没有什么先进性？ 傅国涌：中国的律师制度最初是参照日本，日本是参照西方，整个制度是移植过来的。日本叫辩护士，我们一开始也想叫辩护士，后来阮性存提出叫律师。律师制度不是本土原生的，其实是模仿的，所以一开始从制度上来说和世界先进国家是接轨的。 当中国有自己的律师之前，上海的租界已经有外国的律师在进行业务，也有中国人在外国取得律师职位的，比如伍廷芳就是香港的大律师，早年在英国取得了律师资格。女律师郑毓秀在法国取得律师资格，回国以后曾在租界从事过律师业务。 民国的律师制度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与国际接轨的先进制度，当年的律师公会有相当的独立性，不是受司法行政当局支配的，完全是行业自律、行业自治的样子。在上海要正式开业做律师，首先要加入律师公会，这表明他们对这个职业的一种自尊，行业自律的要求是认真严肃的，律师作为一种具有独立地位的职业，在那个时代是有一定的空间的。 例如吴凯声打政治案，有相当一部分都输掉了，几乎没有赢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律师执业时还是有相当的尊严和体面的。他们执业过程当中，不是窝窝囊囊受人挟制，当年的司法行政当局没有指使掌控律师公会的权力，他们是相互独立的关系。律师执行业务的时候，没有受到特别大的干扰，他们可以坦然地地走上法庭，按照自己的意愿，按照法律的逻辑和道义的尺度进行辩护。这些制度的设置有很多值得我们今天深思，也有很多可以参考的地方。 时代周报：看您的书觉得民国的律师那种风骨与风气，和民国文人整个的气质是一致的。 傅国涌：当然，任何人都是时代环境的产物。那个时代的环境至少让人做一些虽败犹荣的事，至少还有一个可以说真话，直面自己良知的空间，当时，这样的条件没有消失，有很多律师面对一些棘手的官司，明知失败也可以在法庭上说出自己该说的话。 时代周报：这本书是编写的，接下来有没有写一个更具体的民国律师人物评传的计划？ 傅国涌：这个难度很大，我目前还是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编出这本书只是抛砖引玉，恳切地期待有精力、有能力的朋友去写一本更好的关于本土律师传统的书。像这本书里收录的学者陈同先生的文章，他的《近代社会变迁中的上海律师》已经对中国律师做出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梳理，那是他的博士论文，个案比较少，是概括性的研究。徐小群先生、孙慧敏女士等学者在这方面都有很深入的研究。当然，这个领域还在开拓当中，更细致、具体的个案研究可能要期待其他朋友去做，我目前没有这样的打算，因为有其他的研究写作计划，在这方面我缺乏史料的积累和准备。 时代周报：做完研究再看现在，觉得当下律师需要的素质是什么？ 傅国涌：我在后记中谈到张思之先生时用了几个词，公共性、专业性和人文性，律师毫无疑问首先要在专业上有追求，有足以安身立命的专业素养，如果专业不过关其他都是空谈。其次才谈得上有公共性，要有道义上的追求，要有良知，对公共事务要保持自己的关怀，并不是躲进专业的象牙塔里。第三，人文性，这是一种生命的滋润，像一架机器需要加油。最优秀的律师，应该像张老先生一样，是三者统一的，他有高度的人文性，对宋词、元曲非常熟悉，不仅讲究辩词的逻辑，还讲究的辩词的修辞，正是这些审美的营养源源不断的给他的生命灌入新的力量。我想，从个体的角度看，哪怕一个时代如何有压力或者不容易，个体生命仍然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在这三方面有所追求，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人、顶天立地的律师。 挖掘民国的“资源” 时代周报：一直以来您的著书似乎都在做还原民国历史的工作？ 傅国涌：可以说是还原历史，或者说我试图寻找近代中国产生的本土传统，那些传统，虽然来自西方，但是在中国已经本土化，例如新闻、教育、实业、律师，方方面面的传统。