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蛮子 | 穷办公富教育不应只是个“奇迹”

作者：苗蛮子 | 评论(0) | 标签:时事观点

云南嵩明县政府至今还在上个世纪70年代建的老房子里办公，书记、县长的办公室都是“蜗居”，只要进去3个人就转不过身来；但令人惊奇的是，从2007年以来，全县财政收入大部分投入教育，迄今已建成44所农村中小学标准化学校，有的学校环境甚至超过了大学，即使农村学校，其教学条件也和城里一样。

长期以来，在地方政府的发展排序上，教育往往居于次要地位，“富办公，穷教育”，大致是许多地方政府发展蓝图上共同的色调。即便是在经济发达地区，教育仍无改于这种尴尬处境；至于在经济贫困地区，则更为“理所当然”了。事实上，越是经济贫困的地方，越喜欢搞豪华工程，教育的投入越显疲软。比如，作为一个年财政净结余仅20多万元的穷县，安徽望江县政府的办公大楼，装修豪华、建筑面积相当于8.5个美国白宫。而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当地破败的民房、寒酸的校舍……在这种背景下，嵩明县政府“穷办公”已殊为不易，更为可贵的是“富教育”，这无疑是一个“奇迹中的奇迹”。

嵩明县的“富教育”，再次证明了以中国目前的财力，完全可以做到免费教育。且不说每年国家财政增收数万亿计，单就每年审计出来的“小金库”和查处的贪官赃款，便高达数百亿元，再加之交通违章罚款以及其他多如牛毛的各种罚没款。只要从中匀出一小勺投入到教育，何愁办不好免费教育？然而尴尬的是，我国教育投入占GDP4%的目标，已经喊了18年，至今仍悬而未解。更为讽刺的是，打破“免费教育”神话的，却是屈指可数的一两个贫困县：宁陕县投入财政收入的近四成于教育推行15年免费教育，而嵩明县2011年计划教育投入2.3亿元，占全县财政收入的一半，堪称大手笔。这足令那些一边大建豪华办公楼，一边叫嚷着“没钱办教育”的官员，颜面扫地！

如嵩明县委书记王春燕所言，教育是为未来投资，“年轻一代有了良好的教育，就有了竞争力，群众就会致富。”“如果只是产业发展了，而最后群众却就不了业，还谈什么民生？！”的确如此，一个地方的繁荣，有赖于教育的发展。短期内，发展教育的效果并不太明显，但从长远来看，其所释放出来的能量却是倍级增长的。而事实上，这个见效期并不太久，比如2008年嵩明县财政收入仅两个亿，2010年就达到4.5亿元。目前在嵩明县，教育和发展呈现出良性循环状态：教育推动了发展，发展又反哺了教育。

当然，王春燕的这一“教育算盘”，相信绝大多数官员都了然于心。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较之豪华工程，发展教育是更大的形象工程。如果从政绩最大化的角度，官员理应选择前者而非后者。而实际上恰恰相反。显然，地方政府轻慢教育，大兴土木的内在逻辑在于：大建豪华办公楼，除了满足一些官员好大喜功的权力虚荣，最重要的是显政绩且见效快；当然，也不排除其中存在着种种难以启齿的权钱交易。如此诸多“好处”，显然是教育在短时内所不能比拟的。

而造成时下许多地方政府急功近利的根源，在于当前实行的是官员轮岗任期制度。这就使得形象工程成为一种次优选择。在很多官员眼里，为官一任，不过是仕途的一个驿站、一块跳板，如何在任期内实现政绩最大化，是最现实、最重要的问题。于是，在发展决策上，地方官员往往采取机会主义策略，为了短期目标而牺牲长远利益。由此导致，扭曲的策略竞争，以及粗放型、大跃进式的畸形发展，成为地方政府的选择路径。

这种机制意味着，无论是嵩明、宁陕、石排的“富教育模式”，还是神木县的全民免费医疗，更多的是政治决策者良心发现的结果。比如，宁陕的免费教育，据说是农家出身且做过教师的县委书记，目睹当地小学生以咸菜下饭的生活而深受触动，改革应运而生。显然，这种发自官员朴素感情的决策，并不具备可复制性，甚至也难以持续化、制度化，而易流于人走茶凉的运动式管理状态。而嵩明县近40年来，八九任县委书记坚持“蜗居”办公，“像抓经济一样抓教学”，其中起作用的，恐怕仍在于“良心”以及当地重教育的“传统”，而非制度性因素。

教育是国之根本，关乎民族未来。“富教育”竟成为“奇迹”，无疑是一个时代的良心命题，更是一个体制性羞耻。显然，教育去“奇迹化”，一方面要量化民生的各项指标，加大教育支出之于干部考核的权重；另一方面要保障民意与社会舆论的渠道畅通，加大对教育经费使用情况的监管力度，确保教育经费专款专用，落到实处。如此，“富教育”才会走进“春天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