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我们最幸福》的作者——《洛杉矶时报》的记者芭拉·德米克在接受专访时这样描述朝鲜：人们永远无法理解朝鲜。朝鲜对我而言，就像是一幅拼图一样，也许我已经掌握一些图案，但不足以拼出完整的图画。朝鲜有太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从人造卫星拍摄的图片来看，整个东北亚的夜空有一片奇异的黑暗地带。除了一个小光点之外，这片地带的其他地方几乎都呈墨色，就好像是东亚世界热闹光芒中突然凹陷进去的一块黑洞。可想而知，这片地带晚上不点灯，不只不排放二氧化碳，而且还没有光害;站在那里抬头一看，肯定是繁星灿烂。这片地带就是朝鲜了。
《洛杉机时报》记者芭芭拉·德米克(Barbara Demick)
用一幅卫星图片作为描写朝鲜的起点。在这里，饥荒夺去了数百万人的性命，贸易活动几乎停止，经济崩溃，人们渐渐习惯于这种安静的没有时间的生活。
上世纪90年代金日成的去世与苏联的瓦解，使西方的朝鲜观察家产生一种共识，认为朝鲜的终结近在咫尺。曾经造访平壤，拍摄过高耸的纪念碑、踢正步的士兵与肤浅社会主义宣传看板的人，都对于朝鲜能够存活到21世纪深感惊讶。“趁它还存在时赶快去看看”，成为旅行社主打的朝鲜旅游广告。
许多朝鲜观察家花了大量时间辩论朝鲜内部的状况将会改善或是恶化或是将出现任何转变。德米克跟其他只造访平壤几次的人一样，不愿仅以个人的观察对朝鲜的情况妄加评论，因为外国人只能看到朝鲜政府愿意让他们看见的部分。
用德米克的话解释，平壤经常被说成是波腾金村(Potemkin
village)，是一个专为外国人设计的精美玩具。无论走到哪里，总会看见盛妆打扮的可疑人物在各个不可能的地方出现——比如穿着传统服饰的年轻女子，脸颊抹上胭脂，坐在金日成铜像前的水泥长椅上假装看书。德米克最后一次参观平壤时，看见一群穿着崭新制服的军人走到金日成铜像前献花。当他们深深一鞠躬向领袖致敬时，他们的裤管上提的高度刚好让人看见他们没穿袜子。
只要离开平壤，真实的朝鲜就映入眼帘，尽管必须透过客运巴士或快速移动的车窗才能看见。于是，德米克决定采访逃离朝鲜的“脱北者”，希望从他们的回忆中还原朝鲜人民的真实生活状况。她前后访谈了100多名“脱北者”，最后本书中呈现其中六位来自北方城镇清津(朝鲜第三大城市)的“脱北者”的故事。
接受采访时，德米克会强调：我不想谈政治。然而，《我们最幸福》的故事恰恰是这种政治信息的描述：这个国家如何成功地让人民对外部世界一无所悉，以及他们如何使内部政权稳固?她让我们深刻体会到，这个世界中，没有网络，广播与电视只固定在政府频道上，就连表露情感也会遭到惩罚;在这个国家里，告密者受到奖赏，而无心的言论很可能让全家遭殃。
这恰如奥威尔在《1984》中想象的“未来主义”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只有在宣传海报上才找得到颜色。在描绘金日成的图像时，朝鲜特别使用了鲜艳的海报色彩。伟大的领袖坐在长凳上，对着簇拥在自己身旁穿着明亮衣裳的孩子们露出慈祥的微笑。他的脸庞放射出黄色与橙色的光线：他就是太阳。而红色只保留给无所不在的标语——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最幸福。
对于逃离朝鲜的人来说，要生活在自由世界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脱北者”必须在一个拥有无限可能的世界里重新探寻自己。这些“脱北者”初到韩国时，德米克描述道，对于一辈子都由国家为他们做决定的人来说，面对这么多选择，足以让他们完全瘫痪。
对于中国的普通人，感知朝鲜往往是“这么近又那么远”。这些中国几十年前记忆中的“过眼云烟”，却是朝鲜如今的日常生活。关于中国对朝鲜的作用，德米克表示：“中国政府可以努力避免朝鲜社会的分崩离析，帮助推动朝鲜的改革开放。我看不出，两千多万的朝鲜饥民对中国边境稳定能起到多少有利作用。”她也坦言，希望南北两边关系能够有所改善，从而使“脱北者”早日同他们的家人团聚。“这样更多的朝鲜人不用冒险逃生，也可以在自己的家园里过上更好的生活。”
朝鲜：拼不出完整的图画
凤凰周刊：什么原因令你如此关注朝鲜?
