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

　　长期以来，中国都处于“公开信时代”。远的不说，1895年，泱泱大中华在甲午海战中被蕞尔小国邻邦日本轻易击败，举国震惊远非半个多世纪前败于远隔万里的英国可比，读书人、士大夫上书风起云涌，一浪又一浪，康有为、梁启超师徒在北京发起大规模的“公车上书”，最后上书未成，康有为执笔的万言书在上海印刷出版，风靡一时，奠定了他在维新运动中的言论代表地位。进入民国，从胡适、蔡元培等16个著名知识分子1922年发表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到1940年代知识分子一次次的联署声明、宣言，就是那个时代的公开信。1980年代末，这一公开信传统复活，包括施雅风、许良英、刘辽等先生代表的科学界，包括吴祖光等先生代表的文艺界都曾发表表达政见和良心的公开信，这一形式在89和平抵抗运动中达到高潮，大量的公开信令人应接不暇，包括钱钟书、巴金等人都参与过此类签名。1989年以来将近19年的时光中，中国社会自主表达内心意见的行为几乎只能以公开信的方式，或单独一人，或多人联名，产生较大影响的如1995年许良英先生发起的宽容呼吁，如2004年蒋彦永医生给“两会”要求重评89的公开信，如“冰点”整顿风波中的那些公开信，如天安门难属群体年复一年给“两会”的公开信，如最近半年以来流传在互联网上的几封公开信……这些公开信昭示着，在一个没有言论新闻自由、选举自由、缺乏法治保障和监督程序的国度，生活其间的人们说出真实心声的艰难，也显示了经过三十年经济改革开放的民族，依然只是一个前现代社会，所有写进宪法的堂皇说辞依然只是遥遥无期的一张张期票。公开信的大量存在，证明了一个民族的生命和活力，一个古老民族并没有死去，死火山之下仍有异样的声音，公开信的存在同时证明一个真正的现代文明社会仍然离我们很远，我们还生活在一个非常态的社会里，我们的权利受到剥夺，我们的身体、精神和生活受到伤害时，缺少保护我们的有效的合法渠道，而需要通过程序安排以外的公开信来发出我们的呼声，表达我们的诉求。这是一个巨大的悲剧。 　　公开信说得简单点，就是单向的，一方面发出声音，另一方面多数时候都是置之不理，当作没有听见，强势总是不习惯于倾听弱势的和平声音，往往只有等到雷霆万钧、势如破竹时才会醒悟。从康梁变法以来，甚至从更早的洋务运动以来，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追求现代化，追求一个现代中国之梦已做了上百年，乃至150年，仍是步履蹒跚地在现代的门槛之外犹豫、踯躅。从“公开信时代”进入“对话时代”，这是当代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命题，已经不容忽视，不容耽搁。现在，我们常在媒体上看到“博弈”这个说法，今日之国中，如果有所谓的“博弈”，也不过是暗中的“博弈”，而不是公开、直接、有程序、渠道可循，有公平空间可依的博弈。真正的博弈就是可以对话的博弈。 　　在我看来，“博弈”一词和讨价还价、相对公开、公平的规则紧密联系在一起，你下一步，我下一步，有对峙，也有妥协，有得寸进寸，也有让步后退，如果一方独大，处于绝对强势的利益群体和完全弱势的利益群体之间不大可能有公平的博弈，有之，也只是强势单方面的恩赐。尤其是在强势利益群体几乎彻底主导了规则制定权，没有制定也没有迹象表明愿意制定出与其他利益群体进行公平博弈的规则时，我们不能不谨慎地谈论“博弈”。在引入有序的、有规则可依的对话机制，“博弈”充其量只能是无序的“博弈”。特别是“博弈”的政治化，那更是要等到有了这样的对话机制或者出现了这种契机时，才有存在的可能性，否则，连真正的博弈都没有，又哪里谈得上博弈的政治化？ 　　“对话”一词，20年前曾写进了中共13大的政治报告，一度是个热门新词，在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中，这个词毕竟缺席已久。但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上，以“对话”方式解决重大问题，尤其在历史的关键时刻，确曾给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带来过几次新的机会。从1911年冬天到1912年春天，以袁世凯代表的北方实力派代表和孙中山代表的南方革命派之间，曾经有过一场以“南北和谈”为名的对话，最后双方联手达成了把满清朝廷送进历史博物馆的决议。1919年前后，在一片纷乱的军阀扰攘声中，南北各派政治力量的代表，也曾在上海的会议室里坐下来，试图以对话方式解决中国的南北分裂、军阀割据问题，尽管没有成功。1945年秋天，抗日战争的胜利给本民族再次带来一次空前的契机，毛泽东从延安飞到重庆，毛、蒋会谈，就是一次政治对话，为随后的政治协商会议上的对话铺平了道路。1946年初拉开帷幕的重庆政协会议，可以说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协商，坐下来对话的代表不仅仅来自对峙的双方，还有第三方，而且第三方之间的观点、取向也是多元的，民盟代表与青年党代表就有不同，无党派社会贤达之间也各有自己的立场，38个代表在山城的对话、博弈曾经牵动着全国千千万万人的心。要说博弈政治化，我想，那一次就是成功的政治博弈，以和平、理性的方式，通过对话解决彼此之间的矛盾、分歧，各自都代表各自的利益、价值，桌子上针锋相对、唇枪舌剑、各不相让，但是谁也没有想一口把对方吃下去，最后不能不达成妥协、平衡。对话的魅力、妥协的魅力、博弈的魅力，在1946年春天到来之前，尽展无遗。有着不同政治背景，口才便捷、学养深厚的罗隆基、王若飞、王世杰等人，在那一刻成为中国的政治明星，他们的才情，他们的风度，他们的言论都进入了历史。 　　对话一次被暴力打断、被暴力取代是20世纪中国的伤痛，背后有复杂而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现实原因，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个动荡的世纪里，中国人曾选择对话方式来解决政治争端，解决利益纷争，而且不止一次。21年前，“对话”这个说法在官方文献出现时，完整的表述是“社会协商对话”。将近19年前，我们这一代人怀抱的全部梦想，就是希望以“对话”方式，以公民身份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对话”的观念，当时已深入许多关心民族命运的大学生、知识分子心中。最终没能进入实质性的对话，掌握绝对权力的一方当然负有绝大部分乃至全部的责任。