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昌海：社会焦虑症是谁造成的？

2011年12月7日，官媒光明日报发表文章称，目前中国社会普遍出现一种叫做社会焦虑的情绪，恐怕将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生活在北京的白领人士吴先生表示，生活压力大、缺乏安全感是造成社会焦虑的主要原因。

美国美世咨询公司在7月份公布的2011年全球生活成本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大陆有5个城市的生活成本高居世界前列，甚至超过美国纽约，他们分别是香港、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其中房价的差别格外惊人。尽管最近房价下跌，吴先生所在的小区附近二手房都还要200万左右，很多人只能选择租房：“普通白领的工资一般在3000到5000左右，北京的房租像我目前租的一个很小的一居室的房子，大概50几平米，每个月要2700块钱，所以每个月3000的话，根本连自己一个独立的居室都不可能有。 蓝领的工资一般是在2000以下，基本是住地下室，而且地下室也要几个人合住。”另外，工作难找也是造成社会焦虑的一个主要原因。吴先生看到，北京街头的流动摊贩已经发生变化，不再限于外地人或者社会底层民众，“好多是北京当地市民，年轻人，20几岁的，衣着都很光鲜的，气色也是比较好的，因为他们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现在中国大陆就业是非常不景气的，然后他们加入了摆地摊的行业。摆地摊要让摆也可以，但城管经常来扫荡，所以摆地摊也是很不稳定的。”

在2005年，大陆媒体就曾报道，就业难已经波及研究生，广东中山大学的行政管理人员考试上，甚至出现了1100名研究生争夺10个留校岗位的现象。究其原因，吴先生认为是创办艰难导致民营企业数量不足，无法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民营企业要想创业，门槛是非常非常高的，不仅仅是有行政审批、政府管理方面的冗余程序、税收等等，而且土地是政府垄断的，土地使用成本也非常高。比如说在北京要租一个商铺，商铺的租金占了成本的60%，所以基本上做小买卖的都讲，开个小买卖那就是给房东打工的。”

近几年千军万马考公务员的现象，也反映了中国大陆人的就业困境，这除了找工作难之外，还包括工作压力大、职工无法维护自身权利。吴先生的一位朋友，在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经常加班，有时甚至彻夜工作：“很多人扛不住所以走掉了，走了很多很多人，因为这些员工没有和老板谈判的权力，本来应该由8个人干的活，8个人需要10天干的活，让4个人在一个礼拜里做完。所以只能选择近乎自杀的方式就是辞职，然后再找另外一个企业。另外一个企业也是一样，都是一样。走大街上或者在公交车里，经常会听人讲：真的不想干了，但是没有办法，我要不干我没办法活下去。”现在，就连在北京的乞丐也开始采用更加极端的方式乞讨生活：“基本上是两个人，有一个人躺在地上，大冬天的躺在水泥地上，盖着一条被子，露着脸和头发， 肤色蜡黄的，另一个跪在旁边，不断的给路人磕头，磕头的频率是很高的。”这样的磕头可以持续一整天，这样的乞丐，在吴先生经常路过的一段1公里长的路上，就有3、4组。

一条表达焦虑情绪的微博曾引起大量共鸣，其中写道：“我的股票赔得底掉，房贷还差90万，老板还经常扣工资，买的家具是达芬奇的，买的醋是勾兑的，买的奶粉是有添加剂的，走在路上碰到李双江他儿子也就算了，就怕碰到‘李刚’他崽，非死即伤。”

曾看到一则消息，说一家中文电视台请来了一位中国大陆专家向观众们尽可能详细说明为什么21世纪要属于中国，这位专家倒也不吝珠玉，提了几点他的论据，第一，是西方国家政府管理国家的方法太落后了；第二西方国家的人民挣钱那就是为了自己，至于中国大陆就不同了，即大陆的“新兴的经济体”使用的是全新的管理国家的办法，这全新的管理办法就是两点，一是保持社会稳定，二是要让全体国民们共同享受幸福生活。