这些本土资源都是非常珍贵的，1950年代以后突然中断了，有很多已经被世人所遗忘或者很陌生了，我把这些本土传统挖掘出来，试图让更多的人了解，找到中国重新往前走的路径。 其实是一个抛砖引玉的工作，让我们在往前走的时候有一个曾经的起点。我们并不是从零开始的，而是从“一”开始的，民国就是“一”。从零到一是非常艰难的过程，从一到二就不那么艰难了，我做的就是寻找“一”的工作。 时代周报：接下来的写作计划是怎样的？ 傅国涌：我长期关注的领域还是百年言论史，也包括晚清民国大转型当中的各个侧面。我想搞清楚晚清的最后十几年到1949年这段时间，中国为什么走上现在这一条道路？怎样走上这条道路？把来龙去脉弄清楚。也许我的切入点可能是报纸、大学、出版业，但是指向的是中国文明的转型，中国如何从农业文明社会转向工商业文明社会，从古老的臣民社会转向公民社会，如何从一个专制制度转向一个民主制度，我试图找到这个转型过程中的那些经验教训、成败得失。我挖掘的是过去的资源，但是我的指向是未来的，在过去寻找未来，让过去告诉未来。 时代周报：这几年对民国的挖掘也出现了一些“民国粉”，言必称民国，觉得民国的一切都是好的，您怎么看待这种趋势？ 傅国涌：我从不认为民国都是好的。作为历史研究者，我从来都非常清楚地知道民国是一个动荡的乱世，有内乱、有外敌入侵，有很多肮脏的东西、不堪的东西。民国从来都是金子和泥沙同在。我不觉得民国是那样的干净、清爽、安静、一派明媚，它是大起大落、峰回路转的，光是政权更迭就有好多次，从袁世凯称帝失败到北伐，军阀混战、日本入侵、国共内战，战乱伴随整个民国，它几乎没有安静过，始终在不安和混乱中。 但就是在这样动荡的乱世当中，王权衰微、天下大乱，我们竟然看到北大、清华、燕京、南开，奇迹般地生长成为我们看到的样子，我们看到西南联大这样战火纷飞当中的奇迹，也看到《大公报》这样的报纸纪念碑一样屹立在时空当中，大量的中小学，有名的、无名的，达到了足以令我们今天惊讶的水准。民国时代教育出来的那些人们，哪怕只受过小学、中学教育，但是他们所受到的教化，都让我们怀抱敬意。当然还有中国的企业，工厂、商店、银行、轮船……，在民国史上著名的品牌，大众熟悉的种种产品，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商业、工业、金融业曾经的状态，那状态之好，并不是说比我们今天还要繁荣，但它背后的精神、包括诚信，都是今天不具备的。 为什么那样一个糟糕的、不堪的乱世，这么不好的旧中国，我们曾经认为“水深火热”、“万恶”的旧社会，中国的企业家、知识分子、教育家，可以创造出这样好的报纸、杂志、大学、工厂、商店、银行，靠什么？民国一定有他不得了的东西，有他内在的生命力。这正是那些神化民国或贬低民国的人都未必清楚的。那是一条神秘的脉络，这一条脉络如果找到了，那么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脉络就找到了。中华民族从古到今，经历了那么多浩劫，之所以还能挺到现在，一定有他内在的逻辑或者线索。这个线索到了近代以后，我称之为——它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融合了中西文明当中最美好的一些东西，铸造成了一种新的文明，这样的文明在民国已经成型了、存在了，起码是初具雏形了，具体的例证就是那些学校、报刊、企业，特别是那些民国人。那个时代给了他们这样的空间，让他们在天上有飞机扔炸弹还在坚持自己的理想，这样的时代难道不值得探究吗？ 探究的目的，是要挖掘出那个时代最珍贵的资源，让它们不至于永远沉埋在地底下。这些年来，我很关注“资源”这个词，不光是有形的物质资源，也包括无形的精神资源，没有精神资源中华民族早就毁灭了，能扛得住日本的强敌入境吗？当日本人进入北平、天津，进入南京、上海的时候，许多大学、许多企业都搬到大后方去了，人们还是有很多精神性的追求，不是苟且偷生，不是苟安的、犬儒的，可能这些东西才是最重要的。