但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处于弱势的民间一方就没有任何可圈可议、可以反思的地方，在对话的大门没有完全关死之后，在非实质性的对话机会还存在的情况下，弱势一方在对话现场的表现，今天看来就有许多值得反省、需要检讨之处。当时，民间某些代表的激愤、夸张情绪，显示出来的幼稚、天真和不成熟，在某种意义上恰好预示着我们这个民族离通往一个“对话的时代”还有相当距离，中国注定还要经受更多的磨难。一晃19年，“对话”这个词早已退出我们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中国仍处在一个“公开信时代”，无论需要多少时间，我相信，“公开信时代”终将被“对话时代”取代。因此，讨论“对话”这个概念以及对话的规则，极为必要而且极为迫切。 　　将近19年前的那个冬天，哈维尔等捷克知识分子在布拉格成立“公民论坛”，制定了8条《对话守则》，在街头巷尾、居住区、大学校园到处张贴，希望广为人知，以便监督。 “公民论坛”提出的对话守则： 　　一、对话目的是为了寻求真理，而不是为了竞争； 　　二、不要作人身攻击； 　　三、保持主题； 　　四、辩论时要用证据； 　　五、不要坚持错误不改； 　　六、要分清对话与只许自己讲话的区别； 　　七、对话要有记录； 　　八、尽量理解对方。 　　大约10来年前，当我第一次看到这8条守则，真的是耳目一新，内心极为震撼。8条守则简单明了，而且实用，它不仅是用来约束自己这一方，同时也希望对话的另一方遵守。只有成为双方共同信守的规则，这样的守则才是有效的。这个对话守则实在太好了，值得人人学习，大力推广，特别是有些守则恰好是我们习惯的思维方式中所缺乏的。无论是强势利益群体，还是弱势利益群体，归根到底都要学会对话，学会在对话中生活，而不是在仇恨和暴力中生活，对话是最佳的选择，也是最后的出路。学会对话，就是要告别自说自话，告别赢家通吃，告别以强凌弱、强词夺理的思维，当然也要告别仇恨意识、敌人意识，告别绝对化的道德优越感，处于不同阶层、有着不同立场、不同价值观的人们，如何在我们只有一个中国，我们共有一片大陆，我们共有一个时代这些基本观念上达成共识，这是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只有在包容和克制中化解矛盾，我们共有的中国才不至于陷入再次的悲剧之中。可怕的不是这个社会的矛盾丛生，而是我们面对矛盾时的姿态，也许矛盾会永远伴随着人类社会，对我们不同的人而言重要的是要学会对话，学会在和平的对话中博弈，从而不断地解决这些矛盾，这个对话的过程其实就是社会进步的过程。没有这种观念的更新，没有思维方式上的突破，以及对话守则的认同，我们将永远走不出空荡荡没有回应的“公开信时代”。哈维尔他们制定的这8条对话守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活的范例。对于至今仍生活在“对话时代”前夜的我们，这样的守则当然是弥足珍贵。 　　2008年2月16日

“ 公民教育在中国滥觞于晚清，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变革进程在社会层面并没有停止，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许多受过新旧教育的中国人各自在继续努力，这些努力穿越了中国文化给予他们的限制，超过了原先接受的四书五经教育的范围，从异质文明中吸收了新的种子、新的思想，并通过报刊言论、教育实践和新式出版物影响社会进程。 ” 一 公民的概念不是中国固有的，而是从西方引入，它起源于希腊城邦，雅典的“公民大会” 早已名垂青史。所以，公民教育的起源可上溯到公元前8世纪的希腊，柏拉图的《国家篇》与《法律篇》中都有对公民教育的阐述，认为这是国家组织的重要基础。经过罗马共和时代，到16世纪，公民教育在欧洲随国家思想而勃兴。1“由国家大规模的担承近代意义的公民训练的学校之设施”则始于19世纪。2从那时起，公民教育不仅成为普通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其主要目标。 何谓公民教育？公民教育要达成什么目标？1924年，张粒民在《教育杂志》发表的文章说： 概括言之，在养成明达之公民；演绎言之，则了解自己和社会之关系，启发改良社会之常识与思想，养成适于营现代生活之习惯。3 1927年，陈筑山概括了公民教育的三个目的： 一、中国人口号称四万万占全世界四分之一，就文化程度而言，失学的成人与青年在三万万以上，在民智竞争的世界，面对教育普及的文明国家将何以立国？“故公民教育的第一个目的，实应今日国家的根本要求而立。” 二、中国人讲私情、谋私利、逞私见、好私斗，重私德，轻公德，“处今日公共生活很发达很复杂的社会，表现这样的社会性的弱点，非从根本上训练国民的公共精神、团体道德不可。故公民教育的第二个目的，实为对今日中国社会的病症而立。” 三、 “中国人民向来对于国事极为冷淡，缺乏政治的常识，国自国，民自民，两者似乎全不相关，今日已入于共和政治的途径，非培养民众的政治道德知识和技能，则民国何以能保持存在图谋发达？故公民教育的第三个目的，特为巩固中华民国的根本而立。”4 公民教育在中国滥觞于晚清，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变革进程在社会层面并没有停止，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许多受过新旧教育的中国人各自在继续努力，这些努力穿越了中国文化给予他们的限制，超过了原先接受的四书五经教育的范围，从异质文明中吸收了新的种子、新的思想，并通过报刊言论、教育实践和新式出版物影响社会进程。无论流亡海外的梁启超，还是留在国内的张元济、严复、蔡元培这些人，无论是办刊、办学，还是翻译、出版，他们的基本共识，都是要开启民智。开民智乃是为了造就一代新民，正是借助梁启超、严复的笔，“国民”、“权利”、“义务”、“平等”、“自由”、“自治”等词汇相继进入了国人的视野，并通过普及最广的教科书将这些思想播洒在幼小者的心中，这是百年中国转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这是公民教育在中国的萌芽期。   到民国早年，公民课成为一门功课，进入中小学课堂。创办于1909年的《教育杂志》，终刊于1948年，三十年间先后发表的有关公民教育文章就有80来篇，或是翻译，或是学理研讨，或是操作设计。近半个世纪中，无论风云如何变幻无定，包括面临大规模的外敌入侵，整个公民教育的进程都没有中辍。 