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China周刊 | 梁戈：交易成本、风险规避以及合约安排的选择——对美国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经济学分析

“自治、学术自由是降低大学与政府之间的交易成本、合理规避风险的最佳合约安排。”

一、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共同遵守的公共道德意识形态

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是美国大学与政府在长期的博弈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共同遵守的公共道德意识形态。

（一）大学自治

1816年，美国著名的民主主义思想家托马斯•杰斐逊的支持者们在新罕布什尔州积极活动，并向州议会施加压力，试图把该州历史最悠久的达特默斯学院改建为州立大学。达特默斯学院董事会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分裂，从而导致将此案提交法院进行裁决。达特默斯学院案件先提交给新罕布什尔州法院审理。这个由杰斐逊的拥护者占统治地位的法院确认该学院属于公共机构，因此州议会有权修改其特许状。
而持反对意见的部分校董不服，将此案上诉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辩护人丹尼尔•韦伯斯特在诉讼中论证了州的立法机关无权修改或废除由英皇乔治三世为该学院颁发的特许状。他指出特许状是一种契约，新罕布什尔州立法机关试图修改它是对契约承担的责任的单方面损害，是直接违背联邦宪法的。
此外，韦伯斯特还论证了政府控制问题，他认为如果学院受政府意见变化或政党兴衰的左右，那么学院将不能稳定存在。这必将导致私人捐资者转变他们的方向，从而使学院失去大量的捐赠。学者们由于不能确保自己的职位或教授头衔，也将对是否终身从事教育事业采取十分小心谨慎的态度。联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马歇尔站在韦珀斯特一边，并与最高法院的绝大多数法官一道支持关于特许状是契约的观点，支持达特默斯学院作为私立学院而不是公共机构的主张，达特默斯事件的判决是在1819年，这是一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裁决。美国著名法律评论家詹姆斯•肯特指出，这项裁决赋予了“我们国家的文化机构以稳定性和神圣不可侵犯性”。[1]

（二）学术自由

1915年，著名教授约翰•杜威等人为了确立学术自由的标准和保障教师职位的稳定，利用新成立的美国大学教授协会首次拟定并公布了关于学术自由和教授任期的原创声明，声明主张学术自由包括：允许学者追求学术研究不管是将导向何处的自由；与研究生一起探索深奥的和有争议的思想观点的自由，就一般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以体面的始于教授身份的方式发表意见的自由。声明建议，为保证研究67和教学自由，在解雇和处罚大学教师之前，应先由学校专业人士组成的适当的公正团体进行审议，并主张“教授、副教授和所有讲师以上职业的专业人员任职10年以上者均应永久聘用。”[2] 到1977年，美国全国已177个各类高等教育联合组织正式签署赞同1940年声明的原创，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学术自由和关于教师聘任的原则在美国高等学校中形成制度。
1970年，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对l940年的原创声明再次作了补充解释，学术自由的原则包括：教授有权探索知识，不管这种探索可能导向那里，但同时他又有责任完全地和准确地报告研究成果；教授有在其观点和材料不受审查的条件下执教的权力，只要他不超出大家公认其所属的那个专业领域，教授有不受束缚地在公共场合发表讲话的权力，只要以个人的名义而不作为其所属大学的代表。美国著名学者坎见尔指出，上述原创在美国学术界人士的思想中已占有不可替代的核心位置。
如果把发生在美国的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放在经济学角度来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大学与政府在利益调整上进行了一场交易。而这场交易是在共同遵守的公共道德意识形态下进行的。

（三）必要的公共道德意识形态

美国经济学家诺思曾经说过，任何一个成功的公共道德意识形态必须克服搭便车问题，其基本目的在于促进一些群体不再按有关成本与收益的简单的、享乐主义的和个人的计算来行事。如果每个人都相信私人家庭神圣不可侵犯，那么，可以在室内无人而门不闭户的情况下不用担心房室被毁或被盗。
如果一个美丽的乡村被认为是公共“物品”，个人就不会随便扔抛杂物。如果人们相信政治民主的价值，他们就把投票做为一项公民的义务来履行。
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是大学与政府在长期反复的利益博弈下达成的一种共识。两者相辅相成，又融为一体，并得到了广泛的社会认同。从一定意义上讲，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其实质就是诺思所言的成功的公共道德意识形态。这是大学与政府交易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任何交易都不可能形成。基本的公共道德意识认同，也是对规则或者制度遵守的起码的道德认同。如果我们撇开这一公共道德意识，大学与政府在利益关系的调整上，就会出现失败或要消耗大量的成本。
因此，凡是利益冲突，特别是大学与政府产生利益冲突时，都可以考虑用交易的方式来解决，这样消耗的成本最低。凡是交易问题，又都必须考虑基本的道德底线，一个不具有遵守规则或制度基本道德底线的任何交易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在这里，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是成功的公共道德意识形态，是大学与政府实现合约、保障经济效益或效率的一种工具。