挪威 奥斯陆 2012年6月16日   尊敬的陛下、诸位皇家成员、社会贤达、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委员、亲爱的朋友们： 很多年前，或者说有时感觉似乎是几辈子之前，我在牛津和我的幼子亚历山大一起收听广播节目《荒岛唱片》。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节目（就我所知如今依然是），在节目中，来自各行各业的著名人物受访，要求他们谈谈如果他们被放逐到一个荒岛上，那么他们会随身携带哪八张音乐唱片，以及除了《圣经》和《莎士比亚全集》之外的一本书，和一件奢侈物品。我们俩都很喜欢这次的节目。在节目结束的时候，亚历山大问我，我是否想过自己会被邀请参加《荒岛唱片》的访谈。我回答道：“为什么不呢？”他知道一般受邀人士都是明星人物，因此他带着孩子天真的好奇心，继续问道，我认为自己会因为什么原因受到邀请。我思考片刻，回答他说：“也许是因为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然后，我们俩都开怀大笑。这样的愿景令人高兴，但几乎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 （现在我不记得当时为什么这样回答他的问题，也许是因为当时刚好读了一本诺贝尔文学奖作品，或是因为那天《荒岛唱片》的名人嘉宾刚好是一位著名作家。） 1989年，在我第一次被软禁期间，我的丈夫迈克尔·艾瑞斯在探望我时告诉我，我们的朋友约翰·费尼斯提名我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者。那次，我同样对此一笑置之。当时迈克尔似乎感到有点惊讶，但他很快明白我为何对此看得如此轻松。诺贝尔和平奖？听起来很不错，但基本上不大可能！那么当我最终真的获此殊荣之时，我是如何想的呢？我曾多次对自己提出这个问题。毫无疑问，今天在此地，正是检讨诺贝尔奖对我以及和平对我而言意味着什么的最好场合。 正如我在无数次受访中所说过的，我是在某个夜晚，透过广播获悉自己获奖的消息的。当时这个消息并没有让我感到惊讶。因为在此之前的数星期内，已有好多次新闻报道提到我是最有希望获得该奖的候选人之一。在撰写今天的演讲稿的时候，我努力回忆当时自己对获奖消息的最直接的反应是什么。我想，其实我不太确定，当时我的反应似乎是：“噢，他们决定把这个奖给我了”。当时并不觉得这是真的，因为那时在某种意义上，我甚至并不觉得自己的存在本身是真实的。 在我遭受软禁期间，我感觉自己似乎不再是真实世界的一部分。我所住的房子就是我的整个世界，但他人的世界同样并不自由，他们所共同生活的世界就像是一个更大的监狱。在此之外，则是一个更大的自由的世界。这些不同的世界，似乎每个都是这个冷漠宇宙的不同星球，运转在各自彼此不相连的轨道上。而诺贝尔和平奖所带来的，是再一次将我与软禁区域之外的世界的人们连接起来，从而使我重获一种现实感。当然，这一切并不是即刻发生的，而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更多关于这次授奖决定的反应的新闻报道，透过过电波纷至沓来，那时我才开始理解和平奖的重大意义。它使我再次变得真实；它将我再次拉回到更为广大的人类共同体之中。更为重要的是，诺贝尔平奖把全世界的目光引向缅甸民主和人权斗争的事业。我们不会被世界遗忘。 法谚有云，分别意味着我们的一部分死亡了。被遗忘同样意味着我们的一部分死亡了。它意味着失去与周遭人类世界的联系。在我最近访问泰国的时候，许多在当地务工和避难的缅甸人对我大声呼喊：“不要忘记我们！”他们实际是在说：“不要忘记我们的苦难，不要忘记尽你所能帮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同样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诺委会授予我和平奖的时候，实际上他们是在向这个世界表明，那些遭受压迫和孤立的缅甸人民同样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他们同样是在向这个世界宣称，我们拥有普世的人性。因此对我个人来说，获此殊荣意味着我对民主和人权的关注超越了国界。诺贝尔和平奖在我的内心打开了一扇门。 