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

　　四十年前，当起自中南海的飓风卷地而来，浊浪排空，阴风怒号，多少老谋深算的权臣，多少武功显赫的元勋，多少权镇一方的封疆大吏，顷刻间都失去了正常的判断能力，他们乖乖地低下头颅，接受命运的安排，刘少奇留下的只是“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一句话。“文革”发生之初，许多在权力舞台上沉浮多年的高官几乎都没有搞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不知道老毛要玩什么花样，更不必说挺身而出质疑这场涉及全民族命运的动乱，公开说出自己的态度。 　　迄今为止，我们已知在历史的大浪前面，说出了真话，直指皇帝新衣的只是几个可敬、可爱的小人物，他们或被囚，或被杀，付出了青春和生命的代价，但一部“文革”史因为有他们的存在，才有了一点人的气味。历史应该铭记这些人的名字──王容芬、刘文辉、遇罗克、陆洪恩……他们比那些高居庙堂之上、曾被毛泽东打入地狱的大人物远为重要，他们当年对“文革”的清醒和洞察才是我们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资源，他们身上显示的道德勇气也是人类文明赖以生生不息的根本动力。 　　王容芬透视红卫兵犹如纳粹运动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四日，北京外国语学院东欧语系德语专业的四年级学生王容芬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简短的信，一针见血地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并郑重声明自己从即日起退出共青团组织。她曾参加天安门的“八一八”毛接见红卫兵，就是在这次红色海洋的集会上，林彪的讲话让这位学德语的学生想到的却是希特勒的讲话录音，她说两者简直没什么区别，从天安门广场回来，她强烈地感到“这个国家完了！这世界太肮脏，不能再活下去”。 　　她最终决定豁出去也要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她给中共中央、给共青团中央、给团校、给“伟大领袖”写信，贴上邮票寄出，然后买了四瓶敌敌畏喝下，她当时确是抱了必死的决心。可是等她醒来时，她已经躺在公安医院，接着被送往监狱。在关押了近十年后，她在一九七八年一月被判处无期徒刑，三年后被无罪释放。 　　为了那封信，她在狱中耗费了十三年的青春，进去时她是一个十九岁的花季少女，等到出来时她已经三十三岁，牢狱在她身上留下了永难磨灭的痕迹，她明显比实际年龄要老得多。她后来成了研究马克斯?韦伯的专家，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她是幸运的，比起那些因为揭穿皇帝的新衣而遭枪杀的遇罗克们，她毕竟活下来了，见证了“文革”的潮起潮落，看到了造神运动的陨灭。 　　青年思想家刘文辉壮烈牺牲 　　当十九岁的王容芬说出“文革”不过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时，三十岁的上海青年右派刘文辉写下了洋洋万言的《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他直言不讳地指出：“文化大革命强奸民意，疯狂迫害民众，是全民大迫害”，“当权者人人自装，登天安门城楼掀起疯狂的红卫兵运动，宣扬穷兵黩武，高唱世界革命，控制报刊广播，操纵全国舆论，对内专政暴行，镇压知识份子，焚书坑儒推行愚民政策，比秦始皇更犹过人之处，人人唯唯诺诺不敢言，陷社会暗无天日，使神州大地百业俱毁，遍地饥饿赤身，穷山荒乡，白丁文盲。工人不干活，农民不种田，学生不读书，教书者牛棚劳役，形形色色流氓高喊革命口号。武斗伤民，残酷迫害，抄家捕人，惨无人道……”他呼吁“民主主义者在抗暴斗争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他和弟弟一起复写了十四份，以匿名信形式分别寄给北大、清华、复旦等十四所著名的大学。 　　一九五七年，二十岁的刘文辉因为给厂领导提整风意见而被打成右派，主动要求到艰苦的海岛上工作，一度想偷渡出境，被定为“现行反革命”，一九六六年春天被开除公职，押回上海老家监督管制，但他没有放弃独立思考和对民族命运的关切。如果说少女王容芬一眼看穿“文革”仅仅基于一种朴素的直觉，或者说是生活的常识，那么刘文辉是经过长期的理想思考，是有坚实的思想基础的，他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也通读过《鲁迅全集》，而且对胡适的思想也不陌生，他曾起草一张大字报，让他弟弟乘夜张贴到上海交大的校园里，其中说：“我们提倡怀疑是反对武断，反对一切教条主义，一个自由独立的人和组织，对于一切思想，一切主义，必须要通过怀疑，而后可以相信，必须仔细考究过，然后可以相信，否则就是盲从。