德米克：我总共去过朝鲜十次。其中，三次是去平壤。此外，我驻韩国期间，还多次以记者或游客身份去朝鲜东南海岸的金刚山。
我对朝鲜的关注受第一份工作的影响很大。上世纪90年代，我第一次作为报社的通讯员就驻扎在柏林，随后去了波黑战争中的萨拉热窝，之后是耶路撒冷。处于分裂状态的国家的生存状态令我着迷，我对分裂中的两方都很感兴趣，而对地缘政治格局尚未定型的朝鲜半岛更是如此。2001年我受雇于《洛杉矶时报》后，便开始长期驻扎韩国报道朝鲜局势。
凤凰周刊：这本书的故事引人入胜，当初的写作动机是什么?
德米克：我的一位朋友曾经对我说，人们永远无法理解朝鲜。朝鲜对我而言，就像是一幅拼图一样，也许我已经掌握一些图案，但不足以拼出完整的图画。朝鲜有太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我特别高兴能够看到这本书受到这么多读者的喜爱，尤其是年轻读者。我希望他们能够看到这个国家的另一面。实际上我生长在一个左翼家庭中，但我仍希望世人能够了解集权政府统治的面貌。朝鲜不像是一个共产主义政权，而是一个集权政府。来中国前，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了一年的新闻学课程。我发现，苏联对于大部分学生而言仅仅是一个集权的符号。而他们对朝鲜从没有任何切实的感受。所以我想为这些学生准备一些讲义，希望能够帮助他们更加感性地认识朝鲜社会。那些讲义就是这部书的雏形。
在亚马逊网站上，你会读到这样的读者评论：“我对朝鲜一无所知，这本书正是我想要的!”我很高兴能够用这种写作方式，让普通大众而非专家能够清晰地认识朝鲜，同时也给朝鲜社会带来希望。
凤凰周刊：书中的六位“脱北者”均来自朝鲜清津市。为何选择这座外界不太熟悉的城市?你是如何联系并采访这群人的，请谈谈当中遇到的困难。
德米克：我不想在书中描写像平壤、金刚山等我拜访过的地区。人们都说，平壤实际上是朝鲜政府精心修饰过的对外展览橱窗，在平壤的居民也都是精心挑选过的。同时，我也不想描写一些与中国边境毗邻的城市，因为那里的城市生态受到更多的外来影响而在不断变化。我只想呈现一个普通的朝鲜城市。清津市距离中国边境很远，但有一条通往中国的铁路线。而且很多的“脱北者”都来自那里。
实际上，同“脱北者”建立联系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困难。在韩国采访期间，出人意料的是，我并未受到很多官方的压力。在韩国报道此类新闻有时比在美国还要宽松。不过，朝鲜政府对记者十分敏感，尤其是美国记者，所以有时在朝鲜境内，游客身份可以使我更易接近并采访普通朝鲜人。
韩国有很多政府及民间机构帮助这些“脱北者”融入社会。起先，这些机构的工作人员给我提供了一份来自清津的“脱北者”名单。我便开始按照名单逐一给他们打电话。虽然名单上只有少量“脱北者”，但和这些人建立联系后，他们又帮我介绍认识了更多的“脱北者”。这本书只讲述了六位“脱北者”的经历，但我的采访者中有四五十人都来自清津市。
最初采访时，当我询问他们在朝鲜的住房条件时，他们的回答大多是“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大家都住一样的房子”，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和其他人有何差异。谈到饥荒时，他们最初会说没什么特别的，我的丈夫饿死了、我的儿子饿死了、我的姐姐饿死了、然后我进了监狱……“脱北者”似乎在讲述一些对他们而言十分平常的事情，因为在他们周围发生了太多这样的事情。缺乏比较，令他们难以讲出他们生活的特点。但当我向他们讲述我的住房时，一个纽约附近的中产阶级家庭配备各种电气化的设备，令普通朝鲜人吃惊不已。而他们所讲述的朝鲜人生活，也令我难以想象。
之后的采访中，我们会采用一些特殊的沟通方式。比如，有时我会先要求他们用图画的方式表现自己的生活，房子里都有什么，地板是什么做的，屋顶是什么结构。最初在不借助韩语翻译的情况下，我就用这种方式同他们进行沟通。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讲述了很多令人着迷的朝鲜生活。而在受访者看过这本书的韩语版后，他们都笑称这本书将他们无聊的生活表现得淋漓尽致。
“朝鲜人甚至比韩国人更开放”
凤凰周刊：你刚才提到，朝鲜人的生活也令你难以想象，印象最深的有哪些?