缅甸文化中的和平概念，可以被解释为一种因为消除了那些会破坏和谐和有益事物的要素而带来的幸福感。nyein-chan这个词在字面上的意义可以被理解为紧随火焰熄灭之后而来的令人愉悦的清凉之感。苦难和冲突的火焰正肆虐整个世界。在我的祖国，仇恨在最北部地区远未停息；在西部地区，就在我此次出访前几天，导致纵火和谋杀的不同社区之间的暴力冲突仍在发生。关于其他地区暴行的新闻充斥我们的世界。关于饥饿、疾病、流离失所、失业、贫困、不公正、歧视、偏见、压制异见的报道时有所闻，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的日常遭遇的一部分。一切地方都存在破坏和平基础的消极因素。一切地方都可以发现对创造世界和谐和福祉之对话必不可少的物质和人力资源的无谓浪费。 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了令人恐惧的对青春和才智的浪费，对我们这个世界的积极力量的残忍毁灭。那个时代的诗歌对我来说意义非凡，因为当我第一次读到这些诗歌的时候，我与那些面临含苞待放却即刻就要枯萎的人生前景的青年们处于相仿的年纪。一位参与法国外籍兵团作战的美国士兵，在1916年的一次战斗中牺牲之前，他这样写道，他即将面对自己的死亡，“在某个争斗的要塞”，“在某个瘢痕累累的激战的山坡上”，或是“在大火纷飞的小镇的午夜时分”。青春、爱和生命，为了夺取无名的、不会被人铭记的地方而作无谓的战斗，永远地凋谢、毁灭。这样的牺牲意义何在？一个世纪以来，我们依然需要为此找到令人满意的回答。 即便是不那么暴力的层次上，难道我们就不应当为我们自己在关涉到我们的未来和人性的问题上所采取的轻率和无远见的立场和行为而感到罪恶吗？战争并不是唯一毁灭和平希望的方式。只要人类所遭受的苦难被漠视，那里就埋下了冲突的种子，因为苦难使人沮丧、积累仇恨和愤怒。 生活在与世隔绝状态中的一个积极方面，是我因此有非常充裕的时间来反复思考我这一生所知和所接受的一些词语和概念。作为一个佛教徒，我在自己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已经听说了dukha(苦)这个概念，字面上可以理解为苦难、痛苦。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周围的人，无论是年老的还是不那么年老的，当他们遭受身体上的疼痛的时候，或遭遇一些人烦恼的小事的时候，他们大多会抱怨“痛苦，痛苦”。但是，只有在处于软禁状态的时候，我才开始真正的思考六种苦难的本质。这包括：被欺骗、衰老、生病、死亡、与所爱的人别离、被迫与所厌恶之人共存。我仔细考察了这六种痛苦，这种考察并不是宗教意义上的考察，而是日常生活意义上的考察。如果痛苦是我们的存在中不可避免地一部分，那么我们就应当以切实可行的、世俗的方式来尽最大可能地减轻这些痛苦。我仔细研究了产前和产后瑜伽练习项目的效果以及母亲和幼儿护理问题；为老年人提供的设施服务问题；内容广泛的保健服务；以及具有同情心的护理和收容所问题。我尤其对最后这两种痛苦具有好奇心：与所爱的人分离以及与所厌恶的人共存。是什么样的生活经历使得佛祖将这两种痛苦状况放入人类所遭受的最大痛苦之列呢？我所想到的是囚犯和难民、流动工人和人口贩卖的受害者，以及流离失所的无根的人民，所有这些人都被迫与他们的家园、家人和朋友分离，被迫生活在不总是那么友好的陌生人之中。 我们很幸运地生活在社会福利和人道援助不仅被视为是所需的且是必需的时代。我自己很幸运地生活在这样一个良心犯的命运被一切人所关切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民主和人权被广泛（即便不是得到普世的认同）视为一切人天生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在软禁期间，我曾经常从《世界人权宣言》序言中我所喜欢的段落中汲取力量： 鉴于对人权的无视和侮蔑已发展为野蛮暴行，这些暴行玷污了人类的良心，而一个世界人权宣言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予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已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 鉴于为使人类不致迫不得已铤而走险对暴政和压迫进行反叛，有必要使人权受法治的保护…… 如果有人问我为何投身于缅甸的人权事业，上述引文就是我的回答。