我们要提倡坚持独立思考，反对思想专制，反对精神奴隶。” 　　从中我们不难看到胡适思想对他的影响，这样清醒、理智的声音在一个举国疯狂的造神时代尤为难得。文革只能发生在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度，固然没有错。“文革”也只能发生在一个缺少独立思考的民族。刘文辉当然知道自己这样做意味着什么，他将为此献出生命，他对弟弟说，自己甘愿做当代的谭嗣同、中国的普罗米修斯。他的理由很简单，如果不去撞枪口，“全让毛泽东一人专制独裁，为所欲为，中国迟早会退到封建旧社会去！”“古今中外，反专制反独裁，必然有人以身许国，抛头颅、洒热血，唤起自难而软弱的民众奋起反抗，那末，今天就从我刘文辉开始吧！”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月黑风高之夜，刘文辉兄弟双双被捕。一九六七年三月九日，刘文辉被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直到一九八一年，十四年后才宣告无罪。 　　音乐家陆洪恩死前慷慨直言 　　即使在黑暗、残酷的“文革”牢狱中，海外归来的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不愿苟全性命，临死前夕他慷慨直言二十五分钟：“我想活，但不愿这样行尸走肉般地活下去。‘不自由，毋宁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灾难。我不愿在暴虐、浩劫、灾难下苟且贪生。”“文革消灭了真诚、友谊、爱情、幸福、宁静、平安、希望。文革比秦始皇焚书坑儒有过之无不及，它几乎要想整遍大陆知识份子，几乎要斩断整个中华文化的生命链。”“如果社会主义就是这样残忍无比的模式，那么我宁做‘反革命’，宁做‘反社会主义分子’，不做专制独断、一味希望个人迷信的毛的‘顺民’！”四天后，他被枪决。当时同狱的年轻政治犯刘文忠多年后写下回忆录《风雨人生路》，记录了这位音乐家生前掷地有声的这番话。 　　毛泽东亲自批准枪杀遇罗克 　　遇罗克因《血统论》触及了特权社会的要害而获枪杀，他早在“文革”之初就对“文革”充满怀疑，认为“这么不正常”。他是那个时代少有的几个清醒而坚强的思想者之一。与遇罗克相比，刘文辉受到的关注实在是太少、太少了，他弟弟刘文忠二OO四年在澳门出版的《风雨人生路》，印量很少，鲜有人知。我印象中只是《开放》杂志曾经有人撰文介绍过刘文辉其人其事。在祭奠“文革”四十周年时，不知还有多少人还会想到这个思想先烈，想到有人竟敢在“文革”之初冒杀头的危险也要说出真话。 　　四十年前翻滚的浊浪依然在历史中喘息，生者的头顶不是自由的蓝天，死者的亡灵未得到安慰，“文革”在四十年后仍是一个大大的禁区，欲纪念都不得，更不要说公开的反省和讨论。其中隐含的逻辑仿佛是不准公开言说的东西就是不存在的，强权迫使全民族遗忘“文革”，恰恰证明“文革”不应该被遗忘。我们拒绝遗忘，更拒绝有选择的遗忘，关注“文革”首先要关注刘文辉、遇罗克那样的冤死者和王容芬那样的幸存者，他们从一开始就洞穿了那场绵延不止十年的闹剧的奥秘。 　　我们更不能忘记，当遇罗克被枪杀后，高干子弟们曾经欢欣鼓舞，他们毫不隐晦地说“主席还是维护本阶级的利益的”。据说，遇罗克被枪毙的最后决定，就是公安部长谢富治上报毛泽东，毛亲自批准枪决令的。

　　记得《红楼梦》开篇有两句诗，“人情练达即文章，世事洞明皆学问”，几乎概括了数千年来中国社会的所有奥秘，所谓“人情练达”、“世事洞明”，就是要让一个人学会世故，学会圆滑、乡愿。明哲保身、阳奉阴违、欺上瞒下……大凡媚权、媚俗，泯灭个性，磨去棱角，人云亦云，随波逐流，所有这些都被视为聪明、成熟的标志，相反，则被看作是幼稚、天真，或者就是“傻瓜”。 　　从章立凡回忆其父亲的文章《章乃器在“文革”中》（《老照片》总第三十九辑）可知，章乃器这位“大右派”即使到了“文革”时期，还不止一次地要求公民权。当派出所警察警告他“不许乱说乱动，接受人民群众的专政”时，他竟然不无天真地回答：“我有公民权，不是专政对象。”因为1957年周恩来曾代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亲口向他保证：“你们（指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享有完全的公民权”。为此他冒着严寒、乘公共汽车进城，要到中南海当面问问曾是“患难之交”的总理：“这话还算不算数？”结果是——“铁桶江山，进不去！” 　　只有读了他下面的自述，我们今天才会理解章乃器先生在“文革”当中仍在争公民权、捍卫尊严的举动： 　　“我踏进社会五十多年了。在这五十多年中，‘傻瓜’的徽号和‘学生腔’的讥讽是不断的，我始终不改。因为我岁厌恶的是‘世故甚深’、‘暮气沉沉’和‘老气横秋’，那就不能不喜爱‘傻瓜’和‘学生腔’。” 　　