然而，在以往的思想史、教育史研究中，人们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了那些搅动时代风云的思潮，那些一言而为天下法、享有大名的思想家、知识分子身上，对涓涓细流、润物无声的公民教育，尤其那些没有什么高深见解、旨在普及常识的教科书，迄今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当然，另一方面，这也是长期的断裂和遮蔽造成的。 本文以商务印书馆晚清以来的修身到民国的公民教科书为例，结合《教育杂志》的讨论文章，观察20世纪前半叶公民教育在这块古老大陆走过的路程。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在1949年以前的大部分岁月里占据着主要的市场份额，《教育杂志》也曾是影响巨大的教育期刊，通过这个视角，我们可以大致上看清公民教育思想在中国在萌芽、兴起、衰微的演变轨迹。 二 确切地说，公民教育在基础教育中拥有一席之地，是从民国初年开始的，1912年新任教育总长蔡元培提出“以公民道德为中坚”的教育方针，并且将“公民道德教育”作为“五育”之首，但此时“公民”还是与“道德”捆绑在一起，没有取得自身独立的地位。严格地说，“公民道德教育”还不是普遍意义上“公民教育”，而只是新的“修身教育”，蔡元培、张元济这些人，作为饱读儒家经典的翰林、进士，同时又是晚清修身教科书的编撰者，他们是那个过渡时代兼顾新旧的人物，也是为公民教育在中国开路的人。 晚清新学初兴之时，承接长期传统儒家教育，因修身的需要而设立修身课，商务印书馆1904年编辑的《最新修身教科书》就是一个典范，初小10册为张元济所编，高小4册为高梦旦所编，中学5册为蔡元培所编，都署名高梦旦、蔡元培、张元济三人校订。 1896年出生在贵州盘县的张道藩在回忆录中说，当年读过蔡元培编的中学修身教科书，“这一本书和我以前所读旧书，以及我受的家庭教育，使我对中国固有的道德伦理观念（譬如忠孝等）有了很多的认识。也对我一生为人处世有很大的影响。”5 其实，蔡元培编的修身教科书已经依据自由、平等、博爱原则，提出了以体育卫生为本的修身观，在“国家”一章大谈“人之权利，本无差等”，“国家者，非一人之国家”，还专门有“职业”一章，强调职业无高低，官员、医生、教师都要有职业道德。鼓励学生勤勉、自制、坚持正义、真理、务公益、廉洁等等。这已经超出单纯的私德层面，更多的立足于公德，或者说开始强调公民修养，这是中国固有的伦理道德所没有的。 初小的修身教科书共10册，每册20课，200课中没涉及一个“君”字，300个故事没有涉及一个“忠”字，大体上提倡宽容、公平、进取、尚武、信实这些价值，其中有三课“守法”讲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第八册19、20课讲“国民”。高小的4册，都是采用历史中可以身体力行的事实，并附了现代的伦理。可以说，这些修身课本已具有某些公民教育雏形，虽然还拖着一缕道德教育的影子。有些研究者简单断定那时的修身课只是臣民教育，也许是因为没有看到过这些教科书。 民国的创立不仅是革命党人多年奔走、发难的结果，也与长期以来开启民智的努力分不开，可以说多方合力，最终水到渠成。商务印书馆推出共和国教科书系列中的“新修身教科书”，明确表示“本书以养成共和国民之道德为目的，注重独立、自尊、爱国、乐群诸义”，这与过去的“修身”课已有了很大不同，真正意义上的公民教育已呼之欲出。由沈颐、包公毅等编、高凤谦等校订的《共和国教科书新修身》高小共6册，书前印有编辑大意： 自共和民国成立以来，今日之首宜注重者尤汲汲于民德之增进。盖国者，集人民而成，人人品行正、风俗美、道德知识日益进步，则国之强盛又奚待言。本编所述务取国民教育之本旨，为养成伟大国民之基。修身之学以躬行实践为主，故所取教材，不尚高远，期于道德上之普通常识，完全养成即为教育家应尽之责。 第一册有道德、求己、自助、不畏难、清洁、职业、戒贪、自省、节用等课，其中“自助”一课说：“西谚云：‘天助自助者’。……英国人民，最富自助之精神，人人具勤勉奋励之心，而国家亦食其福。专制国之所以腐败者，以人民受其压制，失自助之精神耳。今日国体共和，无复有恶政府之压制，凡吾国民，尤当知自助之必要也。” 第二册有自由、平和、人道等课。这是《自由》一课： 人类者，天赋以自由权者也。有身体之自由，有思想之自由，有信仰之自由。 身体自由者，苟不犯罪，无论何人，不能拘束囚禁我之身体。思想自由者，若言论权，若出版权，若著作权，皆为我之所有，他人不得侵犯。信仰自由者，我所信仰之宗教，不能以国力强制之。夫以国体共和，吾人可益伸张自由之权。然自由者，固以法律为范围也。 要之，吾人自己之生命财产名誉，固当贵重，而尤不可妨害他人之生命财产名誉。妨害他人者，即轶出于法律之外者也。 第六册有宽容、博爱、人权、人格、国际道德、中华国民等课，《人权》一课说： 人权者，人人所自有，而非他人所能侵损者也。析而言之，有对于公众之权，有属于个人之权。 组织社会，参与政治，选举议员，举吾学识之所及，皆得发布于外，以求有益于人类。此人权之对于公众者。 信教自由，营业自由，生命自由，财产自由，意志所在，即权力所在，非他人所得干涉。此人权之属于个人者。 具此伟大之人权，但能各保其权，而不相侵犯，任所欲为，无施不可也。 格言：人有同等之权利。 《中华国民》： 国民为国家之分子，国势隆替，系于政治。政治良楛，系于风俗。风俗美恶，系于人民之德性。故人民对于国家，必修德淑性，以自尽其国民之分。 所谓修德淑性者，恭俭持躬，朴勤处事，入则孝弟，出则忠信，重人道，谋公益，遵奉国宪，惠爱群伦，平时则振起工商，促进文化，战时则踊跃赴难，发扬国威。 格言：一国之强弱，视人民之德行。 至于“尚武”在晚清就已提出，盛行于1906年日俄战争前后的军国民思想，即包含了 某些公民教育的因素，并不是民国才开始出现的新概念，《新修身》第二册有“义勇果敢”，第五册有“尚勇”，第六册有“义勇”、“武勇”。 1912年6月初版，1917年6月已出到218版的国民学校用《共和国教科书新修身》，第八册有“守法律”、“服兵役”、“纳税”、“教育”、“选举”、“平等”、“自由”、“好国民”、“尊重名誉”等课文，其中第十一课是《选举》： 立宪政体必有国会，由全体国民选举议员，以议国政。凡定法律，收赋税，必经国会议决，然后施行。 国会之外，有地方议会，由其地居民选出议员，以议一地方之事。 议员代议政治，关系甚巨，故选举议员者，及被选举为议员者，皆宜慎重从事也。 第十六课是《平等》： 共和国无君主，无贵族，人民不分阶级，凡权利义务，一切以法律为断，不相侵犯，此之谓真平等。 ……故一国之民，或为官吏，或为议员，或为军人，或为农工商贾，各就其性质所宜，任择一业，以自尽其天职。初无贵贱之分也。 第十七课《自由》解释，“所谓自由者，即天赋之人权是耳。凡人之身体财产名誉信教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营业家宅书信等，苟非依法律，皆不得干涉其自由。