如果有人问我为何投身缅甸的民主事业，那是因为我相信民主制度及其实践是人权的基本保障。 在过去的一年中，种种迹象显示那些笃信民主和人权的人们的努力开始在缅甸开花结果。情况正向积极方向扭转；当局采取了一系列的民主化举措。如果说我的乐观态度是审慎的话，那不是因为我对未来没有信心，而是因为我不想鼓励盲信。没有对未来的信念，没有这样的信念——民主价值和基本人权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在我们的社会中是完全可能实现的，那么，我们的事业就不可能在过去的这些艰苦岁月里得以保持至今。我们中的一些斗士在他们的岗位上倒下，一些离开了我们，但是我们中最核心的一群依然保持着强有力的信念和使命感。我时常想起过去的这些年，许多人在最艰苦的环境下依然忠贞不渝，这样的坚持令我感叹不已。他们对我们事业的信念不是盲目的，而是建立在对自身的坚毅力量的明智的判断以及对人民智慧的深刻尊重的基础之上的。 正是由于我国近期发生的一些变化，我才能有机会今天在此与诸位共聚一堂。而这些变化之所以发生，正是因为有你们，以及其他热爱自由和正义的人们，努力推动国际社会意识到我们的处境。在提到我的祖国之前，请允许我为我们的良心犯说几句话。在缅甸，依然有许多这样的良心犯。有人担心，因为最著名的被软禁者已被释放，其他的人，那些不知名的人士，将会被遗忘。我今天站在这里，正是因为我曾经是一位良心犯。当你们看到我，听我发表演讲之时，我恳请诸君记住常被人说起的一段至理名言：良心犯一个都嫌多。那些尚在囹圄中的人们，那些在我国尚不能获得正义权利的人们，远远不止是一个。请记住他们，并竭尽你们所能尽早促成他们的无条件释放。 缅甸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对国家未来的信念只能建立在真正的团结的精神之上。自从我们1948年获得主权独立以来，整个国家从来没有一刻处于真正的和平之中。我们没能建立起基本的信任和谅解，以此来消除导致冲突的原因。从1990年代早期到2010年，停火协议极大地增加了人们对国家和平的希望。但2010年这些协议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被彻底打破。一个没有经过审慎考量的做法，就足够彻底毁灭长期以来达成的停火协议。最近几个月，政府和少数民族武装之间的谈判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我们希望，停火协议能够带来以人民意愿和统一精神为基础的政治和解。 我的政党——全国民主联盟，以及我本人已经做好准备，并且愿意在全国和解的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吴登盛总统领导的政府所采取的改革措施，只有在与国内各派力量（军方、各民族、政党、媒体、公民社会组织、商界、以及最重要的——公众）合作的前提下，才能持续下去。我们认为，改革只有在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以及在此方面国际社会能够发挥关键作用的情况下，才能算是有效的改革。发展和人道援助，双边协定和投资，应当加以协调和调整，以确保这些措施能够促进平衡的和可持续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增长。我国的发展潜力巨大。这些潜力应当得到支持，并进一步发展，目的不只是为了创造一个更加繁荣的社会，同样是一个人民能够在和平、安全和自由中安居乐业的更加和谐、民主的社会。 世界和平是不可分割的。只要任何地方存在损害积极力量的负面力量，我们所有的人都生活在风险之中。也许有人对是否能够彻底消除所有的负面力量表示怀疑。