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章立凡 | 评论(0) | 标签:思想史, 民国, 多元文化, 章立凡

时间:2010年11月14日上午

地点:深圳市少儿图书馆多功能厅

主讲人:章立凡(近代史学者)

【提要】中国思想史上百家争鸣的时代,比较引人瞩目的有两段:一段是两千多年前的先秦时期,另一段即与中国近代史同期之晚清至民国时期。两者的共同背景特点,是处于动荡、分裂、战乱的社会转型期,没有形成大一统的国家权力,各种学术思想得以在竞争的生态中异彩纷呈。两者的不同之处,是后者处于东西方文明的对撞与交汇的历史环境,有了更为广阔的全球视野。20世纪上半叶大师辈出,极一时之盛;时过境迁,中国思想界至今仍未企及先贤们的思想高度。 30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结束了一个威权时代,新一波的“思想解放”运动,令思想界再度呈现活跃的气象,但历史的惯性依然存在,气候乍暖还寒,风潮时涨时落。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来临的大背景下,历史的脚步越来越快,多元化渐成大势所趋。梳理百余年来中国思想界的各种论争的脉络症结,仍不离“中体西用”与“全盘西化”两大主题,而一个半世纪以来困扰中国的诸多疑问,依然挥之不去,有重新解读的必要。

章立凡:我注意到广东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从这几次来广东我发现一个特点,广东的讲学风气特别兴盛,不但在深圳,在广州以及广州周边地区,每个周末都有很多这样的讲座、沙龙活动。这个风气是清末以来的讲学风气的延续,从当年康有为先生创立万木草堂讲学那个时代起,广东实际上成为中国近代新思潮的策源地,而且近代改良和革命两次重大思潮的先驱都是从广东产生的。这得益于广州是一个口岸,毗邻香港,各种新思潮容易进入;而且商业也比较发达,较早形成了市民社会的雏形。我想这些都是广东在思想先行方面便利的地方。

百年两大主题:“中体西用”与“全盘西化”

我今天讲思想界的历史高度,也不局限于民国,会追溯得稍微远一点,然后集中讲民国。我注意到历史上百家争鸣的时代引人瞩目的有两次,一次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还有一次是在近代,从鸦片战争以后一直到民国这一段,这两段是学术界思想最活跃的时期。当然可能有人会说魏晋时代算是一个,但是总体来讲,魏晋的精神是比较偏于消极的,而春秋时期和民国时期的思想上的争鸣是相当活跃的,是很有进取性的,但是这两次又有所区别,它们有共同特点,也有区别。共同特点就是都处于这种动荡、分裂、战乱的社会转型期,没有形成大一统的国家权力,这种状况下,各种学术思想可以在竞争的生态里各自表现。但是两者也有不同,后者处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中,有东西文明的对撞和交汇的历史环境。我把它视为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对撞的结果。从秦汉以来,由于高度的封建专制制度,再加上独尊儒术的一元化的意识形态,形成了长期的文化专制,这种文化专制导致没有多元化的意识形态出现,就是意识形态领域一直是以儒家为主导的,当然有人会提出有佛家、道家等等,但它们不是占统治地位的。直到19世纪中叶,从1840年开始,由于西方文明的进入,形成了东西文化的对撞,中国就面临一个3000年未有的大变局,这样的变局不仅是经济上的,经济上是西方带来了自由贸易,政治上列强环伺、虎视眈眈;从文化上讲,西方的文明也进入中国,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很多元的局面,这样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949年,然后又重新定于一尊。对这段历史应该有所梳理,我认为各种思想的争鸣,大体上还是围绕在当年张之洞提出的“中体西用”和后来学人们主张的“全盘西化”这两大主题。但是有很多问题我们今天仍然没有解决。