此人民固有之权利也。”并强调自由以不侵犯他人之自由为原则。 第十八课《好国民》： 集众民而成国，一国之兴衰治乱，视其国民之品行能力。故修身善行为爱国之本务。 对己则修德、力学……对社会，则敬老慈幼、救贫济困……对国则纳税守法，卫国爱众。如此诚为好国民也。 这些内容已不是停留在公民道德层面，而是涉及到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公民的自由、如何成为一个好公民，包括选举等等，都涵盖于其中了。 在“新修身教科书”之外，那一时期的国文教科书也承担着某些公民教育的责任。1912年4月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初小》在《编辑大意》第一条就提出：“本书以养成共和国完全国民之人格为目的。”第五条，“本书注重国民科材料。如政治、法律、军事、国耻等，俱择要编入。”当时在报纸上刊登的广告《新编共和国教科书说明》也标揭编辑这套书的用意是：“期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 第四册有一篇课文《民主国》： “我国数千年来，国家大事，皆由皇帝治理之。民国成立，由人民公举贤能，治理国家大事，谓之民主国。” 第八册53课是《法律》，“共和国之法律，由国会制定之。国会议员，为人民之代表。故国民之所定，无异人民之自定。吾人民对于自定之法律，不可不谨守之也。” 另有《司法》、《行政》、《选举权》等课，第56课《待外国人之道》说，“无论肤色如何，程度如何，皆当待之以道”，呈现出一种崭新的国民意识。   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高小《编辑大意》比初小更为具体： 一注重自由平等之精神，守法合群之德义，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 二表章中华固有之国粹，以启发国民之爱国心。 三矫正旧有之弊俗，以增进国民之智德。 四详言国体、政体及一切法政常识，以普及参政之能力。 五提倡满汉蒙回藏五族平等主义，以巩固统一民国之基础。 六注重博爱主义，推及待外人、爱生物等事，以扩充国民之德量。 七注意体育及军事上之智识，以发挥尚武之精神。 …… 连国民的参政能力都纳入编辑目标之中，这比“新修身”还要进了一步。难怪1912年6月初版的这个版本第一册第一课就是《国体与政体》： 国体有二，曰君主，曰民主。君位世袭者，是为君主国，不置君位，由人民公举总统者，是为民主国。 政体有二，曰专制，曰立宪，政权由一人或一部独揽者，是为专制国。政权分为数部者，是为立宪国。 立宪国之政权，大抵分为三部，立法属于议院，司法属于法院，行政属于政府，各有权限，一切以宪法为断。 世界各国，有君主立宪，有民主立宪，各因其历史而异。惟君主专制，不适于今日之世界，几无复存者矣。 以如此简明的方式将国体、政体问题告诉初入高小的学生，使他们明了专制与立宪的区别，这是政治常识的启蒙，一种典型的公民教育。 第二十三课是《共和政体》： 法儒孟德斯鸠曰：“共和政体者，人人皆治人，人人皆治于人。”盖人民各以己意投票选举，以议一国之政，故曰人人皆治人。既选定议员若官吏，则委以治理之权，而服从其下，故曰人人皆治于人。 昔者各国政体，多为君主专制。一国政权，恒握于少数人之手。又无法律裁制之。故及其弊也，万机丛脞而不能理，刑戮残酷而不能止。此尊重自由之民族，所不甘久蛰伏者也。反其道以行之，而共和政体成立矣。 考共和国之原则，全国人民，俱有与闻政事之权利，惟国中事业至繁，不能人尽与政，故必选举议员，以组织国会，选举总统，以组织政府。议员与总统，既由国民选举，委托以全国之政权。凡属国民，皆有服从之义务。而议员若总统，尤当念责任之重大，施政方针，一以民意为断。治人者，治于人者，各尽其道，则国家未有不昌者也。 第二课《民国成立始末》叙述民国诞生的历史，另有介绍华盛顿、卢梭等异国领袖和思想家的课文。 这套“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风行海内外，印刷版次就超过2560次，包括新修身在内的教科书印刷了上千万乃至数千万册，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之所以昙花一现，有各种原因，恐怕与这些教科书所普及的观念也不无关系。尽管到1915年下半年，袁氏称帝前夕，共和国教科书已不能使用，11月26日张元济写给教育总长傅增湘的信中说：“敝处先将‘共和’书更名‘普通’，以为过渡时代之用，已送部复核照审查图书规程令”。 虽然做为过渡用的“普通”教科书删去了共和国教科书中“平等”、“自由”等内容，但此前四、五年间，共和观念、公民常识已抵达全国学龄儿童的心中，影响之深远，超过了那些议论高深的道德文章。 三 孙中山痛感国人如一盘散沙，连开会、动议、附议、表决都不会，亲手编写了《会议通则》（以后改名《民权初步》），1917年4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孙中山在自序中说，“孩提之学步也，必有保母教之，今国民之学步，亦当如是。” 也就是要教人学习做公民。如果论影响，孙中山的《民权初步》还抵不上那些公民教科书。就在这年1月，商务印书馆推出了刘大绅编、教育部审定的共和国教科书《公民须知》一册，供国民学校修身科学生用，这是最早以“公民”命名的初级教科书。教育部于1916年10月颁布的《修正国民学校令施行细则》中有《修身要旨》，提出修身科“兼授公民须知”。《公民须知》分五章、十五节，对公民、公民之资格、公民之权利（自由、平等、选举与从政）、公民之义务（纳税与公债、服兵、守法、教育）、地方自治、国家之组织（国体与政体、立法、司法与行政），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 1919年，在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五届大会上，有人提出编订公民教材案，“凡属国民，自应具有公民知识；值此世界大势日趋改进，平民主义澎湃五洲，苟非于公民知识教养有素，势必盲从轻举，易入歧途，关系于国家实非浅鲜。”办法分两种：（一）宜编订公民教本，专为中小学校教授公民科之资料；（二）宜编订公民常识表解，专为通俗演讲之资料。议案获得通过，联合会函请各省区教育会，搜集公民常识资料，分门编订。6 1921年出版的新法教科书专为改制后的小学高年级使用，杨贤江编、王云五、朱经农校的《新法公民教科书》2册与计志中编的《新法修身教科书》并行。1922年12月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在南京开会通过《中小学课程纲要》草案将原有的修身科改为公民科。