不言而喻，这位专家虽然想替大陆权贵背书，但效果却适得其反。大陆权贵说中国大陆是个新兴经济体，于是他也跟着说，但是这个新兴经济体的说法的根据是什么？难道说中国在过去的三、四千年中从来就不是个经济体，只是这三十多年才形成了经济体，所以才称其为“新兴的经济体”？或者说以前从来就不是个经济体，大陆改革开放后才逐渐的成为了一个新出现的、新发展的、刚刚被人们发现和注意到的经济体？这种话显然是数典忘祖。

远的不说，就说满清王朝灭亡之前，中国大陆GDP总量占全球的20%；中华民国消灭军阀统一国家后，GDP占全球的17%；即使在14年的抗战中，GDP还占全球的11%。甚至在抗战胜利后三年半的内战结束，1949年全国GDP仍占全球的5.7%。（上述不计台湾）此后，中国大陆就年年下降，1955，中国大陆的GDP占全球的4.5%；1977年GDP占全球的2.5%。到了2008年底，中国大陆GDP占全球的3.97%，比1977年高出了1.74，但人口却比1977年增长了一倍，不如1955年，更和,1949年的5.7%低了1.73，可人口却是 1949年的4倍。大陆报出的2008年的GDP总量是26万亿，2009年达到33万亿。于是就有人兴奋地说，明年后年会达到60万亿超过美国。

有体制外的学者们根据大陆报出的GDP数字计算，比30年前整整翻了90多倍。关键的问题是广大的国人百姓们是否感觉到了自己的生活水平提高了90多倍呢？人们的收入或许随着物价的暴涨提高了20倍、甚至是50倍，真正感觉到了自己的生活比30年前提高了一倍的人是少而又少。到了2010年底，大陆权贵欠下了54万亿的国债，每个大陆人的头上都背上了3.5万元的债务，大陆权贵又印刷出了至少有43万亿的新钞票，又让每个中国大陆人的积蓄和收入是大大的贬值缩水。今年还在印，钱就更不值钱了。如果这就是新兴经济体的话，那么这就是一个全面崩溃和破产的“经济体”。

至于那位专家说的全新的管理办法中的第一点是保持社会的稳定，本人认为这是站在大陆权贵立场上的当务之急。经济被大陆权贵搞得破产崩溃了，民不聊生，大陆权贵体制内的人都明白，国将不国了，所以拼命的变本加厉的抢劫，捞取最后一桶金，然后外逃。百姓们不是傻瓜，当然是由怨生恨，民心不平、民意尽失，社会当然就不稳定。

大陆权贵全新的管理办法就是支出了一笔比军费开支还要庞大的钱，去雇用帮凶、篾片、地痞流氓和恶棍们充当城管、打手来维持稳定，于是就出现了广州增城的一位四川孕妇变成了不稳定因素，被这帮城管们殴打之后，孕妇是否稳定了人们不知道，但周围的数千数万的民众们又不稳定了，于是权贵们又是派警察，又是调军队打死打伤百多人后，据说至今当地社会是仍不稳定。由此看来，这个所谓的全新的管理办法着实不怎么样，不但不能保持社会的稳定，反而是在制造社会的不稳定。权贵治下的社会，从来就无法稳定。如果是清平世界荡荡乾坤的话，大陆又怎么会出现3、3千万的上访和冤民大军？！大陆权贵制造了全社会的仇恨，于是不断加大成本去保持这个稳定。人们丝毫看不出这是什么全新的管理办法。