二、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合约安排的选择

每一次交易都涉及到一份合约，在这一点上大学与政府也不例外。纵观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是大学与政府之间交易后所达成的合约形式。这一合约精确的，有时是不厌其烦的划定合约当事人（即大学与政府）之间的资源权利和权利交换的承诺。而合约形成过程中的交易费用、规避风险、合约安排的选择等因素都将直接对合约产生影响。

（一）透明的交易费用

经济分析的一个中心假设是，每个人都是在限制条件或约束条件下使其实际收益达到最大，“约束条件”一词在这里用来包括所有限制个人达到无限高收益的因素。它们包括四组：
（1）资源的稀缺性；
（2）报酬递减——即这样一条自然规律：人们在一块既定土地上连续不断地增加肥料但不能生产无限数量的各物；
（3）产权，产权产生于为获取一稀缺资源展开的竞争；
（4）交易费用；（3）和（4）只存在于社会中。
交易费用这个概念的提出始于1937年，由经济学家科斯在其经济学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中提出。科斯提出的交易费用包括四个方面：
（1）任何阻碍经济交易的东西；
（2）进行交易的技术成本；
（3）双方参与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4）具体交易时或实施时存在的问题。简而言之，交易费用包括一切不直接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
美国高等教育系统较早便公开了其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约束条件，这使大学与政府之间较为模糊的交易费用变得十分明晰。以大学自治为例，大学可以说从未或曾经享有过完全的自治，因为完全的自治必然要求完全的经费独立，这种程度的独立是根本不可能的。与之同时，美国高等教育学者克拉克•科尔也指出高等教育的自治是有条件的，大学通过满足以下条件才能够赢得独立：
（1）高质量地履行其功能，这些功能对于社会和人民是重要的；
（2）显示有效的自我管理能力；
（3）有效地使用社会提供的资源；
（4）遵守法律；
（5）在党派政治和校外公众的论争中确保中立；
（6）在来自校内外的攻击面前，保持其自身智力上的统一；
（7）对公众广泛关注的各种问题，能向公众、立法机关和当选官员作出全面如实的解释。
同样，学术自由也是有限度的。首先，它一般仅限于高等学校中的学者。正如《国际高等教育百科全书》中所界定的：学术自由是教师在其学科领域内的自由。它是赋予高等学校中的研究者和教师免受政治的、基督教会的或其它行政当局的组织、戒律或指令从事其工作的保证，而不考虑他们个人的哲学观点、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它是授给这些人的一种自由，以保证他们为了发展知识从而有益于整个社会的目的来检验和质疑各种学说和各种公认的见解的机会。
其次，享有学术自由的教师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如教授必须“以严格的自我要求和知识分子的诚实来追求知识”等等。[3] 第三，学术自由不能超越公民权。例如在美国高教历史上，曾反复发生过教授因行使其公民权而遭解雇和处罚的事件。因此正如亚历山大和罗门在《学院和大学法》一书中所断言的那样：至今尚没有一家法院给予学者超越普通的公民权力以外的任何特权。
如果大学没有将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约束条件公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与大学很难进行明晰的协商交易，这时大学与政府之间的交易费用会因两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或进行交易的技术成本过高而攀升，最终导致交易失败，大学自治、学术自由也不将存在。

（二）巧妙规避风险

我们生活在不确定性的世界里，在不确定性中做出决策和进行交易。风险与不确定性紧密相伴。不确定性是可能有不止一个事件出现，但我们不知道出现哪一件事的状态。而风险是引起损失或某种其他不幸的概率。在现实世界中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愿意承担风险，但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几乎每一个人或群体对风险小的偏爱都大于风险大的情况。当存在不确定性时，人们并不知道他们从采取某种行动中将得到的实际效用。因此规避风险就变得十分重要了。而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就是一种多样化降低风险的思想。
美国学者鲍克在《美国的高等教育》一书中曾列举了大学自治给美国高等教育带来的益处，如自治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多样化，有利于满足社会各种不同的需求等等。但鲍克极为强调地指出自治制度具有“内在固有的保护性质，可以防止大学只受某一集团控制的危险”。[4]每所大学都可能犯错误，改革中可能犯的错误更多。如果某一所学校犯了错误，其影响范围只在本校，因此代价不大。如果采取中央集权，一旦犯错误，错误的后果严重得多，会影响全州甚至全国。
1940年，美国大学教授协会与美国学院协会联合发表声明，以确保教师们的学术自由。阐明教授应享有公民权，但声明同时特别强调大学和学院的教师不是普通公民，“而是有知识行业的成员和教育机构官员”，他们“在社会中的特殊地位赋予其特殊的责任”。[5]声明把教师的终身任期程序以明确的界定，即大学的教师和研究人员经过最长不超过7年的试用期，经同行评议，就应该享有永久的或继续任职的资格，除了在财政危机的非正常情况下，终止这种任期必须有充足的理由。
大学自治、学术自由以一种公开权利与责任的方式巧妙地规避了政府干预大学、教授因学术研究而丢失饭碗的风险，使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成为“社会依靠高等学校作为获得新知识的主要机构，并作为了解世界和利用它的资源改进人类生活条件的手段”。[6]