也就是这次学制改革，正式取消了“修身”，初小改为“社会”，高小起改为“公民”。1924年，江苏省教育厅、上海家庭日新会、基督教青年会及中华职业教育社联合发起全国公民教育运动，1926年，江苏教育会议决每年5月3日至9日为“公民教育运动周”。这一波由教育界、基督教会和新闻界推动的公民教育运动一直持续到1929年前后，可称为公民教育史上的黄金时代，教科书也不例外。 由全国教育联合会新学制标准起草委员会编订的《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对于公民科规定很细致： （1）社会生活及其组织，包括家庭及其组织、学校生活、同业组合、地方自治团体、国家、个人的习惯、维持社会组织的原则。 （2）宪政原则，包括国家的性质、政治组织、代议制度、政府组织、人民权利义务、法律、公共治安。 （3）中华民国的组织，包括中华民国的起源、民国政府的组织、地方政府的组织、国宪与省宪。 （4）经济问题，包括生产原则、交易制度、分配制度、消费和财政。 （5）社会问题，包括教育、职业、卫生、劳动问题、禁烟禁酒问题。 （6）国际关系，包括对外关系、国防、外交、国际关系的维持、不平等的国际关系、国际组织。7 “新学制教科书”由1924年5月初版，高级小学使用李泽彰编、王云五校的《新学制公民教科书》共四册，初中的《新学制公民教科书》共三册。从内容到名称，修身课完成了到公民课的全面转型，公民教育的地位正式确立，“修身”课从此退出历史舞台，但修身科所强调的“德性”培养，并没有被削弱，反而有加强的趋势。8 公民课成为基础教育阶段培育公民的核心，原先国文教科书承担的公民教育职能从此弱化。在公民教科书《编辑大意》中明确，“对于良好公民应具有的知识，习惯，和精神，予以同等的注意，以期养成忠勇服务的明达公民。” 《新学制公民教科书》（小学校高级用书）每册16课，第一册从家庭、互助到学校、会场规则、小公民会、乡自治等，也就是从家庭生活到学校生活、社会生活，以造成“好儿童”为目标。第二册从职业、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尊重别人的权利到市自治、县自治、公共心、选举适当的人、社会领袖，再到国家、法律、法治精神。第三册从省议会、国会、选举权、选举票和选举手续、代议制度的精神到人民的资格、人民的权利、人民的义务、我国的领土、我国的主权、大总统、国务员、法院、审计院、政党、好政府。第四册则涵盖国际生活。后三册就是从本市、本省生活到国家生活、国际生活，步步扩大，以造就一个“好国民”为目标。 在一个长期奉行官本位的民族，第二册第一课《职业》却这样告诉小学生：“我们从前的观念，以做官为荣，因此，一般人都以为官吏是最尊贵的职业。我们应当打破这种旧观念，要晓得，一切有益于社会的职业都是一样的尊贵。”第十一课《社会领袖》说：“我们中国人向来对社会的事情漠不关心；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社会领袖之缺乏，可以说是一个极大的原因。……做社会领袖的，应当具备三个要件，第一个要件是要有热烈的感情，第二个要件是要有精明的思想，第三个要件是要有普通的知识。无感情的人，办事就没有热忱和毅力；无知识、无思想的人，办事就动辄出轨。”第十六课《法治精神》在列举了人治的恶例之后如此解释：“民国成立后，我们有了国会，国会里的议员，都是人民举出来的代表，所有的法律，都应当由他们议决，再请政府公布施行。照这样规定的法律，就格外有力量，不是一个人或少数人所能变更或废止的。无论政府人民，都要受法律的拘束，都要得法律的保护。这就叫做法治。我们要维持这制度，必须人人具备法治的精神。” 第三册第五课这样解释“代议制度的精神”： 就国会方面来说，议员要明白他们是人民的代表，无论议决的什么案件，都要以人民全体的福利为前提。就政府方面来说，第一，行政首领须将财政方面和政治方面一切事务详细报告于国会；第二，所有法律须交国会议决，然后公布。就人民方面来说，人民虽则选出代表组织国会来执行政权，却不可因此卸责；一方面应当监督议员的言论，一方面应当做议员的后盾。这都是代议制度的精神。 第七课将人民的权利分为公权和私权，公权又叫政治权利，具体而言就是人民得投票选举和担任公职。私权是个人以私人资格而享有的权利，所以又叫做个人的权利，分为基本的自由权和补充的自由权两大类，前者包括人身自由、家宅的不可侵犯、营业工作的自由、保有财产的自由、言论自由、信教自由，如果这些自由有缺损的地方，个人的生活安全就没有保障了。补充的自由权包含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如果出版不能自由，人民的思想就受政府的束缚；如果集会结社不能自由，人民就不能团结许多人来做事体，所以这一类的权利也是很紧要的。此外，人民还有法律上平等权，书信秘密之保有权，请愿权等。同时也指出，人民虽有自由权，但是自由以不侵犯他人自由或危害公安为限；过了这个限度，国家就有权干涉了。 第十一课《大总统》，“至于大总统的责任，可以分为政治和法律两方面来说，民国大总统经由内阁行使职权，政治的责任有国务员代负，他用不着去负的。民国法律是平等的，大总统犯法，法庭一样的可以拘拿治罪。故法律方面，大总统是要负责任的。” 第十六课《好政府》，“好官吏、好法律、都是好政府的原动力。但是最重要的原动力还是好人民。好人民应当做些什么事情呢？好人民应当做的事情就是：对于政治事务要时时关心，时时监督。在选举的时候，人民固然要认真选举；选举以后，也要随时监督国会和政府。国会和政府一举一动都有人民监督着，国会就不敢议决违背民意的法律，政府也不敢做出违背民意的事情。这样一来，自然会产生好官吏和好法律。所以人民要想有好政府，不必希望别人，只要自己对于政治事务，肯时时关心和监督就是了。” 张粒民在《教育杂志》发表《小学校之公民教育》，为小学的公民教学设计了一张简明图表：9 这个图表是根据教科书循序渐进的内容安排概括出来的。1924年6月初版的还有一套四册高小用“新撰公民教科书”，万良浚、魏屏三编，王云五、李泽彰校，用浅显的文体文编写，与白话的新学制教科书系列并行，《新撰公民教科书》的《编辑大要》与“新学制”几乎完全一样，内容也大致一样，第一册的许多篇目相同，比如“会场规则“、“小公民会”、‘乡自治”等，只是“新学制”纯用白话文编写。新学制的初中公民教科书是由著名法学家周鲠生编写，内容要比高小四册更深入。 四 国民党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之后，以党化教育替代公民教育的思潮兴起，1928年大学院颁布《小学暂行条例》，在公民科外，增设三民主义科，后合并，改名党义。教育部1929年8月颁布的《中学校课程标准》已没有公民科的地位，而代之以“党义科”。