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储安平先生“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三十二年之后，1998年7月，东方出版中心出版了张新颖编的《储安平文集》（以下简称“文集”），真是让人喜出望外！在这之前，1983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五卷（蔡尚思主编，以下简称“简编”）中收入了他的五篇政论，这在1949年后还是首次。《储安平文集》第一次将他那些尘封已久的文字集中整理出版，我以为这一下可以领略曾经激动过无数心灵的储安平政论的全貌了。但当我在《储安平文集》下册第3页读到这样一个“编者”注时，心就凉了半截：
“储安平的这些文章由于仗义执言、饱含锋芒，对当时国民党腐败、黑暗的统治作了尖锐、有力的批判而产生极大的影响，赢得人们——尤其是知识界的好评。但由于历史环境和思想的限制，作者对当时的局势和某些问题的认识也有偏颇、不当之处。为了尊重历史，我们除没有收入个别文章（篇目仍列出）及对少数篇章的文字稍加删节外（删节的地方加省略号，并用符号标出），其余的都按原貌收在这里了。”
“文字稍加删节”的“少数篇章”有：《国民党的病症》、《共产党与”国家”》、《中国的政局》等。全文没有收入但标明了“存目”的篇目有：《阎锡山》、《共产党与民主自由》、《停战令下，战仍不停》、《协商成就》等。
好在上述《共产党与民主自由》、《共产党与“国家”》、《中国的政局》等篇，“简编”均是全文收录，且早在1983年就已公开面世。我遗憾地发现，编者删节的恰恰是这些文章中最有光彩、最有价值的句子、段落，全文没有收入的也正是我们今一值得一读的文章。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如果是编者自律，把这些“不合时宜”的文字自觉删掉了，那是不可原谅的。如果是文集在出版过程中被修理过了，那么责任当然不在编者。但是编者把删节的地方当作是“由于历史环境和思想的限制，作者对当时的局势和某些问题的认识也有偏颇、不当之处”，那是永远无法原谅的。编者眼中这些“偏颇、不当之处”说穿了无非就是储安平当年关于共产党的精辟论断，不幸这些闪耀着智慧光芒的、触目惊心的论断在文集中统统看不到了。
1945年12月1日，离抗战胜利不久，储安平在重庆《客观》周刊第四期发表一组评论，共4篇：标题分别为《共产党的前途》、《共产党与“国家”》、《共产党在争取政权中所走的途径》、《共产党与民主自由》。文集编者删节的是《共产党与“国家”》中的一句：
“过去外蒙之为中国领土，无人敢加否认，而共产党报纸竟公然刊载‘外蒙共和国总理’某某人抵达莫斯科之消息。苏联东，共产党亦东，苏联西，共产党亦西；甚至苏联与中国有什么问题时，共产党报纸的论调似乎也成为了一个非中国人的报纸的论调。”（“简编”，23页）
全文未收，仅存篇目的是《共产党与民主自由》一篇，其中说：
“今日中国人民都在要求民主，争取自由，然而假定在共产党统治下，究竟人民有无‘民主’，有无‘自由’，此实大为可研究之事。我个人的答复是负面的。我不相信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人民能获得思想及言论等等基本自由，能实现真正的民主。凡是在一个讲究‘统制’，讲究‘一致’的政党的统治下，人民是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因之也不会有真正的民主的。人类思想各殊，实为一种自然的人性，假如任何政党想使在他统治下的人民，在思想上变成同一种典型，这实违反人性而为绝对不可能之事。而人民之有无思想言论之自由，又为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之有无‘民主’的前提。因为假如一个人没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则他何能自由表示其意见。假如人民不能自由表达其意见，则这个国家或这个社会，又何能实行民主？”
“……共产党是否能容许今日生活在共产党统治区域中的人民有批评共产主义或反对共产党的自由？假如容许，则我们何以从来没有看到在共产党区域中出版的报纸有何反对共产党或批评共产党的言论，或在共产党区域中有何可以一般自由发表意见的出版物？……就我个人言，共产党今日虽然大呼民主，大呼自由，而共产党本身固不是一个能够承认人民有思想言论自由的政党，同时共产党所谓的民主，是‘共产党民主’，而不是我们所要求的‘人人可以和平地，出乎本愿，不受任何外力干涉，而自由表示其意见’的民主。”（“简编”，25、26页）
其实，王实味的死早已说明了一切，“革命圣地”延安，那里的一切都是不容质疑，更不许批评的。曾亲临陕北采访的美国记者白修德在盛赞延安之余，对那里的思想言论自由也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1947年3月8日，国共内战的硝烟弥漫了大半个中国，储安平在《观察》周刊第二卷第二期发表《中国的政局》一文，锋芒所向当然是国民党当权者，但也涉及了他对共产党的基本评价。文集虽然收入了这篇分量很重的政论，却作了三处删节，其中最重要的有两处：
“坦白言之，今日共产党大唱其‘民主’，要知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就统治精神上说，共产党和法西斯党本无任何区别，两者都企图透过严厉的组织以强制人民的意志。在今日中国的政争中，共产党高喊‘民主’，无非要鼓励大家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党主’，但就共产党的真精神言，共产党所主张的也是‘党主’而决非’民主’。要知提倡民主政治有一个根本的前提，而且这个前提一点折扣都打不得，就是必须承认人民的意志自由（即通常所称的思想自由）；惟有人人能得到了意志上的自由，才能自表达其意志，才能真正贯彻民主的精神。”（“简编”，34页）
