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有媒体报道，上海作协下属的《收获》《上海文学》等文学杂志稿费标准要猛涨，提高到原来的2至5倍，由上海市政府从文学发展基金拨出专项资金，并且每年都注入新的资金。这让兄弟省份的文学杂志很是羡慕，纷纷呼吁本地政府也出手相助。
纯文学稿费太低，这种抱怨不是一年两年了，每倒下一个文学杂志，为纯文学“讨薪”的呼声就响亮一阵子。这种说法看起来有道理，因为无论横比纵比，纯文学杂志的稿费都相当寒碜。横比：现在的任意一个主流都市报，发给作者的评论稿费都在千字300以上，较高的如《南方都市报》《新京报》《新闻晨报》等能达到千字800，《南方周末》给某些作者的稿费，几年前就达到了1字1块钱。市场上杂志的稿费要更高一些，韩寒的《独唱团》的标准就是1字1块。而报纸文化副刊文章的稿费，也多在200以上。与此相比，纯文学杂志千字三五十至多百来块的稿费实在拿不出手。如果算上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这种差距就更加悬殊。
纵向来看呢，在知识分子最为神往的民国时期，在官办的北京报纸杂志和学术期刊上，稿酬可达每千字4-6元。而上海的报刊大多是民办的，一般稿酬为每千字1-3元。鲁迅文章一般稿酬是千字3元，有时千字5元，《二心集》的稿酬为千字6元。这样的稿酬标准从五四时期到30年代没有很大变化。要知道，五四时期，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职员的薪水是8块钱，只相当于两篇小文的稿费。我估计，当时的稿费标准，大约与现在都市报纸的高等稿酬看齐，遥遥领先于现在的纯文学杂志。
从两个向度比较，可以看出纯文学刊物的境况，已经惨淡到了混不下去的地步，很多杂志苟延残喘其实早该停业清盘，因为几百本的发行量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但是文学刊物的生死，岂是能由自己掌握的？于是，拼发行，搞创收，拉广告，办会议，求赞助，甚至写软文，成了文学杂志上下的主要工作，反倒是文学这件事，在吃饭问题面前，只能被放在很次要的位置。比如两年前爆出的一则新闻，《报告文学》杂志明码标价，只要3万块钱，就可以在杂志上发3万字的稿子，能配五六张图，价格还可以商量。报告文学成了广而告之，可见在生存的窘境之下，文学的尊严已经荡然无存了。那么，纯文学杂志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
我此言一出，必然有一片声音出来反对，曰纯文学杂志的存在，对文学的意义重大，市场化文学的兴旺是文学的悲哀，好像没了那几本刊物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就成了荒漠。可是，这些杂志的存在，又给我们提供了多少的食粮呢？所谓纯文学危机，在我看来，不过是利益相关者的危言耸听。纯文学杂志的衰落，并不是被市场抛弃，而是被读者抛弃，被文学抛弃了。纯文学杂志基本在各级作协管辖之下，从内容到形式，都要受到文学管理部门的控制，内容不能旁逸斜出，不能以下欺上，不能脱离轨道。我们知道，能够打动读者的好文学，除了高超的技巧，往往是以强烈的现实情怀取胜的，但这一点，却是被严格管制的。想想谢朝平因写报告文学《大迁徙》被警察强拘的事件，你就会明白，所谓纯文学，不过是“遵命文学”的雅号罢了。脱离了对现实的关注，只能在指挥棒下匍匐前进，能写出什么有价值的文学呢？
而纯文学杂志的存在，不过是被各级作协的工作人员绑架了的一只饭碗而已。有这个刊物存在，至少有一二十编制，百十万拨款，能养活不少“文学人口”。所以，等着别人喂食的杂志，一定是吃人家嘴短的杂志，仰人鼻息的文学，一定是不自由的文学，这样的文学，到底谁需要呢？
在所谓纯文学杂志叫苦连天的时候，市场化的文学刊物正风生水起，虽然也是泥沙俱下，假冒伪劣层出不穷，但在一个相对正常的出版生态环境里，作协管不到的文学刊物、书籍、网站，不吃政府资金的嗟来之食，毕竟有了更大的写作空间。这些由读者直接出钱供养的地方，才是产生好文学的希望所在。
人为地把纯文学和市场文学对立起来，只不过是制造紧张气氛，历史已经证明，纯文学杂志的存在，并没有供养出伟大的中国当代文学，历史还将会证明，中国文学的经典将在自由选择的市场中产生。不要以为出版社和读者只会出烂书，真正打动人心的好文学，必然能再在市场上找到属于它的位置，顺带着还会占领当代文学史。
潘采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