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围观，似乎是国人的一大“癖好”。对于国人这种劣根性，鲁迅先生在其小说《药》中，早就有过深刻的挞伐。而东莞日前发生的“老外施救，国人围观”事件，无疑向世人再次提供了一个鲜活例证。
5月4日晚，东莞一女子被当街偷包，一巴西男子出手阻止，反遭小偷团伙报复群殴，且身受重伤。其间，数十名路人在现场，却无人设法施救；而距事发地不到30米处的两名执勤城管，则以事发地不在其管辖范围为由拒绝介入。这样的遭遇让巴西男子寒心，他说下次碰上类似情况，不会也不敢再帮忙了。
宵小蟊贼当街偷东西，数十名路人在场却都没人阻止，反而让一个外籍人士单枪匹马出手相助。这对于现场围观的国人而言，无论如何都应感到羞愧。应当说，相较“都随身带刀”且“有十来个人”的小偷团伙，路人虽然人数众多但实际上处于弱势——每个在场者实际上处于原子化的孤岛状态，其力量是分散而微弱的，难以在短时间内迅速聚合而与小偷团伙相抗衡。但，这并不能成为路人集体沉默而卸责的理由，原因很简单：尽管面对强大的小偷团伙，要求现场者挺身而出或许不太现实，但偷偷地打个报警电话，该不是什么难事吧。
不过，对于现场围观的国人，显然不能就此断言他们是“道德冷漠者”，实际上他们也不是。如果能对现场者作一个人格调查，相信绝大多数人都可以称得上是好公民、好父母、好儿女、好员工、好同事；若换作是读者而非现场者，他们也会对此现象而感到义愤填膺。显然，人类固然有趋利避害的人性弱点，但也有爱人助人的美好诉求，而且我们有理由相信：人类伟大的爱心理当有更伟大的力量，突破自顾自利的藩篱。由是，不禁要问：到底是什么阻止了国人出手相助、甚至打个报警电话的善良冲动？
小偷之所以敢于疯狂作案，固然有利用人们怕打击报复的趋利心理，但更多的源于这样一种现实：由于小偷流动性大，不易被抓获，即使被抓也只能认定现场查获的赃物；而现行法规对小偷的惩治也多以拘留或管制了事，因而很难对小偷产生足够的威慑力。更何况在一些地方，执法者不作为乃至与小偷团伙串通一气，更助长了小偷团伙的嚣张气焰。以东莞来说，据街坊反映，殴打老外的这个小偷团伙已在当地盘踞多年，为患一方，且时常当街行窃，并对事主大打出手，乃至连小学生都未放过。尽管这几年东莞警方掀起多次整肃行动，可奇怪的是，貌似“严打”之下这些害群之马竟能安然无事，且活得滋润、羽翼丰满，这岂非咄咄怪事！
值得玩味的是，较之此前小偷团伙为患多年而警方“灯下黑”，处理本案堪称神速：事发后不到一天，东莞警方便通报称案件已侦破，两嫌犯落网。显然，我们从来不怀疑警方的办案能力，问题的关键在于对案件的重视程度。而这实在又有着太多的偶然性因素，比如本案中的见义勇为者若非外籍身份，而是一名普通同胞，此事恐怕很难引起舆论关注，更难触动执法者的神经。这实在有太多的前车之鉴作证。
此外，由于缺乏相应的社会保障机制，也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公众见义勇为的力量。现实中，“英雄流血又流泪”似乎已成为见义勇为者这一群体的悲情写照。甚至不妨说，在见义勇为这事上，人们越英勇，所受到的伤害就越多。显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公众见义勇为的积极性，并进而加剧了人们的不安全感。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是：抓小偷被打击报复后，如果小偷未抓到，受害人该找谁负责？正是此类问题让人们在面对小偷时，不得不做出理性的利益权衡。
可见，执法者不作为、小偷违法成本低，以及社会保障机制缺失，为小偷团伙的滋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也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公众原有的那一点点良善的冲动，渐渐消弭或收敛，以致变得麻木世故、胆小怕事，不敢再多管闲事。而巴西男子施救前后的心态变化，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国人群体心态的一个缩影。从中所折射出的，与其说是冷漠的看客心态，不如说是冷漠而丧失耻感的权力面相。进而言之，从两名城管所谓“事发地不在其管辖范围”的娇矜与漠视，以及本案所呈现的地域治理生态中，可以窥见一个时代世风丧乱的因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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