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生的精神贵族

——赵越胜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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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越胜    ● 周国平  
    八十年代后期,北京青年知识界有一个别具一格的小型沙龙,沙龙主人名赵越胜。
    
    初识越胜,是在1982年9月,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在庐山开会。上山前,几个年轻人到九江烟水亭游玩,窗前是滔滔长江,有人提议买酒喝,他立即赞成,说:“我不会喝酒,可是我喜欢看你们喝,你们醉了,我也轻飘飘了。”这句话使我一下子喜欢上了他。后来我发现,他其实酒量惊人。有一回,在我的地下室里喝啤酒,他一人喝了近十瓶,嫌不够,又去打了两暖壶生啤,结果醉了,但也就吐了几口而已。
    
    那些日子里,我们经常一起逛书店。当时新华书店有一些机关门市部,往往隐藏在某一条小街上,打折出售积压的文革前出版的书,真正价廉物美。我们专爱寻访这样的宝库,必能满载而归。和越胜逛书店是一件乐事,他爱书,懂书,走进书店嗅一嗅,立刻就知道哪个角落里藏着一本好书。那时候他工资低,还要养女儿,不像我财大气粗,结果是他的发现往往成了我的收获。然而,他从此惦记在心,十多年后,他远在巴黎,还会不断开出书目,要我把某某书让人捎去。不幸的是,他对我们一起买过什么书了如指掌,我赖也赖不掉。
    
    和越胜相识时,我正失恋。他常对我说:“书,音乐,酒,朋友,最后才是女人。”我以为他是开导我,其实不尽然。看到恋人回到我身边,他由衷地替我高兴,但仍劝我:“浪漫一阵后回到古希腊。在古希腊,女人没有什么地位,男人的天下,你看多宁静。”在一次朋友聚会时,他说自己:“我不能再爱,再爱,就从希腊人变成罗马人了。”可是,说了这句话没几分钟,他突然激动地喊道:“你们知道不知道,燕走了二十多天了,没有给我一个字!”燕是他的妻子,去法国了,他们后来也分了手。按照他的分析,我这个人易感,包括对女人,是优点也是弱点。一次在镇江开会,某校一个女研究生喜欢我,与我比较亲近,被同来的系领导提前遣回学校了。我很难过,会餐时醉了,一遍遍哭喊:“我讨厌你们,你们为什么这样对待一个弱女子!”越胜跑来劝我:“人家小年轻抽抽风还可说,你抽什么风?”我破口大骂:“你不是人,你是一团概念!”后来他向建英转述,建英大表赞同,气愤地说:“我们俩一路走,这么多漂亮姑娘,他竟什么也没有看见!”其实这多少有些冤枉他。读着歌德的诗,他会大声感叹:“歌德这老东西,性欲极强!”可见他明白利比多的价值,只是认为不值得浪费在女人身上,而应该升华为艺术。
    
    越胜称得上空灵。诗的国度,水天一色,如果说我在水下,他便是在天上。他在趣味上是天生的精神贵族,生活在莫扎特和歌德的世界中。有一次,我们聊起贵族主义对于文化的必要,某人举出希特勒的例子,他当即驳斥:“希特勒是什么贵族?一个奥地利下士!他怎么会保存高级文化?国家社会主义是搞平均主义,拥护纳粹的都是工人!”能够进入他的圣殿的,惟有少数几个真正的文化伟人。他曾兴奋地向我宣布:“现代文化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是——贝多芬与歌德的会晤,爱因斯坦与弗洛伊德的通信。”我知道贝多芬与歌德彼此并不投合,但仍不禁欣赏他的激情。在掀起文化热那一阵,普天下的俗物都在高谈文化,他神色黯然地对我说:“就文化这一块干净地方,也呆不得了。”
    
