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严禁工作日午间饮酒，河南商丘市宁陵县专设一个“禁止午间饮酒办公室”。这一行为引发社会热议，有网友直指政府机构膨胀。商丘市委宣传部官方微博回应称，这个办公室是一个临时机构，并没有增加人员编制。
对于宁陵县这个所谓的“禁止午间饮酒办公室”，其实是不必感到惊诧的，实际上也毫无创意可言。类似的名目，去年山东济宁市成立的“马上就办办公室”，就已为公众所熟知。当然，在更长的时间里、更广泛的层面上，这种荒唐的“某某办公室”或“领导小组”是随处可见的。宁陵县的这个“禁酒办”，只不过是中国无数“某某办”的一个缩影而已。
“某某办”泛滥的背后，所对应的往往是一项项具体的行政任务，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机构设置。在这种语境下，“某某办”已然成筐，只有想不到而没有什么不能“办”的。既然为了禁酒可以成立一个“禁酒办”，那么同样也可以为了禁止工作时间玩游戏、聊天、睡觉，而分别设置“禁游办”、“禁聊办”、“禁睡办”。显然，只要禁止什么，就可以设置一个机构，而行政禁止的对象又是如此之多、如此之细，给机构命名自然不费吹灰之力，一切是那么地水到渠成、轻车熟路。于是，这“办”那“办”一时蔚为壮观，令人眼花缭乱。
在公众眼里，那些泛滥的“某某办”，往往被视为解决政府冗员、安排官员亲属的去所。有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形形色色的“吃官饭”者高达7000万，而且每年在继续增加，“官”满为患已是不争的事实。俗话说，一个萝卜一个坑，一群和尚一座庙。而今，“萝卜”太多太滥，而“坑”又如此之少，怎么办？办法只有一个，那便是想方设法造“坑”设“庙”，以体现组织的人性关怀。在此背景下，尽管商丘市官方宣称“禁酒办”是临时机构，没有增加人员编制，但恐怕也一时难消公众疑虑。
一项任务就设置一个机构，这看起来似乎有点“服务细化、分工具体、责任明确”的意思。但实际上却往往与此相反，拿“公务员中午不准饮酒”这事来说，各级纪检监察部门本来就责无旁贷，再专设“禁酒办”这样的临时性机构，完全是多此一举。由此而形成的“叠床架屋”极易导致部门间互相扯皮、“踢皮球”，造成行政上的低效率、高成本。当然，此种情形下的“某某办”，可能会因领导的强力推行而有一时之效，但若说长效如何则需要打个问号的。因为一旦倡导该事项的主要领导离任，难免会陷入“人去政息”的弊端。
由此可见，各地出现的名目繁多、五花八门的“某某办”，所反映出来的不仅仅是政府机构臃肿的病灶，更是一种形式主义和对行政资源的浪费，以及一种简单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理思维。遇事就设立“某某办”或“某某小组”，表面上看是地方部门对某些工作的重视，实际上是地方行政管理上的低效低能，其所做的只是一种哗众取宠的应景文章。要不然，为何很多地方“禁酒令”说了N次、有的地方还设立了“禁酒办”，却依然堵不住“嘴上的腐败”呢？！
那些无关紧要的“某某办”，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一种扰民工程。很显然，对于泛滥的“某某办”，已经到了非抓不可的地步，但治理“某某办”，并非简单地靠压缩了事。正如前所述，政府机构臃肿的根源，在于官员膨胀，冗员过多、人浮于事。不必讳言，治理机构臃肿是一道难题，但若无视这一病根，而迷恋于那些无关紧要的花哨之术，甚至裹足不前，“某某办”自然也就“绵绵无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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