（三）最佳的合约安排选择

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是合约安排的一种形式。通过这一合约的安排，使用投人的权利被授予了大学，大学所产出的新思想、新知识和新技能被交付予社会，为社会谋利。但并非所有的权利都转让给予大学，而当其投入的所有者保留另一些权利时，合约就成为一种结构性的文件。在罗斯福执政时期，罗斯福总统为了解决校政自理、学术自由原则等关键问题，要求联邦最高法院对大学自治、学术自由作出了最终的法律界定：“为社会公益着想，政府应尽量避免干涉大学事务（紧急情况除外）。大学有权从学术角度出发，决定谁教书，教什么，如何教，以及谁来教的问题”。
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是大学与政府分担风险或分散风险的合约机制。也就是说，产出的变化可以在合约当事人（大学与政府）之间进行分配。而每一种合约安排的交易成本是不同的。交易成本之所以不同，是因为投入与产出的物理属性不同，是因为制度安排不同，是因为不同的合约条款要求在合约的执行与合约的谈判中付出的努力不同。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均在各自的领域表明了其与政府交易的约束条件，公开透明的信息，将二者之间的交易成本降至最低。因此，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既是大学与政府交易形成合约安排的必要条件，即共同遵守的道德公共意识，它又是大学与政府之间合约安排的结果。在交易成本约束的条件下，大学与政府通过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合约安排选择，从而在分散风险中各自获得了最大的收益。

三、被打碎的玻璃窗：干预合约安排的后果

由于高等教育对于国家的未来、社会的发展和个人的前途变得越来越重要，政府、社会和个人不断通过各种方式，干预高等教育的自身规律，以便服务于他们。高等教育政治论哲学盛行。这不禁使我们想起了著名经济学家亨利•黑兹利特讲述的一个经济学故事：
“某天，一个顽皮的孩子用砖块砸碎了一家面包店的玻璃，当店主怒气冲冲地追出来时，小孩早已跑掉。周围聚过来一些人，一开始他们还绕有兴趣地欣赏着有了小孔的玻璃窗以及散落在面包和馅饼上的玻璃碎片，过了一会儿，这些人觉得应该做出一点哲学味道的反应。于是，其中几个人肯定会相互提醒或为面包师宽心：‘不管怎样，这不幸的事也有它好的一面。至少装玻璃的工人可以有活儿干了。’他们越说越有兴致：‘一扇新的玻璃窗值多少钱呢？要250美元吧！这可不是笔小数目。如果从来都没有玻璃窗被打破，装玻璃的这个行当将会怎样呢？’”
这一观点肯定会被无限制地延伸下去。装玻璃的人可以有250美元付给其他的行业，而这些行业又可以把这250美元支付给更多的人，这样不断流动，没有尽头。于是这扇被打破的玻璃便在一个更广的领域内为人们提供货币和就业机会。按照这些围观者的逻辑得出的结论是，那个扔砖块的小孩不但不会对社会产生危害，反而还造福于公众。
现在我们再重新看一下这一推理的过程，至少围观者的第一个结论是对的。这个小小的恶作剧首先是给装玻璃的人带来了生意。但是那个店主却可能因为不得不修一下玻璃窗，而要用原准备做新制服的钱来安装玻璃窗，他就无法享受新制服的快乐了。相反他用250美元换来的还是一扇玻璃窗。装玻璃的有了更多的生意，而这却是裁缝们的损失，并没有新的就业机会被创造出来。围观者的错误在于只看到了这件事的两个相关者：店主和装玻璃的，而忘记了潜在的第三者——裁缝。因为裁缝没有直接亮相。围观者们过两天会看到一扇新的玻璃窗，但他们可能永远也见不到那套新制服。
同样，盛行的高等教育政治论哲学，就如同打破玻璃窗的小孩，政府就像故事中的围观者们，认同通过高等教育政治论哲学的影响，让高等教育服务于政治、经济、文化的需要，以获得最大的收益，所以干预是有利的。不断干预可能会获得更多的收益，因此不断的干预高等教育。而作为围观者的政府错误在于只看到了两个相关者：政治收益、经济收益，而忘记了潜在的第三者：大学自身固有的运行规律——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过多的干预将严重削弱大学自治，限制学术自由，破坏了原有的合约安排，从长远看必将使国家遭受损害。围观者们在将来短期内看到不断刷新的政治收益和经济收益，但他们可能永远也看不到在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合约安排下，从事创造性活动，对社会贡献更大的大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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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梁戈，浙江师范大学教育评论研究所学术部主任。原文刊于《教育与经济》2008年第4期，原文链接：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jyyjj200804013.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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