因遭到教育界普遍抵触，以及“九一八”事变后的民族危机，“党义科”仅仅三年后即无奈地取消。1932年10月教育部颁布《小学课程标准》，公民训练与国语、算术等一起被列为十科之一。次年2月，教育部颁布《小学公民训练标准》，训练小学校的儿童“以养成健全的公民”为目标。 公民教育再度回归，但是三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已逐渐渗入教科书的编辑当中，商务版的公民教科书也不能幸免，这是教育部课程标准规定的。在“一二八”事变之后，1933年到1934年出版的“复兴教科书”，在“编辑主旨”中既有“注重体格、德性、经济、政治的训练，以养成健全公民”，同时也将“灌输党义”写了进来。与此前的“新学制教科书”不同，许多属于国民党和孙中山的一家之言在“复兴教科书”中得到强化。 新课程标准适用“复兴公民教科书”高小共4册，每学期一册，胡宗瑞、赵琼编、王云五、傅经纬校订的第二册包括公正、尊重别人的意见、公平竞胜、对于不幸者的同情、诚实、互助、宽恕、集会的方法、会议的方法，怎样对付和我争论的人，还有孙中山提出“四权”即选举、罢免、创制和复决权。对于集会和会议的方法都写得很详细。 《尊重别人的意见》提出：“要知道无论我的思想学识是否胜过别人，我的见解未必一定高出于人，别人的意见未必全无理由，对于别人和我不同的意见也要尊重。即使别人的意见，我认为确有谬误的地方，也只能就事论事”。《公平竞胜》提出：“第一要严守各项规则，二要态度公正，举动光明，尽自己本领努力竞争。三要服从评判员的裁判，不可妄加指摘。四要和竞争对方始终维持友好态度。五要谦和快乐，胜不骄傲，败不懊丧。”这样的观念一旦在一个小学生的生命中扎根，一个健全公民的基础就有了。 赵景源、魏志澄编、王云五、傅经纬校订的第四册有很多意识形态内容，包括“以党治国”、“建国大纲”、“五权宪法”等，在观念上主张牺牲个人的自由，争团体的自由等。但在讲法治精神时，明确“无论政府和人民，都受法律的拘束，都得法律的保护，这就叫做法治。我们要维持这制度，必须人人具有法治的精神。” 根据教育部颁布的《中学公民课程标准》，高中授以社会问题、法律、经济、伦理等，初中授以公民道德、政治生活、地方自治、法律大意、和经济生活等知识。复兴《公民课本》高中四册，第一册是社会问题政治概要，第二册是经济概要，第三册是法律大意，第四册是伦理大意，内容比较深，也有点儿抽象。 “复兴初级中学教科书公民”共三册，一年一册，第一册道德，第二册政法，第三册经济。这一版的公民课本虽深受三民主义的影响，但还是保持了不少相对独立的公民教育内容。第一册由孙伯謇编写，1933年7月出版，11月已印70次。对于什么是公民？教科书解释首先是拥有国籍的国民，但国民不见得就是公民，国民之有公民权的，才是公民。什么是国家？“国家是人类的共同生活团体，多数人相结合为一体，以完成共同生活，就是国家。组织国家的多数人，就是国民。”什么是自治制度？自治制度，是训练行使民权的机会，是民权政治的基础。自治的实行是否圆满，不独和地方有关，有时且可影响全国。所以公民应当了解自治的本质，养成自治的精神，并充分行使应有的政权，以尽做公民的义务。 在“国家道德”这一章有一节“尊重舆论”： 民主政治是舆论政治。国民既将政权委托于政府，政府的设施是否正当，还要取决于国民。国民对于政治的意见，叫做舆论。国民真正的舆论，政府应当采取，作成法律，期其实行。 舆论是一般国民的公共意见。一个政党的意见，不是舆论。一个报纸的主张，也不是舆论。真正的舆论是由国民几经讨论而后成立。国民关于舆论，应当有尊重少数和服从多数的精神。 社会国家的事情非常复杂，一个问题发生，不止一个原因。一个问题解决，也不止一个结果。社会国家的问题都有关于国计民生，解决问题，又不能同自然科学一样，先事试验。所以一个公共意见须经有见识的专家发表言论，并须容纳反对的主张，而后为最终的决定。如果多数人的意见偶合，便压迫少数人的议论批评，却不是真正的舆论了。 初一年级的公民教科书能对舆论作出如此清晰笃定的解释，这样的公民教育自然是有价值的。1923年生在无锡的李慎之先生回忆： 三十年代我还在读初中的时候，整整三年都学过一门公民课，用的是民营的商务印书馆编的课本。虽然分量不大，但是相当扼要而明确地教给了我们什么是国家或政府的权力与责任，什么是个人的权利与义务。什么叫公民，他与中国人历来说的老百姓有什么区别。我们当年的教师又是一个口才极好，极善于启发学生对公民权利的觉悟的人，使我印象深刻，至今难忘。 ……我推想与我同时学过公民课的应当有几百万人，最少也应当有几十万人……”10 他高中毕业于1940年，1937年之前读初中，读的大概就是这个版本的公民教科书。他说由于时代的风浪起伏不定，受过商务公民课本陶冶的一代学子，多少人还能在未来的人生中忆及公民课给予他的训练？今天已无法知道，但是，可以确定，包括李慎之在内，那个时代上过公民课、接触这些课本的少年，他们还是有幸的。学者谢泳说，李慎之先生生前有一次在上海，曾亲口对他谈起早年公民教育的影响，“他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他感到他这一生做人做事的基本规则，都来源于早年公民教育，虽然经历了时代的变化，公民教育中的一些内容后来不再提了，但那些现代公民的基本素质，还是保留在了他们那一代人身上。中国50年代社会的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靠那些早年受过公民教育的人来支撑的……”11 五 1937年3月，依照教育部修正课程标准，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新的一版公民教科书，“复兴初级中学教科书”《公民》第一册，李之鸥编著，韦悫校订，增加了公民道德与蒋介石倡导的“新生活运动”等内容，当时战争迫在眉睫，特别增加“童子军训练”一节。 从课本来说，比以前的更贴近学生，更为成熟了。先从“群己”关系入手，再澄清公民与公民的关系，提出一个良好公民须具备的条件，“不但须有强健的体魄，丰富的知识，并须有优美的道德，有浓厚的爱国心，有努力从公的精神；对于为国家服务方面，应谨慎的行使政治上的权利，应竭力的实践政治上的责任。一个国家的盛衰，全靠公民的良好与否；国家有良好的公民，便日趋强盛，否则便日趋衰弱。” 在“学校生活与公民道德之培养”一章说，学校设置的各种科目“都是使学生们获得必要的知识，和养成健全公民的要素。例如语文课的国文，不独可使我们能明白清楚地叙述事理，表达情意，而且可从中了解我国固有的文化；外国文，使我们得由外国的语言文字中了解外国的事物情况。又如历史地理，不但使我们明白本国与外国的历史事实与地理情况，且可激发我们的爱护国家、爱护民族的观念。这些知识，可说没有一种不是一个健全公民所需要的。不但如此，我们做课业的活动，直接是学习功课，间接乃是培养公民道德。”