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骁骥 | 中国人有什么病？

　　多年前，曾前往湘西凤凰古城。未能免俗，至沈从文先生故居前合影留念。故居入口处对沈从文的一段简介似是从死板的教科书抄来，满篇“湘西系列”或“京派小说”代表作家云云。内中设一摊铺，贩卖《沈从文小说集》一类图书，给人感觉是旅游得很、商业得很、平庸得很。据说，沈从文在家乡的墓碑刻有铭文，曰：先生一生时刻关心国之安、乡之勃兴、民之痛痒、人之温爱，特此立碑，落款为“县人民政府”。我想，这位经过“商业洗礼”加“政治洗礼”的沈从文，距离真实的沈从文，反倒远了。真实的沈从文先生，不但是一位关心所谓国安、乡兴、民生、温爱诸事的小说家，他还是关心“人之精神”的思想家。沈从文自己也说过，他一生之所写所想，无非是为了铸造“人性的小庙”。人的精神，实属于沈从文关心诸事当中的头等大事，不可不察也。
 　　最近翻看的一本文集，便是沈从文先生对“人之精神”的体察和思索。这文集名称取自沈从文的一篇短文《中国人的病》，言下之意，这本书自然是要为国人的精神号脉断症了。正是由于多年来我们因误导而仅将沈从文视为一个“美文”作家或者小说家来阅读，从而造成了对他理解上的某种“遮蔽”，因此，今天的读者对于沈从文撰写“社会疗救”类的文章，难免有李代桃僵之问。有人甚至不太相信《中国人的病》出自沈从文之手。不过，在长期被千人一面、众口一词的“习惯思维”牵着鼻子走的情况下，这种惊异并不奇怪。
 　　究竟沈从文眼里的中国人所病者何？他以一句国际上常用的批评回答：“中国人极自私。”自私这件事情，我认为可从两方面看。一方面是对他人冷漠，一方面是对自己慷慨。直到最近，还有新闻报道说，一名乘客在某地铁车厢内突发羊癫疯，周围中国乘客大多保持围观，只有一名老外上前施救，而那位老外接受采访时说，即便那人是个骗子，他也不会后悔自己的决定。但是，围观的中国人却作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选择。而每当利益涉及自己，中国人表现出的争先恐后与兴奋异常，却又令许多国际友人难望项背，例如中国人在各种场合的争、抢、无秩序，均在此例。
 　　以上所举原是琐碎之事，要把它们和“精神上有病还是没病”的问题联系起来，是不是有些牵强附会？沈从文另有说法，他认为自私对一个民族来说是大病，并且病灶在于几千年的儒家学说。这套表面上娓娓动听但实则与“人性”不符的学说消磨掉了中国人的责任感。中国古代的正统学问，就在于承认儒家法则、接受儒家观念。然而，“平时看不出它的坏处，一到内忧外患逼来，国家政治组织不健全，空洞教训束缚不住人心时，国民道德便自然会堕落起来，亡国以前各人分途努力促成亡国的趋势，亡国以后又老老实实同作新朝的顺民。”不知责任与义务为何物，一心只做顺民的匹夫匹妇，试问欲之不自私，其可得欤？
 　　不过，沈从文毕竟不是吴虞。他早看清了“打倒孔家店”并非疗救之途，儒家作为一种对“人性”的禁锢，也并非孔子原初的设计，而是由于统治者把它利用为钳制人性的法典。真正的症结在于思想禁锢的存在。沈从文说，“禁律益多，社会益复杂，禁律益严，人性即因之丧失净尽……一切所为所成就，无一不表示对于‘自然’之违反，见出社会的拙象和人的愚心。”如此看来，想要治好中国人的精神上的病，仅推翻所谓的儒家学说，还解决不了问题，因为统治阶层总会找到儒家的下一个替代品。而在新的束缚与禁锢之下，人性会继续扭曲，人品自然就愈加卑下。
 　　沈从文开出的方子是“崇尚人性”和“恢复人权”，除去妨碍让人性得到自由抒发的教条与戒律，并且发展出人们的新道德与责任。只有当一个人具有“我是国家的一份子”而“国家是我的国家”的国民意识时，他才有可能脱离掉狭隘的自私与对他人的冷漠。但沈从文也提醒说，让人们具有这种国民意识的前提是，他们在事实上必须是这个国家的一份子，国家的真正主人也确实是广大国民。否则，理论与现实的脱节会让一切又回到儒家那说一套做一套的时代，社会永无进步、道德永远滑坡。
 　　至此，或许已经回答了“中国人有什么病”的疑问。说通俗点，此病是长期受压抑憋出来的。中国人精神上的苦闷病，乃在于思维概念之中没有“人”而只有“民”，以至于以民代人，造成了集体的麻木不仁。鲁迅批判中国人国民性的文字，人皆耳熟能详，其中有段话是“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看来，中国“人将不人”的病理在于得了一场桎梏人性的“慢性病”，而只有在药到病祛之后，人才能够生而为人，其后才谈得上恢复、调养和强身。
 　　当年杰斐逊在《独立宣言》草稿上落笔写下自己的民主理想之前，先写了一句引子：“我们认为以下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好一个“不言而喻”。它等于自动承认了“人性”的合理，因为这世上唯一不证自明的公理，便是“你我都是人”这个事实。但如果一国的国民连“人”的事实都需要反复证明，这就确实是一场人间悲剧了。沈从文亦是经历过此等悲剧的人，否则他不会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长期以研究古代服饰文物来逃世、遁世，独善性灵。看来，沈从文所说的“中国人的病”，似离痊愈尚早。记得梁启超有词曰“愿替众生病，稽首礼维摩”，沈公心头之病，即是民族精神之病。今天的中国人敢代他受此病否？
 　　《中国人的病》 沈从文著 刘红庆编 新星出版社 2011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