德米克：采访之前有人曾对我说，朝鲜人称美国人为“migou-nom”(音译)，意思是“美国杂种”之类的。但是在现实中接触朝鲜人时，我发现他们都很开放，有时甚至比韩国人还要开放。朝鲜人会不停地讲述他们的经历，尤其是朝鲜女人。即使有些人从未见过美国人，刚开始时他们会有些紧张，但随后他们也会讲述很多，感觉好像他们终于找到了一次倾诉的机会。
实际上，很多在韩国的“脱北者”仍然认为自己是朝鲜人。他们不愿说也不认同任何关于金日成的消极言论，但他们会评论金正日。他们会说，金日成是父亲一样的领袖，很多不幸仅仅是他的儿子金正日造成的。
另外，有意思的是，2010年在为《纽约客》撰写文章时，同一些在中国延吉和图们的朝鲜人接触后，我发现很多在那里的朝鲜人仍然保持着朝鲜劳动党党员的身份。他们并不在中国长住，只是在靠近边境的几个城市做生意赚钱，再回到朝鲜。这些人并未脱北，他们仍然生活在朝鲜政府的统治下。但这些党员依然十分健谈，即使是对陌生人，他们也会讲很多。我会对他们坦诚地讲：“我不是来扭曲朝鲜的，我只是一个作家，不想谈政治，只是想了解你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房子是什么样的，吃什么，靠什么养家?”
这些朝鲜人会讲述很多自己的经历，有时甚至会边讲边哭。比如书中美兰与俊相的爱情故事。他们最为打动我的是他们在朝鲜为表达爱意，亲手为对方书写情书的细节。没有性，没有手机，在不能相互交流的环境中，他们的爱显得尤为纯真。但当他们都来到韩国，彼此熟悉用手机、互联网联系对方时，他们之间的浪漫被击碎了。同时，社会地位的转变对他们的爱情也产生影响。在朝鲜俊相属于出身较好的家庭，而美兰则来自一个极普通的朝鲜家庭。然而，当他们到达韩国后，俊相不再属于特权阶级，但美兰的日子却越来越富裕。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在朝鲜、韩国、中国还是美国，恋爱中，似乎还是对男性的要求更高一些。我个人虽然希望他们的爱能修得正果，但回到现实中，美兰的韩国丈夫对她可能更好一些。
凤凰周刊：在你的采访过程中，是否会对“脱北者”所描述细节的真实性产生质疑，如何来验证这些信息?
德米克：对采访内容真实性的验证是必要的。实际上在采访时，还会遇到另外一种情况，当地人会认为我们大老远地从美国赶来，就要提供给我们一个好故事。
写书过程中，我访问了大量来自同一个城市的“脱北者”，这样我就可以比对他们讲述的事情。如果一个“脱北者”告诉我，他亲眼在火车站见到饿死的儿童，他也许是在夸大其词。但随后，会有六七个采访对象分别向你讲述，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他们都看到儿童饿死的细节。这时我就基本可以判断这个细节的真实性了。
在开始采访时，我还会告诉采访对象不要夸张描述。同时，也会要求他们提供如他们的邻居是否也看到之类的佐证。此外《纽约客》的编辑审查也十分严格。比如他们会利用交叉检测(Cross-examination)的方式审查报道的真实性。曾有《纽约客》的一名审查人员认为朝鲜人吃青蛙肉的细节难以置信。他问一些朝鲜人在90年代停止供给食用油的情况下怎么可能炸青蛙?补充采访时，这些人告诉他，实际上不是炸，而是用酱油煮。
韩国民众对“脱北者”从崇拜到惊恐
凤凰周刊：从你接触的这些“脱北者”来看，他们到达韩国后能够顺利融入当地社会么?