比如养成对公民服务的责任心，守规律的习惯，虚心谨慎无形中养成做公民的根本条件。“体育活动的成效，还不只是增进我们身体的健康，并且是与几种重要的公民道德有关系。例如在运动场比赛时，有裁判员作公正人，成绩的好坏丝毫不容作伪，这便是公正的精神；运动比赛时，各人都勇往直前，竭全力来奋斗，这便是勇敢的精神；在团体运动时，彼此团结一起，彼此合作，彼此服从团体的纪律，这便是团结、合作及服从纪律的精神。这些都是一个良好的健全的公民所应有之德性，而在体育活动中，都可以培养成功的。”至于课外活动，无论读书会、演讲会，运动会、远足等，更不要说学生自治、社会服务等，不仅可补课堂的不足，而且也是公民生活的实习。 1939年，罗廷光在《教育杂志》发表的《国民精神总动员与中学公民训练》，即带有浓厚的党化教育意味，与商务版代表的公民教科书长期以来致力的目标已有很大差异： 确认三民主义为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最高理想，也便是中学实施公民训练的无上准则。……本此以实施训练，则：第一，中学生须认清“中国国民党之主义、政纲、政策，为建国及解决社会问题唯一之途径”；第二，彼等在公民科及其他有关学科（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问题等）上对他种主义尽可多方面研究，但以不离乎三民主义的立场为是。……12 从修身课到公民课，重视公民教育是商务印书馆这家民营出版机构的一贯宗旨。针对小学公民教育，不仅有教科书，在配套的“小学教育从书’中有《小学公民训练之理论与实际》，“师范小丛书”中有《小学公民训练概论》，“小学教师丛书”中有《小学公民训练教材和教法》，此外还有《学生自治须知》、《公民教学法》等，“小学生文库”中除了《国家浅说》、《政治浅说》、《民权初步摘要》、《民权主义浅说》、《法律》等，另有一本叫《好公民》。在“民众基本从书”中也有一册《怎样做公民》。日本侵略者对商务教科书中的公民教育和民族意识都深怀疑虑，“一二八”事变时之所以要轰炸商务的工厂、焚烧东方图书馆并非偶然，其中就有毁灭文化达到毁灭一个民族意志的险恶用意。 抗战全面爆发，迁都重庆的国民政府一度推行“国定本”，商务印书馆代表的民营出版业最后一版教科书止步于此。1942年出版的《初级中学公民》共三册，编辑要旨称，这是根据教育部1940年7月公布的《修订中学课程》标准编辑的，官方的正中书局与民营的商务、中华、开明、世界、大东等组成的“国定中小学教科书七家联合供应处”负责印刷， “参阅者”名单包括朱家骅、吴铁城、陈果夫、陈布雷等要员，官方聘请的梁实秋等专家，出版家王云五虽然也名列其中，主导权已转移。尽管公民教育的基本内容还在，公民权利、地方自治、公民训练、国家公共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还是在教科书中得到了体现。 但是，因为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介入，党化教育的不断侵蚀、污染、异化，在时代的跌宕起伏中，此时的公民教育实际上已无可挽回地走向衰微，20年代的黄金时代再也不可能重现了。虽然1947年12月汪懋祖在《教育杂志》发表的《中学公民课程之讨论》为中学公民教育概括了五个原则，那也只是理想状态，很大程度上不可能付诸现实： 1、公民的习惯与品性 2、公民的动机 3、公民常识 4、培养公民理性   5、树立公民理念和信心 13 抗战后期，李慎之在燕京大学毕业，曾在成都一个中学教过半年书，校长让他包教全校高中三个年级六个班的全部公民课，教的大概已是国定本。他说自己利用这个机会“大肆宣传共产主义，居然大受学生欢迎”，晚年回想起来他深感惭愧，没有做好本职工作，为未来的民主建设多培养一些元气，所以1997年11月他在《改革》杂志的一次座谈会上说，“近年来我常常想，如果一个人真的还能有下一辈子，那么，我下一辈子最想做的工作就是再当一辈子的中学公民课教员。” 14 自1949以后，公民教育不仅退出学校，而且在整个社会销声匿迹，以致今天许多人把政治课、思想品德课与公民课相混淆。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通知》提出在初中开设公民课，二十五年过去了，公民课尚未得到恢复。2005年杨东平等编的小学版《新公民读本》出版，也未能使用，新公民读本的中学版则迄今未见出版。今天，即使我们像李先生那样怀抱一个当中学公民课教员的梦想，也依然只能是梦想。 2010年11月6日杭州 说明：此文的完成首先要感谢程巢父兄帮我复印了24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修身、新修身和公民教科书，凡来自这些教科书的引文，不一一标明出处。此外，还要感谢王小庆兄，他编的《民国时期的公民教育》（待出版）选录了《教育杂志》1909年到1948年间发表的有关公民教育文章，他撰写的前言也令我受益。     注解： 1 曾在幹《略论公民教育》，《教育杂志》1928年2月。 2 常道直《小学公民课教学法》，《教育杂志》1924年1月。   3张粒民《小学校之公民教育》，《教育杂志》1924年4月。 4 陈筑山《平民的公民教育之计划》，《教育杂志》1927年9月。 5 张道藩《酸甜苦辣的回味》，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社1968年。 6吴家镇《高时良现阶段中国公民训练之鸟瞰及其改进》，《教育杂志》1936年3月。 7易正义《民国初年中学“公民”课程的建立》，《亚东学报》2009（29），转引自王小庆《民国时期的公民教育前言》。 8彭基相《公民的训练》（译文），《教育杂志》1924年9月。参考王小庆王小庆《民国时期的公民教育前言》。 9张粒民《小学校之公民教育》，《教育杂志》1924年4月。 10 《李慎之文集》上册，62页，自印本2003年。 11谢泳《1913年的美国公民学》，165—166页，《杂书过眼录》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 12罗廷光《国民精神总动员与中学公民训练》，《教育杂志》1939年11月。 13汪懋祖《中学公民课程之讨论》，《教育杂志》1947年6月。 14《李慎之文集》上册，53页，自印本2003年。     （傅国涌，独立撰稿人。本文选自作者博客。原文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fe46d901017x7m.html ）    

学友讨论 雷霆之声 修了 2012-07-16 23:24:21 是啊、乌云己经压顶，暴风雨即将到来。 人心?–我的估值 老看老想 2012-07-15 06:23:37 1.思定.