至于“全新的管理办法”中的第二点“让全体国民们共同享受幸福生活”，几十年来，从来都是大陆权贵代表人民说“老百姓说幸福了”，但彼伏此起的每年十几万起群体事件，都是告诉人们如何“被幸福”的。30年前邓小平设计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政策”，发展到今天，人们有目共睹的是大陆权贵团伙中的0.4%的人不仅仅是富裕，而且是暴富，是千万亿万的富翁。2008年底官方报道中国大陆有4.3亿个家庭，而学者们的调查数字是这230万个家庭的总资产占到了全国资产的90%以上，即4.2亿多个家庭是在依靠着那不足10%的全民资产在活着。而这4.2亿多个家庭实在绝不可能和那23.个家庭共同享受幸福生活。其实，这230万个家庭也并不幸福，贪腐抢劫致富当然就遭恨，于是这30年中国大陆就出现了仇富这个说法，仇富的原因就是他们富得没道理。于是，这一帮富翁们就生活在惶惶不可终日的恐惧之中，千方百计的为自己铺路，以至于近来有调查数字显示74%的富翁们都已经完成了移民外国的手续——这是好听的说法，其实就是卷款外逃。如果中国大陆所谓的新兴经济体的全新管理办法，使他们享受到了幸福生活的话，又为什么要逃离故土，躲到天涯海角去？！

富翁们都不幸福，那么穷人就更谈不到幸福了。在现实的中国大陆没有幸福的人，就连官方的御用文人学者也不幸福；整天说着瞎话、假话、梦话，面对着的却是全民的怨恨和愤怒，管理着的是一个贪官们被出卖得七零八落、破碎的国家，一个崩溃破产的经济体，一个腐烂的体制，一个被自由社会“围堵”的政治权力中心。

权贵们以为自己有权利代表大陆人民，但却从来都代表不了人民的利益，代表的仅仅是他们的本性，把人性的社会改造成他们习惯的丛林社会、山寨社会，以便于他们过上弱肉强食的生活。这就是他们喊叫的特色和国情不同。但是，中国大陆人也和世界上所有的人一样，即没有特色，更没有不同，上天公平的赋予了中国大陆人同样的权利和自然属性，那就是人的理性和对自由精神的追求。这就是百姓和权贵在理念与价值观上对立和冲突的根本原因。

每个人心目中的幸福和目的都是不同的。有些人本人始终认为名和利只不过是人在谋生和生存中的手段而已，与心目中向往的心灵精神的幸福完全是两回事。

孙中山先生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说过，管理众人之事即为政治，那么政治的正确与否就是直接关系到每一位国民的切身利益的大事。那位专家所说的全新的管理办法，不知道是否征询过民意，既然已经实施了，那么民意的反应又是什么？21纪究竟是属于什么人的？是属于大陆权贵的或者是属于“特色国情”下得“全新的管理办法”，还属不属于16亿中国民众？属不属于全世界七十多亿的人民？！实际上，每个世纪的每一天、每个月、每一年、每个世纪都是属于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民的，人民在创造着历史，人民在推动着人类走向进步和文明。所以说，21世界属于全人类，包括中国人民在内。

官媒说得对，目前中国社会的确是普遍出现一种叫做社会焦虑的情绪，恐怕将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这种社会焦虑症，有如下解药：首先是为了保家卫国、保护传统和文化，与世界的文明接轨，就要推翻大陆权贵的专政统治，制定一部人权精神至上的宪法，同时清算权贵的罪恶和清除权贵思想的一切流毒，以匡扶正义安抚民心。其次，要争取全民的全面选举权，全民大选，选出一个代表民意的政府，然后民选政府和全国民众一起商量并计划，去修复这个被权贵破坏、掠夺而致使物质与精神都已经颓败的国家。例如开垦耕地、复兴农业、修复生态、治理污染、检查这三十多年间所有工程的质量问题，或拆或重建；清理内外的债务；重新部署工业的格局；重新建立以正信德为体系的免费教育制度；建立全民免费医疗保健的制度；建立对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和福利的制度；等等。而这才是最艰苦、最严重，而且是需要相当长时间的工作。即，制定了一部人权精神至上的宪法，以匡扶正义安抚民心争取到了全民的全面选举权，全民大选，以选出一个代表民意的政府。但是，清算权贵的罪恶和清除权贵思想的一切流毒，以及民选政府和全国民众一起修复被权贵破坏、掠夺而致使物质与精神都已经颓败的家园，还在进行中。毫无疑问，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要付出的代价更大，更艰辛；时间也比较漫长。

但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也确实能够感受到，每隔上三五年生活的质量就有所提高，人的幸福感、自由感和自豪感都在逐步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