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强调，要更加重视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监督，支持新闻媒体对违法或者不当行政行为进行曝光。在最近发生多起媒体记者遭受一些部门网上通缉或扣押的情况下，温总理的上述表态自然引起广泛关注。从实践来看，媒体曝光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的障碍之一，便是行政权力本身。与其他权力相比，行政权具有权力行使的自由裁量性、主动性和广泛性等特点，它更直接影响到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和合法权益的保护问题。行政权力的这种特性，要求必须将它始终处于社会的有效监督之下，但也正是这样，媒体的监督存在着反被公权力干扰和打压的可能。
媒体作为一种监督力量，比起其他的监督手段来，具有公开性、及时性和权威性的特点。因此，在对行政权力和行政行为的各种监督形式中，来自媒体的监督和曝光很有必要，尤其对当下来说，更是如此。
从近几年的情况看，媒体的监督力量和监督力度都在加大。在媒体的监督下，一些不当的行政行为被纠正，许多公众的利益诉求也得到了及时的回应。例如，不少久拖不决的腐败大案，有些长期得不到解决的严重损害行业企业和公民合法权利的问题，一些法外增加行政审批条件、地方或者部门保护主义、超过必要限度的准入条件等违反法律规定的“红头文件”，都是通过新闻媒体曝光和舆论监督而得到解决或纠正的。
然而，媒体自身毕竟不是权力，媒体在监督公权力，曝光一些不法行政行为的同时，也会遭受来自公权力的干扰。一些政府部门常常会以“影响团结”和工作等理由设置种种障碍，来阻挠媒体进行舆论监督，致使媒体的监督远非顺畅，比如西丰事件、通缉记者事件等等。
在舆论监督问题上，我们要防止一种错误导向，以为正义在手而逾越法律，充当所谓的社会“判官”，出现“媒体执政”、“媒体审判”、“媒体霸权”；但另一方面，更要加强对媒体监督的保护力度。相对于媒体自身的话语权膨胀，当下更突出的还是权力对媒体尤其是记者的限制甚至侵害。
对此，就需要有对媒体及记者的监督和曝光的全方位保障：一是政府及其领导要转变观念和认识，视媒体为朋友而不是对手，媒体对不当行政行为等一切腐败现象的监督和曝光，能够促使政府依法行政。二是政府要减少暗箱操作的方式，政府的行政行为和公共政策都要公开化，如果政府的权力和行为变得透明，也就无须害怕媒体的监督和曝光。三是媒体和记者在遭受权力的刁难时，能够得到司法的及时救助和保护。
如果说，立法是对公民权利的分配，那么，司法是对公民权利的救济。无救济最终也就无保障。从实践来看，有时候司法自身会遭到行政权的干预，从而也就难以保护媒体的监督。前不久媒体曝光的陕西省政府密函给最高人民法院，试图干预案件审判，以及陕西国土厅拒不执行陕西省高院已经生效的法律判决；尤其是当众多媒体曝光了这些事件后，有关政府部门依然迟迟没有明确回应，甚至采取打太极的方式予以推托回避，致使人们对依法行政的公信力产生质疑。这些都充分说明，在我们的干部队伍里，确有一部分人根深蒂固地存在权大于法的思想和观念。正因为此，温总理在上述讲话中，才会严肃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正确对待和认真做好行政应诉工作，摆正位置，尊重法律、尊重当事人、尊重并自觉履行人民法院的判决和裁定。
可以说，不在制度上解决这些问题，要想扭转媒体监督难的状况，谈何容易。
“要翻墙，用赛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