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冉云飞 | 评论(0) | 标签:心理学, 书评

冉按:拙文《生活的一部分叫伤害》,是对金俊基的《电影疗伤心理学》一书所写的书评,刊载于 @教育家杂志 今年第十一期,欢迎有兴趣者围观批评。2011年12月3日11:00分于成都

对知识的接受和输入,好比吃饭,我们很容易形成兼具堕性和势利的路径依赖,因此翻译欧美书籍成为国人接受外来知识的常态。接不接受什么,译不译介谁,市场在其中起着不小的作用,但谁的文化里包含着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普世价值,当然会被不由自主地输入进来,即使我要谈的韩国学者金俊基的《电影疗伤心理学》也不例外。

如果我说所有人当然包括中国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心理疾患,这相当于说所有人都是精神病。在一个不少人连神经病和精神病都分不清的国度,这实在是个过于果敢却又无法否认的事实判断。也就是说,没有谁只是置身事外的医生,因为我们都是疾病的一部分。不特此也,如果我说你一生中的伤口多半来自你的亲朋好友,你可能会暴跳如雷,说我打胡乱说。但事实正是如此,亲密关系的建立是要消耗时间、心灵沟通、隐秘共享、祸福同当的,而这一切无不因距离太近、长相厮守,而变成心理伤害的温床。

金俊基讲创伤之治疗,用的是讲电影故事和心理学知识璧合起来的办法,于是可读性可视性趣味性,就一下子提高了不少。打破心理学知识的专业性壁垒,降低了准入门槛,可使门外汉和内行,都有阅读的渴求。通过解读21部电影,金俊基探讨了什么能成为心理创伤、心理创伤停留在什么地方、从自我否定到分裂障碍、正面挑战及治愈四个部分,让读者能在不知不觉中获得此前不曾有过的阅读经验和心理认知。

有些阅读体验,乍一看到,应该还是令人震撼的,如他分析《闪亮的风采》时就说“有一种创伤叫父亲”。父母都希望孩子快乐、健康、有成就,但很多父母却没有学会尊重孩子,而是用爱的方式来绑架强加自己的想法。不管孩子是否有兴趣是否愿意,总是通过自己的权威和人生经验来规定孩子的选择,如此一来,孩子就彻底地成了父母生活的附庸。更可怕的是,由于“加害者”是父母,受害者容易把“加害者”理想化,从而完成一种完全没有自主意识的转变,成为父母的跟屁虫和复制品。这种“人质”最终“爱”上“绑匪”的情况,在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叫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但这种综合症在父母对待子女这一点上体现得更为幽深隐秘,而不被大多数人所知晓。

我们所生活的这个转型时代,生存压力畸大,生活严重失范,人的内心压力骤增。但由于我们一直不把心理问题当成疾病的一部分来看待,或者要么妖魔化心理疾患,因而不少人变成讳疾忌医的“蔡桓公”,累积了许多心理创伤,而未得到有效的治疗,不仅上演家庭悲剧,而且成为社会悲剧的一部分。如今我们会遇到上访被“安元鼎”,拆迁“被自焚”等无助的事情发生,几十年来各种包括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创伤,可以说很少有家庭能是幸运的例外。在此种情形下,人需要适度的麻醉才能缓解创伤并且继续前行。金俊基通过分析《蝴蝶效应》一片,来说明人在极度受伤害时,大脑会分泌出一种脑内啡的“麻药”,以减少对现实的剧烈反应。但问题在于,“如果脑内啡过量分泌会出现怎样的后果呢?那样的话,人会进入错觉之中,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能认知现实世界”。这样的事例在我们频受创伤的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麻木、冷漠、迟钝等都这样的人对现实生活的“最佳”应对。

人一生所受的诸种心理创伤,只有或大或小,或多或少的区别,没有谁能逃脱。换言之,受到伤害,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谁的人生没有受到过伤害呢?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学者特鲁曼说:“我们应该具有坚强的意志,真实地接受未知的事情及其带来的后果”,这对人有比较高的要求。事实上我们对大部分人不能或者不应有这样的要求,难道脆弱、胆小、懦弱不是人性的一部分么?我们不是说人性中这样的东西值得赞美,但起码应该有同情之了解,用得体的心理疗伤方式,才有使这些人的生活恢复应有的正常。

(金俊基著、季成译《电影疗伤心理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9月版)

2011年10月26日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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