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蛮子 | 民工学校教师不应成被遗忘的角落

作者：苗蛮子 | 评论(0) | 标签:时事观点

“代课教师”尤其是“乡村代课教师”，无疑是一个刺眼的符号。近日，媒体对贵州贵定县岩脚小学代课教师生存境遇的报道（9月11日《新京报》），再次戳痛了“代课教师”这一并未愈合的教育伤疤，同时也汇聚了人们对代课教师群体的焦灼心态。

媒体对这一没有“名分”、没有合理待遇、前途暗淡的群体的关注，值得我们赞赏。虽然对于代课教师问题的解决，媒体报道的力量微弱，但这总比遗忘、漠视要好。毕竟，“关注就是力量，围观就是压力”。

代课教师因其所具有的悲情色彩，是很容易受到媒体关注的。但我想说的是，除了乡村代课教师之外，城市打工子弟学校的老师，不应该、也不能成为被爱遗忘的角落。但遗憾的是，这一特殊群体远远没有引起社会足够的关注。其实，打工子弟学校教师，同样没有“名分”、前途暗淡。可以说，打工子弟学校教师和代课教师，是中国教育舞台上两个悲情角色。

事实上，打工子弟学校教师的生存境遇，并不比乡村代课教师好到哪里去。这于早些年先后在乡村小学代课和在城市打工子弟学校游走多年的我而言，是深有感触的。2003年我在广州一所打工子弟学校任教。那时珠三角地区这类学校中小学教师的工资“行情”是，小学教师月薪在800元-1100元之间，而中学教师则不过在小学教师的基础上浮动两三百而已。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地区尚且如此，也就不难想象，其他地区是何种状态了。

但教师工资低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却是与薪酬严重不对等的工作量。在打工子弟学校，教师一般每周都有18节课，有的甚至高达22节课。教师们除了教授“主课”外，往往还兼几个科目。比如，当时我除了担任一个班的班主任、两个班的语文课之外，还兼有六个班的美术课。这还只是单纯的授课任务，此外还要完成学校附加的各种任务，比如每学期过半后就加紧学位费的收缴、学期结束后则要以各种形式外出招生，并分配给名额，完不成任务的或者扣工资，或者炒掉。

在这种学校里教书，自然是毫无保障可言的。退休金以及各类保险只能是一种奢想；签订合同是几乎不可能的，教师不过是一群随时被炒掉的临时工而已。这一特殊群体，不仅承受着经济方面的压力，更为重要的是精神上的折磨——这是民办教育界的一群浮游生物，他们没有归属感，看不到希望，由于经济地位的低下而得不到社会应有的尊重。在很多人眼里，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师已无异于流水线上的工人，甚至还不如一些技术工人。

也正因这种境况，迫使我出走教育这片田园。上面我说的虽然是八九年前的问题，但至今这一群体的境遇并未得到实质性的改观。据我的了解，目前仅有一点变化的是，有极少部分学校已和教师签合同并为其买社保，而工资方面，中小学教师月薪涨幅大约在五六百元左右。也就是说，这一群体的月薪大部分仍在两千元以内。这有例可佐证：据广州日报报道，目前广州多数民办幼师工资低于两千，调查报告显示，公办幼儿园与民办幼儿园的月均收入差距高达4000元。

仅因为姓“公”，教师的待遇便冰火两重天，这显然是严重的教育不公。这种待遇上的不公平，最终戕害的是弱势群体的教育质量——廉价的薪资，必然会使得民办教师心理失衡，而无心施教，由此导致的后果是民办教育质量的下降，这直接关系到外来工子女的成长。在一定程度上，出现“富人接受高质量教育，穷人接受低质量教育”的知识鸿沟，加剧阶层的分裂。显然，鉴于私人办学自负盈亏的市场特征，弱势群体的义务教育和民办教师的待遇问题，不能靠市场来解决，而需要地方政府承担起应有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