改良与革命: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不易同时并行

首先是政治上的主义之争,清末的君主立宪主义(也可以叫改良主义)和实行排满的民族主义的交锋。这种交锋是20世纪思想交锋的第一波,主题上也就是到底是立宪还是共和,到底是改良还是革命,这两者是互为表里的关系,一个是要解决体制问题,一个是用什么样的手段来解决体制问题。从改良和革命来比较,实际上改良的社会成本比较低,但不幸的是改良走得太慢,因为所有的改良,或者我们今天讲的改革,都是被迫的,统治者一般不愿意让出原有的利益,所以就造成改良或改革的滞后,最终导致了革命的发生。革命走到了改良的前面以后,从这100年的实践来看,革命的后果未必好。

改良的理论,康有为提出“虚君共和”,他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叫做“总开关理论”。在1911年的时候,辛亥革命已经成功了,有一个年轻人叫王眉五,跑到日本见康有为,他问康有为,为什么别人都主张革命,你还是主张改良?康有为讲了一番道理,他说:君主制像一个大楼,我们要让这个大楼亮起来的话,就需要安很多电灯,但是我们不需要拆掉了这栋大楼重建,再安电线和电灯,我们只需要把原有的建筑布上线、安上电灯,然后有一个总开关,这样大楼就全都亮了。他比较了各国的革命,认为法国革命、墨西哥革命在历史上都流了很多血,而且持续长达八十年到一百年,对社会的破坏太大,主张用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效益。他认为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搞“虚君共和”,利用君主制原有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下把这个体制改革,然后达到社会的进步。他认为如果骤行革命的话,列强就会趁机进来,实际上就把国家放在一个很危险的位置。这预言果然应验了,后来有了日本的入侵。从1927年到1936年这10年,我们称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后来突然中断了,就是因为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而日本发动这场战争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阻击中国的现代化。

孙中山先生的观点和康有为是不一样的,他看到了欧美社会的很多问题,社会主义思潮在19世纪下半叶在全世界开始流行了,孙先生看到了另一方面,就是资本主义的很多弊病,所以他主张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同步进行,要一次完成。用他的话说叫“毕其功于一役”。这个观点后来被证明是没法实现的,国民政府在大陆时期,土地改革就没有实现,这跟它本身的政权结构及土地改革的成本有很大的关系。当然,它后来到台湾以后实现得很成功,比大陆还成功。中共毛泽东搞的这一套,也是要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同步进行,所以他在掌握政权以后的这28年间,就不断地搞社会革命,最后搞文化大革命等等,但是越搞越乱。搞得国家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政治和经济的危机都十分深重。

在30年代的时候,吕思勉先生(他是一位著名的史学家)就有这么一个观察,他说“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很不容易同时并行,而社会革命,尤其对社会组织,前因后果,要有深切的认识,断非简单,手段灭裂的均贫富主义所能有济。”我觉得这个判断是很准确的。中国历代的王朝更迭,无不以“均贫富”为一种动力,实际上“均贫富”只是暂时的,不是一个解决根本问题的办法。共和国前30年也是搞“均贫富”,结果是“均贫”,后30年又搞了另一种,就是“一部分人先富”,如今又导致两极分化。现在看来,如果没有一个好的体制,就不可能有一个好的分配制度。

五四的背景:社会主义思潮与新文化运动

下面再说说其他的主义,民国初年,各种外来思潮都进入中国。像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很多人早年都是信仰的,毛泽东早年也是信仰进化论的,其他信仰进化论的思想界的人物也有很多,过了一段之后才逐步转向社会主义。还有君宪主义,还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实验主义等等。这些主义也出现本土化的变种,像三民主义、国家主义,这些都是一些变种。当年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不像今天这样非常地政治化,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在国际上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包括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第二国际社会主义,还有布尔什维克社会主义等等,它们都算是社会主义。这个现象到20世纪初的时候还不是很明确,不像我们今天说的“姓社姓资”,那时候没有太明确的概念,也没有把它与资本主义对立到什么程度,都是在探索。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其实也是一种社会主义。