对此的回答很简单：“当然不能！”人性在本质上就包含了积极的和负面的方面。但是，同样在人性之中，人类有能力努力巩固积极要素，同时将负面要素最小化或使之中性化。实现世界的完全和平是一个难以企及的梦。但是，这应当是我们矢志不渝的目标，我们的双目应坚定地锁定这个目标，正有如荒漠中的旅人双眼凝视那可以引导他走向救赎之路的星辰一般。即便我们不能实现完全的世界和平，因为这个世界并不存在完美的和平，但一般的追求和平的努力行动，也将通过信任和友谊把不同的人们和国家联合起来，从而使得我们的人类大家庭变得更加安全和友好。 我使用了“更加友好”一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甚至可以说是经过了许多年的思考。在各种不同的表达美好之意的词汇（我要说的是这些词汇并不是特别多）中，我发现最美好的、最珍贵的，就是我从友好的价值中所了解的东西。对人友好或与人为善，就意味着带着敏感和人性的温暖来对他们的希望和需求做出回应。即便是最简单的友好接触，也能在一颗沉重的心中点燃希望之光。友好之意能够改变人们的生活。挪威在此方面是一个典范的例子：为世界上流离失所的人们提供庇护，为那些在其母国失去安全和自由港湾的人们提供避难所。 难民遍布世界各地。在泰国Maela难民营的时候，我遇见一群勇于献身的人，他们努力奋斗，目的是要尽最大可能减轻那些难民所遭受的生活艰辛。他们提到对“捐助匮乏”的担忧，这同时也可以被理解为是“同情心匮乏”。“捐助匮乏”最直接的体现是资金的减少。而“同情心匮乏”则不那么直接的表现为关心的减少。一个是果，一个是因。我们能够容忍同情心匮乏吗？满足难民需求的代价，难道比让一只冷漠的（如果不是完全无视的）眼睛看到他们的痛苦所要付出的代价更大吗？我在此呼吁全世界的捐助者们，帮助这些处于流离状态的人们实现他们的需求，对这些人来说，他们寻求避难的努力似乎是没有任何希望的。 在Maela难民营，我与不少难民营所在的Tak省的泰国政府官员进行了富有意义的谈话。他们向我介绍了难民营中更加严重的一些问题：丛林法则的侵犯、非法毒品使用、自酿的烈性酒、控制疟疾、肺结核、登革热病以及霍乱问题。管理当局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与难民自身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一样是合情合理的。在解决与其责任相关的困难方面，接受难民的国家同样应该得到关注和实际的帮助。 我们的终极目标应当是创造一个不受流离、无家可归和没有希望之苦的世界，一个任何一个角落都应当成为能够让自由自在、安居乐业的人民居住的庇护之地的世界。能够增进积极有益事物的每个想法、每个词语、每个行动，都是对世界和平的贡献。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作出这样的贡献。让我们携手努力，创造一个人人都能够安然入睡、快乐醒来的和平世界。 诺委会在1991年10月14日的颁奖声明最后提到：“将诺贝尔和平奖……颁给昂山素季，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希望向这位女性的不懈努力表达敬意，同时也向全世界通过和平手段为民主、人权和民族和解而奋斗的人们表达支持”。当我加入缅甸民主运动之时，我从未想过有一天我会获得任何奖项或者殊荣。我们为之奋斗的最大的奖赏，是一个自由的、安全的、正义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我们的人民得以实现他们全部的潜能。荣誉在于我们的勇气和不竭的努力。历史给予了我们这样的机遇，使我们能够为我们所坚信的事业贡献最美好的一切。诺贝尔委员会选择向我表达敬意的时候，我凭借自己的自由意志所选择的这条道路就变得不再那么孤独了。因此，我必须感谢委员会，挪威人民，以及全世界所有支持我的人们，通过他们的支持，我更加鉴定了对我们所共同追求的和平的信念。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