德米克：对于大多数在韩国的“脱北者”而言，他们都难以融入新环境，尤其是年轻男性。由于多年饥荒的影响，他们大多身材瘦弱。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朝鲜人要比同龄的韩国人矮很多。所以当他们来到韩国以后，会面对诸多生理上的歧视。同时，朝鲜和韩国的教育体制截然不同。朝鲜人在上学时接受了更多的宣传教育，但他们的科技素养远远落后与韩国。很多人到26岁时都不知道互联网为何物。这种现象在朝鲜社会的各行各业都十分普遍，即使你是一名医生，甚至是教授，都没有权利获得外界信息。
在融入社会方面，反倒是年长者表现得更好。因为目前从身形上，他们同韩国老人并无很大差异。不过，年轻“脱北者”中，书中主人公之一金赫的变化最令我吃惊。他不仅戒了酒，还回到了学校，取得了文凭。虽然还在吸烟，但通过工作，金赫正在一步一步地改善自己的生活。
此外，我的采访对象中，有很多人流露出对他们家人的担心。虽然他们身在韩国，但他们仍有很多家人留在了朝鲜。很多时候，“脱北者”要求我不要暴露他们的真实姓名。
凤凰周刊：目前韩国有哪些组织在帮助“脱北者”，情况如何?
德米克：韩国很多组织都在帮助“脱北者”融入社会。这些组织设计了很多课程，教“脱北者”如何使用互联网、银行系统、交通工具以及驾驶，甚至是语言。实际上，虽然朝鲜语和韩语本质上是一种语言，但经济发展程度不一，导致“脱北者”很难理解韩语中大量的外来语，像咖啡、血拼等很多词汇。而从文化接受角度看，很多“脱北者”更亲近美国而非中国。
汉拿院是韩国政府为帮助“脱北者”设立的学校。在他们进入韩国后，将在这里学习三个月。期间，汉拿院会组织他们参加一些旅行，使“脱北者”熟悉使用各种交通工具，还教他们使用银行卡等。还有很多的民间组织在帮助幼龄“脱北者”。这些朝鲜儿童在来到韩国前会在中国、越南等地藏匿很长时间，他们一路颠沛流离，在各个方面都远远落后于同龄儿童。
除了帮助“脱北者”融入社会的组织，还有一些组织负责帮助“脱北者”逃离朝鲜。这些组织实际上长期处于地下非法活动状态。也许韩国政府曾秘密地资助过类似的活动，但负责这些脱北活动的大多是一些宗教团体。这些团体大多在中国及蒙古设立活动据点。
此前，“脱北者”一直利用蒙古进入韩国。现在，可能更多借道东南亚国家，比如越南、泰国。有很多的美国读者在这本书出版以后，询问我该如何帮助“脱北者”。最初联系我的都是一些右翼基督教团体，但现在也有很多美国政治色彩不那么浓厚的民间团体参与其中。但我想说，我采访，但并不介入帮助“脱北者”逃离朝鲜的活动。
我在自己的官网上列出了很多正在朝鲜进行人道主义救援工作的国际组织名单。这些组织大部分旨在朝鲜内部改善朝鲜人生存状态，并不鼓励脱北行为。有很多美国和欧洲的非政府组织在朝鲜进行医疗服务、食品援助。实际上，尽管朝鲜人对美国有诸多不满，但美国则是朝鲜粮食援助的主要国家之一。而且，并不是所有宗教团体都只在帮助“脱北者”逃离朝鲜，一些大型的基督教和佛教组织也参与到朝鲜国内的人道主义救援工作。
在中国境内，我也采访过一些帮助“脱北者”的人。他们大多都是以个人为单位，或者是规模极小的地下组织，有中国的朝鲜族，还有韩国人。他们仅仅是收集一些旧衣物和食物提供给“脱北者”。当然，这些活动规模不大且一直处于地下状态。
凤凰周刊：据你观察，30来韩国国内对待“脱北者”的态度有哪些变化?
德米克：现在，韩国社会对“脱北者”事件表现出的更多的是惊恐。尤其是当他们得知在三八线另一端有超过2000万的朝鲜人，而他们当中有很多亲戚逃离了朝鲜。我感觉，韩国人并不惧怕朝鲜的进攻，他们更担心的是朝鲜政权的分崩离析。那样，他们不得不面对数量庞大的难民，这对国民经济的打击将是难以估量的。
这似乎也能够解释韩国社会舆论对“脱北者”态度的变化。在90代以前，那时少数几个“脱北者”来到韩国时，被人们当做摇滚明星一样崇拜，所有人都想上前和他们交谈，了解他们的一切。但当大批“脱北者”涌现时，韩国人不仅不再愿意走近他们，更是用责备的眼光看待他们。韩国人如同见到蝗虫一般畏惧朝鲜难民。
我认为这种态度的转变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就像当年东德人走向西德，如今大陆人进入香港一样，朝鲜和韩国的社会经济基础不一样，有着不同的习俗，“脱北者”的格格不入是正常现象。政府在其中可以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但在我看来，目前韩国的保守政府已经不太愿意像过去的金大中及卢武铉政府那样积极推动和平统一活动了。此前，有朝鲜战争时期囚犯试图通过韩国驻中国领事馆前往韩国，但最终被中国方面强制遣返回朝鲜。要知道，他们曾经是战争英雄。涉及“脱北者”的政治丑闻令韩国民主政治对这个话题敬而远之。
中国对“脱北者”政策逐渐软化
凤凰周刊：英国图书奖评委曾评论这本书描写的朝鲜是乔治·奥威尔的《1984》的现实版。你认为这本书同其他关于朝鲜或者“脱北者”作品有何不同?