多元化的主义的出现和中西文化的交汇,推动了新文化运动。追溯起来,蔡元培先生在民国初年就任教育总长的时候废止了读经,出任北大校长以后提倡“兼容并包”,而且引入了西方的大学管理制度,为新文化运动及后来的五四运动做了一个思想上的铺垫。新文化运动是清末以来启蒙思潮的继续,追溯起来,梁启超提出“新民说”,陈独秀发表《敬告青年》,再到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胡适提倡的白话文运动,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思想解放,在这之前,中国人写的文章和平常说的话是两种东西,是不一致的。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讲,造成了很多的不便,很多教育程度不高的人可能没法接受这些东西,或者没法理解这些东西。胡适提倡白话文以后,把文化普及的手段变得非常的尖利,可以很快地让更多的人接受思想文化。从白话文运动以后,思想文化就不再是文化人的专利,开始向平民百姓普及。

政治还是学术:五四以后思想界的分化

关于五四的反封建的意义,大家都已经了解了,我也不再多说。我想观察一下五四以后思想界的分化:一部分人走向了党派政治,另一部分人趋向于学术文化,但是界限也不是很明确。走向政治的这部分人后来很失落。我以前也谈到过,中国近代没有什么真正政治学意义上的政党,大多是一种会党政治的延续,我把他称之为会党化现象。当时五四的先驱,除了李大钊是为主义牺牲了,其他的人,像陈独秀后来被排除出共产党,又坐了国民党的牢,最后又搞学术,但是他没有完全脱离政治。蔡元培先生担任政府要职,胡适也是,他们还是参政的,但是他们的主要贡献应该说还是在思想学术方面。还有像鲁迅、周作人兄弟是搞文学的,最后彻底投身政治的人都不是大知识分子。

1957年的时候,领袖对有一句话很反感,某人说“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领导不了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毛泽东对这句话是很有情绪的,他当然是读过很多书的,但还是很有自卑感。此外,胡适晚年有一件事挺后悔,他说:当初我没有把陈独秀留住,结果他去搞政治了。这个背景是怎么样的呢?陈独秀是一个不拘细行的人,他去了北京的八大胡同,然后就出事了,北大就逼他辞职了。离开北大以后,他没有地方去,就到了上海,那时候正好苏俄又给钱,所以他就组织了中国共产党。胡适后来想起这件事,他说那时候我要是想办法把陈先生留住,后来的很多事是不是就不会发生了。

当然历史也没法假设,可能有些事该发生还是要发生,也不是说一个偶然的事就能改变历史。但是这也说明一个情况,当时在社会上有很多共产主义的小团体,不止一个,而每个小团体的组织方式就是开会,然后办一个杂志,或者办一个书店,以此来传播共产主义。但是搞政治还是要花钱的,有的就是一笔经费花完了以后,影响没有起来,这个团体无形中就消散了。那时候苏俄是有想法的,它要在全世界推行他们的这一套,所以苏俄也在选择中国可以跟他们合作的人选,一起来推动苏联模式和影响的团体。当时也考察过很多人,比如吴佩孚、冯玉祥等等,还包括孙中山。最终选了陈独秀、李大钊他们这批人,那时候他们之所以能够搞起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苏俄提供了很充足的经费。而其他的很多就没搞起来,最后就剩下这一个。

当然另外还扶植了一个,就是帮助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孙中山曾经提出过,我们国民党也想加入共产国际,这个问题提了以后,共产国际很尴尬,因为他们认为国民党是不够格的,共产党是可以的。后来提了一个折中方案,就是国民党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共产国际的会议。

问题与主义:主义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这有点扯远了,再回到主题上来。现在胡适提出的“问题与主义”这个概念,到现在还没有解决:我们现在有主义,但是社会问题还是越来越多,而且单从主义的教义上,我们解决不了很多现实问题,主义与现实脱节,而且理论上无法自圆其说。