　　1948年11月4日，南京《中央日报》发表殷海光执笔的社论《赶快收拾人心》说，“国家在这样风雨飘摇之秋，老百姓在这样痛苦的时分，安慰在哪里呢？希望又在哪里呢？享有特权的人享有特权如故，人民莫可奈何。靠着私人政治关系发横财的豪门之辈，不是逍遥海外，即是特权豪强如故。”经当时影响最大的民间报纸《大公报》转载，传诵甚广，引起许多国人的共鸣。然而，在权贵眼里，“赶快收拾人心”只是一句空话，因为他们压根不相信掌握着绝对优势资源的政权会撑不下去，他们压根不在乎什么人心，他们被权势蒙蔽了双眼，看不见时局演变到了什么地步，普通中国人怎样的不安和焦躁，他们只想用暴力来应对共产党的暴力挑战，只想用暴力来压制一切敢于反抗的声音，关闭《观察》周刊、《新民报》南京日、晚刊，人心在他们心中几乎等于零。 　　“赶快收拾人心，只有这一个机会了。”早就洞穿共产主义把戏的青年殷海光并不想看到国民党政府的崩溃，所以才无比焦虑地喊出这样的声音。今天，我们是不是又一次到了该喊出这句的话的时候了？处境不同、地位不同当然会有不同的认识，我们面对的现实却是相同的，如果你没有逃离这块土地，没有移民的机会或打算，要留下来，在这里终老，那么注定了要面对风险不可预测的未来，饭桌上朋友们聊天，常常会对每天的食品失去任何安全感，对孩子要接受的教育没有任何的放心，对将来的养老保险更没有信心，中国往哪里去？中国正在急速地往一个无底的深渊下坠，资源被无限制的、掠夺性地开发、破坏，财富落入了极少数人的手中，转移到海外去了，他们不 断膨胀、不可遏制的物欲如同血盆大口，正在吞噬着这个民族子孙后代生存的机会。如果这个趋势不被扭转，后果之可怕是从未遭遇过的、也是难以想象的。1968年5月21日，殷海光在台湾岛上给人写信说： 　　人民有吃喝玩乐的“自由”，更有腐化堕落之“自由”。只要做的不破面，官吏大有贪污之“自由”。这些，都是网开一面的。然而，人民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自由，没有言论自由，更没有政治自由。 　　这些话用在此时此地，同样不需要更改一字，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三十年来私人领域的自由越来越大，穿衣、吃饭、找对象，确实有了更大的空间，比起毛泽东时代对人性的压抑、摧残，已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当商业广告代替政治口号，成为时代最醒目的标记时，同时释放出来的恰恰是人性中阴暗、贪婪的一面，并且毫无约束，权力或有意或无意地放纵这一面，引导国人朝物欲看齐，只要不关心国家命运，不对现实中的不公不义公开提出质疑和批评，对社会生活当中处处会遭遇的男 盗女娼视而不见，尽可以去享受私人的吃喝玩乐“自由”，权力放弃了毛那种咄咄逼人、与全民为敌的进攻性态势，退而为防御性，只要不触及他们的特权，不碰到保护他们利益分赃的体制底线，它一般不来侵犯你。当然，如果恰好你家的土地或房屋被他们看中，要征用开发、拆迁重建，它就会露出狰狞的面目。因为这涉及他们的巨大利益，在这些事上他们是进攻型的。权贵利益至上，这已成为今天这个时代的高压线，不能碰触。 　　所谓盛世十年或盛世二十年，就是贪污腐败的盛世，坑蒙拐骗的盛世，道德沦丧的盛世，极少数人攫取了极大多数财富的盛世。在引人瞩目的繁华、奢靡和一掷万金的豪阔背后，所有的苦难、血泪、呻吟都被遮蔽了。有些外国人看不到真实的中国社会，为gdp增长率、为摩天大楼、高 速公路和快速的城市化进程迷惑，以为中国真的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盛世，不久的将来要赶超美国。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大部分普通人，在这个盛世的计算里从来是忽略不计的，其实，在中国的任何一个角落，多多少少无权无势者的命运都足以击穿盛世的弥天牛皮。这个牛皮曾陶醉了、也正在陶醉着许多无知无良的中国人，甚至吸引了一些外国人。 　　说穿了，这个以权贵利益为核心的盛世，乃是不计后果、不惜代价，用数据、物质和宣传工具一同制造出来。如果一定要认为这就是盛世，那也未尝不可，但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我们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盛世当中，这个盛世千方百计地用物质诱惑和种种阴暗的压制手段，不仅摧残健全的人性，而且摧残人类文明进程中代代积累起来的，几乎在所以的领域都是劣币 驱除良币，那些把人性中负面的因素发挥出来的人，在现实中容易得到更多、更大的利益，羞耻感降低到了最低点，时时处处都张开利益的大网，把千千万万的人网进去，进去的人可以分沾一点好处。对知识界利用课题、职称、头衔以及种种的诱惑，来牢笼、败坏整个知识阶层，对其他不同的社会阶层同样利用种种诱惑和控制，将正直、有才能而有良知的人边缘化，扶植趋炎附势、见风使舵的聪明人，让他们大享名利。种种举措都是要在根底上摧毁社会的精神，令全社会屈从在强势、利益之下，没有任何自主的骨气。 　　一个原本有乌托邦蓝图的打天下集团，早已演变成一个单纯的权力组织，一个以保全自身利益和子孙利益为首要目的集团，除了对于那些投机主义、心思不正的人充满吸引力，它自身已不再具有 任何理想色彩，也没有对未来的真实预期。即使打着主义的旗号，也常常言不由衷，底气不足，因为做的一套，与说的一套完全不搭边。所以，它之所以能继续运转，大大多数时候依靠的不是这套说辞，而是赤裸裸的国家机器，具有威慑力的镇制工具常常以化妆的面孔出现在社会生活中。它已经没有能力，也没有信心，依靠说理，依靠意识形态来消解社会的不满、反抗。表面上，它似乎也不喜欢腐败，也号称要反腐败，偶尔也杀几个贪官，但骨子里它对腐败的依赖超过了任何一个朝代，这是一种严重的腐败依赖症，通过腐败来吸引一批又一批的支持者，保持既得权力的继续运行，通过腐败来为这架锈迹斑斑的机器不断加油，任何民间的反腐败行动，对腐败的真正批评都是它反感，腐败已成为这个盛世的另一面，如同《红楼 梦》里贾瑞得到的那面镜子，镜子的一面是美女，一面是骷髅。他经不住美女的诱惑，哪怕结果是力竭而死，也只有继续去看了。 　　今天，即使殷海光在《人民日报》发表一篇《赶快收拾人心》，在占有既得利益的那些人当中，也激不起一丝的涟漪。他们被利益蒙住了眼，更被蒙住了心，他们的心刚硬如铁石，他们不在乎王朝的未来，更不在乎民族的命运。他们该得到的都得到了，保全这一切就是全部，紧紧抓住这一切就是全部。他们决不相信，他们得到的竟会是一面“风月宝鉴”。 傅国涌，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