“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简编”，35页）
我要感谢“简编”的编者，他们早在1983年就能尊重历史、忠于原作，收入了这些文字，这是需要多大的勇气啊，最起码比十五年后的文集编者强多了。从1947年到现在，一晃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储先生在我们这个充满杀戮与罪虐的人间蒸发也已经三十六年，然而无论时光怎样流逝他的那些评价和判断依然新鲜如昨。这是储安平在1949年前夜对共产党的认识。
储安平，不愧为一代“文人论政的典型”，他对时势的见解那样洞若观火，看问题如此惊人的准确，只能让后人叹为观止。我为这个世界上曾有过一个叫储安平的生命感到灵魂的温暖。老实说，迄今为止，对共产党的认识还没有什么人敢说超过了储安平当年甩给历史的这句话。半个多世纪后我们产生的也不只是“不幸而言中”的感慨，在1949年前夕历史大转型之际，知识分子中有如此先见之明的人几乎凤毛麟角，曾有过各自辉煌历史的民盟诸君子几乎都失去了独立的判断，“一边倒”了。尽管储安平给这个欲哭无泪的无奈时代下了先知般的预言，他自己既没有选择离开，更未能逃过一劫。但有了这样的论断，他就不会死，他永远活在历史的记忆里，活在我们的生命中。
1949年是一条分水岭，储安平已不可能再拥有他心爱的《观察》，更不可能去写那些激扬文字了。1949年11复刊的《观察》不再是当年的《观察》，1950年5月1日创刊的《新观察》更是另一本刊物，储安平也不在其中。他只能去写当时就没人注意、今天更没人去读的通讯《新疆新面貌》，去当新华书店总店副总经理、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哪怕是让他当《光明日报》总编辑，也不过是戴着镣铐跳舞罢了，何况从1957年4月1日到6月8日还不到70天。
1957年的那个夏天，他终于没有能抵挡住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反复的动员，在“伟大领袖”信誓旦旦地要求“对老和尚也提些意见”的阳谋诱惑下，这个曾以论政为业的书生终于开口了。6月1日，在统战部最后一次民主人士座谈会上，他作了题为《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的发言，这就是著名的“党天下”发言。发言稿共1200字，不仅是打印好的，还特别注有“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发言稿”、“希用原题、原文勿删”字样。他说：
“……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党这样做，是不是有‘莫非王土’那样的想法，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文集330—331页）
“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被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12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党外人士，……”（同上，331页）
这篇发言稿刊登在第二天的《光明日报》上，虽然与他在《客观》、《观察》时期的政论相比，已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从标题到内容，我们都可以发现他已失去当年的锋芒与棱角，发言是那样的严谨、有分寸，那样温和、含蓄、婉转，那么的字斟句酌。但他还是一语中的，“他把那许多右派分子絮絮叨叨说了半天的深沟高墙，外行内行，特权思想，教条官腔，用三个字概括了起来。”（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112页）三个字胜过了千言万语，被称为“当年右派分子向共产党猖狂进攻的代表作”一点也不过分。“党天下”三个字毕竟太刺目、太一针见血了！他如此“提些意见”，“伟大领袖”又岂能容忍。
那一天，书生意气的储安平并不知道毛泽东起草的党内文件《事情正在起变化》已下发半个月之久，距《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也只有一星期了！这位沐浴过欧风美雨、坚持自由理想、曾把国民党一党专政批得体无完肤的知识分子，艾奇逊白皮书中所称的“民主个人主义者”终于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1966年他就“活不见人，死不见尸”，1980年他成为“不予改正”的5名大右派之一，他的死因至今还是一个谜，无数人已为此写过无数的文章（从戴晴的《储安平与“党天下”》到邓加荣的《寻找储安平》，再到余开伟的《储安平生死之谜又一说》），人们不知道他到底是“投河自杀”、“蹈海而死”，还是被红卫兵活活打死了（“虐杀毙命”），或者是出家当了和尚。也许永远都无法知道了。
但是人们永远忘不了他那些掷地有声的金属般的政论，忘不了他先知般的预言，忘不了他给亲身经历过的前后两个政权下的论断——他以“失败的统治”、“政治失常”、“一场烂污”概括了国民党二十二年的一党专政；他以自由的“有”“无”预言了共产党统治的时代，并以“党天下”三个字给1949年后的中国下了一个历史的结论，也为他自己带来了灭顶之灾。
无论如何，我还是要感谢张新颖和东方出版中心，《储安平文集》的出版毕竟让我再次重温了储安平先生当年论政的风采，使我有机会读到他那些直截了当批评国民党政权的激扬文字。因此我不想一概否定文集编者、出版者的努力与劳动，但愿文集重印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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