    越胜又是一个极爱朋友的人,一说起朋友来便眉飞色舞,没有了分寸,仿佛个个是天才和完人。因此,八十年代中期,在得到了一套新两居之后,他便经常在家里招待朋友,把他的家变成了沙龙。每次举办帕提,他对来宾的选择十分严格,决不许一个俗人混入。他的标准是有没有文化,倘若他说某人“没文化”,那人便从此不在他的视野里了。他说的文化与学历无关,不外是性情趣味之类,凭直觉就能感应到的。某君自命江南第一才子,但在他眼里是一没文化之辈,始终被拒之门外。这成了此君的一个心病,一次酒醉时号啕大哭,倾诉委屈,而他毫不为所动。
    
    他实在是一块做沙龙主人的好料,豪爽而又细心,对每一个客人都照顾周到,但丝毫不露痕迹。一进他的家门,客厅里有一流的音乐,餐厅里有充足的酒和食品,你立刻会感到轻松踏实。倘若是学界朋友为主,我们也不怎么谈学问,多为闲聊,聊往事,聊见闻,聊书,聊到兴会处,一个个神采飞扬,妙语连珠。若干智力相当的人在一起,彼此能互相欣赏,那种氛围着实令人愉快。夜深之时,通常该讲黄段子了,越胜的话题却不可避免地回到古希腊,直抵高雅的顶峰。有时候,我睡着了,朦胧中还听见他在谈论着荷马和海伦。
    
    和我不同的是,越胜虽爱文化,自己却几乎不写东西,满足于当一个鉴赏家。他叹道:“有了歌德,有了波德莱尔,我们还写什么诗!”我常常与他争论,我说:尽管有歌德和波德莱尔,却只有一个我,这个我是歌德和波德莱尔所不能代替的,所以我还是要写。只有一次例外,他克制不住地写了一篇文章。有个当时被媒体称作“中国学术界奇人”的人,撰文批判所谓现代主义思潮,并且仗着某个大人物支持迫使《读书》发表了。可笑的是,他对所批判的对象极其无知,文中充满常识性错误,诸如“胡克的现象学”、“多余人又译局外人”之类。越胜读后满腔怒火,但不便在内容上论争,就写了一篇专门揭露其硬伤的文章,在一家刊物上发表了。不久后,他收到“奇人”一封信,说自己是业余拳击协会会员,什么时候练上一百回合。越胜谈书极精彩,我常常听得入迷,心想这样的人不写作实在可惜,就一再鼓动他写读书随笔。他终于动笔了,越写越好,可惜只写了三篇,他就去法国了。最后一篇谈艾赫玛托夫的《白轮船》,通体高贵而淳朴,活脱脱越胜的心性,读得我潸然泪下。
    
    八十年代后期是一段令人怀念的光阴。现在回想起来,那一段时光已经多么遥远。在那以后,发生了太多的事,昔日的沙龙早已不复存在,朋友们各奔前程,许多人的生活场景有了巨大改变。不过,变中也有不变。譬如越胜,他虽已定居巴黎,靠经商维持着生计,但仍一如既往地爱朋友,他的家成了去巴黎的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的免费旅馆。九十年代我两次去巴黎,都住在他家。刚到的那些天,他带着我逛巴黎,看博物馆,一路讲述每个地点发生的历史事件,如数家珍。每天晚上,他都打开一至二瓶法国红葡萄酒,与我共饮,常常还发表品尝心得。他在巴黎郊区那所住宅里过着极其平静的日子,除工作外,只与书、音乐、家人为伴。他依然嗜书如命,自从有了网上书店,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挑选一批,让国内的亲人订购了捎去。他对国内的书情比我更熟悉,读得也更多。他显然没有融入法国社会,也无意融入,法语能说但谈不上流利,一直不肯学车,很少出门,出门则须仰仗妻子开车或公交。他是越来越像一个农夫了,甚至外貌也如此,憨厚无比。于是我想,世上的贵族岂不原本就是农夫,也许这正是最适合他本性的生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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