下面再聊聊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是从西方来的,它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发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它有两条线,一条是思想的线,这条线严复是一个先驱,后来就是胡适;另一条是宪政这个角度的,应该是从梁启超开始,后来的继承者像张君劢、张东荪这些人,后来成为宪政运动的主要推手,抗战期间在大后方活动的“第三势力”,主要是这些人。张君劢在30年代起草了一个“五五宪草”,那是一个宪法草案,这个宪法草案在1946年经过修改,就变成了一部正式的《中华民国宪法》。现在台湾提到张先生,称他是“中华民国宪法之父”。到国共内战爆发的时候,“第三势力”就分化瓦解了,分成两派,一派到台湾,一派在大陆。台湾的代表人物就是像雷震,殷海光等等,留在大陆的是张东荪、罗隆基等一批人,但是这两批人最后都在政治高压下烟消云散。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再度兴起,是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以后出现的,领军人物是李慎之先生。

社会主义在世界上有多种,在中国也有多种,现在看三民主义,应该也算是一种社会主义流派,民族主义、民生主义、民权主义,尤其是民生主义,社会主义色彩是非常浓厚的。国共两党在很多社会改造的观点上实际上也是一致的。国共两党基本上都是西方学说的本土化产物,而且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都曾经“以俄为师”。历史上分了合,合了分,现在仍然在中国的两片土地上(一块很大,一块比较小)行使治权。所以,研究20世纪的中国思想史,解读西方政治学说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需要研究这两种主义和这两党。

还有一派人是强调中国本位文化的,这一派的传承直到今天都可以看到。当年康先生主张“以孔教为国教”,后来章太炎也提倡读经,说明无论改良派和革命派,相当一部分人在尊孔上是有共识的。虽然政治主张不一样,对传统的儒家文化都比较认同,但是共同的文化认同。不排除对儒教各取所需。这种情况也不是绝对的,梁启超就不是这样主张的,他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是从更高的思想文化角度来认识尊孔的问题。

大师的背影:没有多元文化就没有大师

五四的口号是“打倒孔家店”。当年非常激进的一部分人,后来也有了变化。30年代张申府先生就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他要把儒教和孔子的思想做切割,区分什么是真正的儒家思想,什么是意识形态。这就涉及到怎么理清传统文化的手段和方法,就需要沉下心来研究,不是光喊口号去打倒就完了,而是要研究其所以然。胡适提出要“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这个见解是很有道理的。他给相互对立的“打倒”和“继承”两派,各自指出了一块空间,就是提倡新文化和整理传统文化可以并行不悖。我们还注意到,同样是研究传统文化,但胡适一派是引入了西方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化,和传统的治学已经有所不同。

胡适倡导研究问题,提出整理国故之后,文化探索显得非常多元。在五四以后有很多的文化论争,比如像“科学与人生观”的争论,乡村建设运动、新生活运动、新理学等等都开始兴起,文化上出现了多元的、百家争鸣的现象。这种现象是由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冲击,把原来的秩序框架打乱了,大家混沌了一段时期以后再重新组合,这样就分成了很多板块,变成多元的,按自己的思想脉络和主题去研究发挥。像冯友兰先生就是阐发“旧邦新命”,把中国的本土价值观重新诠释,点燃并赋予新的使命。

公民社会的雏形在民国时期已经出现,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已经形成了市民社会的形态,开始有地方自治的功能出现。从清末到民国阶段的广州、上海,以及其他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都出现了有一定现代性的地方自治,这实际上是多元文化的经济、社会基础。