德米克：乔治·奥威尔的《1984》是一部了不起的文学著作。我不知道自己的作品能否与之相比。但《1984》是一部小说，而这本书是非虚拟类的纪实文学。
确实，有很多关于“脱北者”的优秀纪录片，跟随镜头我们通常看到的是未经构建过的独立事件。这些事件是由采访对象讲述的，往往缺乏历史纵深，不具备全局视角。通过这本书，我可以在采访对象讲述的基础上从新构建这些独立事件。把他们所经历的整合起来，就可以向读者展现一段历史的完整过程。毕竟我们不能用现在的镜头记录下20年前的朝鲜，而那时的朝鲜也并没有留下太多的图像资料。
凤凰周刊：书中很少涉及这些“脱北者”对中国的看法。你跟他们的交谈中有所讨论么?
德米克：对于朝鲜而言，中国带来的威胁并不比美国制造的少。毕竟，中朝之间有着很长的边境线。同样作为共产党领导的政权，中国边境一边的繁荣对朝鲜的影响很大。大约18个月以前，我到延吉采访“脱北者”，在我看来，延吉同北京相比，只是一个小地方。但在这些朝鲜人看来，延吉如同巴黎一样的繁华。
这本书中介绍的金医生很能代表这些朝鲜人的感受。从小她被灌输中国是一片贫穷落后的土地。当她越过图们江来到中国，并不是在政治上背叛朝鲜，只是因为饥饿。当她浑身湿漉漉地进入一个农庄时，发现了拌着肉的白米饭，但当她发现这仅仅是这户农民喂狗的食物时，她意识到此时中国的狗都要比朝鲜的医生吃得好。金医生的信念动摇了，她意识到过去朝鲜宣传的一切都只是谎言。
在采访中，我发现很多朝鲜人可以接受韩国比他们富裕、美国比他们富裕、日本比他们富裕，但当他们越过中朝边境来到延吉，他们难以接受中国也已经变得如此富裕。这就是为什么朝鲜更为惧怕来自中国的威胁。毕竟美国远在千里之遥。
凤凰周刊：金正恩上台后，你如何看待中国未来的对朝政策?对这些“脱北者”会有什么影响?
德米克：我认为在朝鲜问题上，相比于美国，中国可以发挥更多的作用。尤其是在这个特殊时期，金正恩作为新领导人刚刚接任。对于改革的后果，金正恩不像他的父亲金正日那样有那么多压力。所以，我认为，现在是十几年来中国帮助推动朝鲜改革的最好时机。如果现在中国仍然仅仅只依靠向朝鲜输送大米，是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朝鲜大规模饥荒问题。饥荒问题得不到解决，中国边境一侧将很难实现持久稳定。所以我说，中国人对朝鲜问题的政策需要转变。
我认为，中国对“脱北者”的政策正在逐渐软化。事实上，在东北地区有很多儿童，他们的父亲是中国人，母亲则是逃出来的朝鲜人。过去当地政府不仅不会给这些儿童登记户口，还会强制遣返他们。但现在，一些地区已经开始悄悄地给这些“脱北者”家庭子女登记户口。
这些地方政府开始以更为人道的方式对待“脱北者”。有一些因素可能导致这样的微妙转变。毕竟大部分“脱北者”是来自朝鲜的女性，而中国很多地区面临着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困境。另一方面，还有很多50多岁的朝鲜女人，她们仍然是劳动党党员，来到中国做保姆的工作，挣一些钱，然后还会返回朝鲜。当地政府认为，这对边境地区而言已不构成威胁。
甚至有时候，一些地区的中国地方政府更需要这些“脱北者”。中朝边境上的两方在采访中对我讲各种贩卖人口的事情。大部分是走私新娘的例子，即从朝鲜来的女人嫁给东北地区朝鲜族男子。但在他们看来，这些跨境婚姻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是特别重大的事件了。
(实习生顾纯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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