这番话出自1971年3月章乃器写给周恩来的万言书中，当时他已74岁。可以看作是破译他一生作为的精神密码，也正是他精神底气的所在。正是不怕“傻瓜”、“学生腔”的嘲讽，所以他的生命才会一再呈现出那种与猥琐的乡愿不可同日而语的亮色。 　　让我们倒转时光看看， 1946年他在写下《我想写一篇小说——二十年一梦》时，他发起民主建国会，创办《平民》杂志，要在国、共之外再造“第三种势力”，“替中国建立起一个政治上和平奋斗的典型”，坚持“不右倾，不左袒”时，无不可以看出他的“傻瓜”气和“学生腔”。30年代国难当头之际，他好好的金融界的大好前程不顾，为抗日救亡而奔走呼号，终于锒铛入狱，成了有名的“七君子”之一。更让我忘不了的是1927年11月，在银行界服务多年、前途一片光明的青年章乃器偏偏不安份守己，独自创办了“一个小规模的言论机关”《新评论》半月刊，批评时政，激浊扬清。从写稿、编辑、校对到发行，几乎都是他一个人，而且完全利用业余时间。他的职业、环境足以让他养尊处优，他办刊纯粹是激于义愤、出于一种责任感，他独立坚持了一年多，直到被禁止发行。这样的往事今天听来仿佛如天方夜谭，那年头却确实发生过。要知道，那时与“四一二”屠杀相去不远，黑云压城、血腥弥漫，上海还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如果不是有“傻”气，凭“傻”劲，谁会去干这样的“傻”事。 　　“我所欠缺的就是不会喊‘万岁’，……我认为歌颂一个人总应该用点脑筋，举出具体的事实加以肯定。空喊‘万岁’‘伟大’，不能不是无原则的捧场。”1974年，在泰山压顶、沦入地狱的日子里，章乃器仍然说出了这样“学生腔”的话。凭他这样的性格，后半生的命运自然早已注定，聪明人都知道那是一个不需要思想、更不能拒绝喊“万岁”的时代，只有“傻瓜”还要坚持做人的“原则”，还要自己“动脑筋”。然而正是在章乃器这样的“傻瓜”身上，后世的人们才看到了知识分子或者中国人的一点气节，一点做人的尊严。 　　我曾写过一篇《“傻瓜”推动文明》的小文，认为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停滞不前，缺乏创造力，尤其是皇权制度经过十几轮循环依然不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文化太早熟、太世故了，每个人都把生命的主要精力都浪费在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上，而且都以信奉中国式的犬儒哲学、乡愿哲学为荣，所以我们自古以来就少有特立独行者，少有甘做“傻瓜”，以“傻”为荣，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人物，这样的人即便出现了，也往往是以悲剧收场。难怪鲁迅会如此沉痛地指出：“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质言之，我们缺少的是一种凡事认真、认死理的“傻瓜”气，一种天真的“学生腔”。中国的许多问题之所以积重难返，就是因为国人太世故、太老成、太聪明，暮气太深造成的。 　　1933年5月，当希特勒权势显赫、如日中天时，爱因斯坦没有停止对法西斯主义、对野蛮暴政的公开批评，有朋友善意地劝他，他断然回答：“我不同意您的看法，以为科学家对政治问题——在较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就是人类事务——应当默不作声。……试问，要是乔尔达诺·布鲁诺、斯宾诺莎、伏尔泰和洪堡也都是这样想，这样行事，那么我们的处境会怎样呢？我对我所说过的话，没有一个字感到后悔，而且相信我的行动是在为人类服务。”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表面看起来似乎是永远属于“聪明人”的，然而，我深信文明的每一点滴进步几乎都和这样的“聪明人”无关。甚至可以说，文明从来都是的“傻瓜”们推动的。那些皓首穷经、探索学问奥秘的人显然不是“聪明人”，那些殚精竭虑、废寝忘食的科学家大半也都是“傻瓜”，那些不为一己私利、真诚追求理想的人，那些为民请命、舍生取义的人在“聪明人”眼里只能是“傻瓜”。正是他们，正是这些与“聪明人”作出了截然不同选择的“傻瓜”们，在日复一日悄悄地推动着文明，推动着历史。我常常想，如果不是包括爱 　　因斯坦、章乃器这些“喜爱‘傻瓜’和‘学生腔’”的人，一部人类文明史将不知怎样的不堪入目。 　　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对喜爱“傻瓜”和“学生腔”的章乃器们保持敬意。遗憾的是，与处处明哲保身、苟安图存、永远将眼睛盯住钱和权的“聪明人”相比，我们这个社会中的“傻瓜”和“学生腔调实在太少了。一个只有“聪明人”的世界是不会进步的，如果没有“傻瓜”们付出的努力与牺牲，文明将会停滞，历史只能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