为什么这60年出不来大师?确实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出大师要有出大师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环境,我们分析像胡适、蔡元培、陈独秀、鲁迅这一代人,他们所受的教育是和现在我们(至少我这一代人和我往后的一代人)所受的教育是不一样的。一是他们都有非常坚实的传统文化的教育根基,又受过比较完备的西式的教育。二是这些人的研究方法也不一样,像胡适提倡的是西式的研究方法,蔡先生提倡兼容并包,他在北大造成的这种学术氛围,才能产生出像梁漱溟、钱穆、冯友兰这样一批学术大师。现在没有这种环境了,初级教育中没有这种环境,到了高等院校也没有这种环境,我们这60年的教育基本上是由“全盘西化”变成“全盘苏化”,把社会当作一部大机器,教育变成一条流水线,按一定的模式生产标准件。这种教育模式不需要思考,只要生产出大机器上的标准配件甚至是螺丝钉,它是相当工具化的,这就是苏式教育的特点,它不需要通才,不需要天才,不需要真正的有独立思想的人才,只需要你为这个体制服务就可以了。这样的教育是产生不了大师的。传统文化也是这样的,我们注意到,后来大师没有在中国大陆产生,但是在大陆以外的地区还能产生,像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这些人就是在海外治学,国内的土法治学的就达不到他们这个高度。

百年悲喜剧:半盘“西化”与半盘“苏化”

从新儒学的兴起到近年“国学热”的现象,也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回潮。当然这种回潮也有它的依据。1949年以后,特别是历次思想运动和政治运动的整肃非常厉害,五四所产生的那一代知识分子被摧残殆尽,传统文化也好,西方的文化也好,经过历次运动到“文化大革命”,出现了文化断层。我上次讲到知识分子的去留问题,1949年的时候,出走的这批知识分子,把中国文化的文脉也带走了,而且他们还能够在台湾、香港等地延续这种文脉,在大陆,文化的传承就被斩断了。近年“国学热”的回潮,一是经济发展以后,对本民族文化的追求、推崇,随着经济的强大逐渐的成长。人总是需要一些自信心,有时候就会把老祖宗的东西放大很多倍。二是主义的教义已经脱离现实了,出现了信仰危机和思想真空。大家找不到方向,找不到精神支柱了,国学的兴起就填补了这部分空间。填补这部分空间是不是就应该充分肯定呢?我觉得既不应该过分否定,也不应该把它提到一个太高的位置上。因为中国文化确实有很多的缺陷,导致了中国社会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的长期留滞,市民社会成长缓慢,近代工业文明没有在中国发生。这些都跟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既要承认传统存在的合理性,又要对过分夸大传统的论调给予足够清醒的认识。1935年的时候,有一群文化人搞过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 2004年的时候,又有一批文化人搞了一个《甲申文化宣言》。这两个宣言,一个是要提振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另一个俨然是中国时代将至的自负感。这两次宣言实际上都是趋同或附和于主流意识形态的。

刚才所讲实际上是理一个脉络,从中可以看到各种流派的传承关系。很多流派是从清末开始,断断续续传承到今天,各自有各自的源流。唐德刚先生讲“五四以来大半世纪中国的悲喜剧,即为列宁的‘半盘西化’和杜威的‘半盘西化’斗争的结果”。我觉得说得更透彻一点,就是“西化”和“苏化”这两种观念冲撞的结果。这种情况真正发生变化,是在苏东剧变以后。主流意识形态一直坚持讲“中国特色”,在这个背景下,新左派兴起并与自由主义展开论战。近年谢韬先生发表了“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观点,实际上民主社会主义也是国际上社会主义的一个流派,而且比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要更为激进一些。到底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我上次在广州演讲的时候就有一位听众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他说: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都完了,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屹立不倒。我回答说:我治学这么多年一直很困惑,就是搞不清楚什么叫社会主义。现在看来,社会主义的解读也是很多元的,有很多种的社会主义可供选择。近年还有一些现象,就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回潮。民族主义的回潮,一是因为中国经济财富的积累,觉得在国际上可以伸一伸懒腰了,再就是国内矛盾的尖锐化,需要民族主义来煽情,引导大家一致对外。民粹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破坏性很大的思潮,没有很明确的政治目标,但往往是被社会边缘化的人群所最容易接受的东西,他们的利益被忽视了,能够分享的社会财富非常少,有一种被抛弃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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