捍衛新聞自由，不僅是加繆的奮戰，也是今日乃至將來不懈持續的鬥爭。
文/張倫
這是一篇事隔73年才終於與讀者見面的文章，內容是為了反抗新聞審查，但顯然它當時還沒有足夠的力量對付它抗議的對象，被暫時窒息了。而事實上，在那不久後，連本來要登刊這篇文章、不斷以開天窗方式抗議這種審查的這張小報紙，也未能逃避被關閉的命運。
加繆，這個在法屬阿爾及利亞土生土長的法國人，也終於被迫離開幾乎從未離開的阿爾及利亞北上巴黎工作，在那裏，繼續他的抵抗。但這次，主要是針對德國佔領者了。
這 篇文章終得見天日，得益於法國《世界報》女記者、也是加繆研究專家的Macha Séry 的工作。她在法國普羅旺斯省海外檔案裏，發現此文以及相關的一系列加繆當時被禁止發表的文章、有關部門對他監視的檔案。我們可以簡單地以歷史文獻的方式來 理解加繆的這篇文章——二戰爆發後那幾個月內的政治氛圍，當年8月27日的有關新聞審查的政令對新聞從業的干擾等。但最重要的，顯然是該文那穿越時光的有 關捍衛新聞自由的思想，以及它所具有的現實性。
從 近年來反恐戰爭涉及的新聞自由問題，資本擴張與壟斷對新聞可能的扭曲等，都給捍衛新聞自由的人們在舊課題上添了許多新挑戰。而在筆者看來，《世界報》此時 發表此文，對法國來講就意義重大——過去兩年，法國公共生活中，有件波及政壇、媒體、商界的大事，涉及現任總統薩科奇當年的競選班子是否不合法地收取法國 億萬女富翁、Oréal 公司老闆 Bettancourt 的政治獻金。
圍 繞《世界報》及其他媒體就此所作的相關報道、記者保護信息來源的權利等，引發諸多涉及與權力關係的爭議和討論。《世界報》為此曾多次發表評論甚至對在報道 此事件前後出現的一些有可能損及新聞自由的趨向提出抗議。 捍衛新聞自由，不僅是加繆的奮戰，也是今日乃至將來不懈持續的鬥爭。
不過，要更深刻地理解這篇文字，就必須回到作為人、作為思想家的加繆。或許如此，我們才能更好地理解加繆捍衛新聞自由的出發點，理解他那短暫的一生在法國乃至世界思想史上留下的至今不衰的影響。
被 一戰剝奪了父親、出身貧苦並被肺結核等病魔強化了敏感的加繆，從青少年起就抗拒不公正，成為一個和平主義者和人道主義者，一個自由的追求者和果敢的捍衛 者，一個以文學、評論、著述來探索現代人生存意義的作家和思想家。他曾自認屬於那個時期廣義的存在主義思潮，試圖回應「上帝死亡」後荒野上人存在的價值。
在 他看來，荒誕（absurde），乃因對人性的召喚與世界不合理性的寂寥兩者之間的對峙而成，惟有人的反抗（révolte） 能賦予人在荒誕（absurde）中生活的意義與方式, 能釋放這荒誕狀態本身所醞釀的能力。人就此享有巨大的創造空間，成為自己的主人。自由因此也成為人的本質與生存的條件。
儘管寫作這篇文章時加繆只有26歲，這也只是篇要刊在報紙上有關新聞思想自由的短論，但裏邊已透露出的一些基本思想與他後來的思想一脈相承——須知，他那著名的「西西弗斯神化」也不過就是在寫作此文後的三年內出版的。反抗對自由的壓制，對加繆來講，不僅是一種政治，更是人的生命、生活的意義所在。
從這個角度，我們能更好地理解，加繆對那些以國家名義對自由的約束的厭惡，哪怕是在戰爭狀態下。因身體狀況而未能入伍作戰保衛祖國的加繆，自覺地用筆捍衛祖國；但卻絕不允許自己的祖國用祖國的名義剝奪人之所以能成為人的基本可能。
或 許由此我們也能更好地理解，他在阿爾及利亞那短暫的作為共產黨員的經歷（兩年）：為爭取正義自由入黨，一旦這個黨讓他感到窒息，危及到他的自由，他便對此 表示「反抗」而脫黨而去。他曾警告人們，要學會抗拒那種以各種宗教或世俗方式出現的先知，而與作為一個先知党出現的共產黨最終分手，也自然在邏輯之中。終 其一生，加繆也不歸屬於任何政治黨派。
就 這一點，我們或可再拿加繆與其曾經的好友、另一存在主義大師薩特作比較。1951年加繆出版《反抗者》，與薩特在對待共產主義和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的態度 不同，兩人論戰一年之久，從而分道揚鑣，這是二十世紀法國知識分子史上一個著名的事件，至今不斷在法國和世界上被人提及。（且不提法國的出版物，僅近年出 版的英文出版物就多種Sartre and Camus: A Historic Confrontation, ed. by David A. Sprintzen & Adrian van den Hoven, 2003, Camus and Sartre: The Story of a Friendship and the Quarrel that Ended It, Ronald Aronson,2004…）
儘管在加繆與共產主義決絕後數年，因蘇聯對東歐國家的鎮壓，薩特最終也脫離對斯大林主義國度的迷幻，但卻依然在多年後繼續維持對毛領導下的紅色中國的癡迷，可見薩特對共產制度的認識缺乏加繆在這文章中作為原則提到的「清醒」。
與 薩特以及相當多上世紀法國、西方、第三世界知識分子有過的判斷失誤相比，用法國新銳哲學家Michel Onfray 在今年年初出版的一本有關加繆的著作中的話來講，加繆是很少的 「在判斷上從沒有失誤過的知識分子」。不管這話是否有些絕對，但確實，加繆在相當多的重大歷史事件上表現出驚人的前瞻判斷力。
加 繆是1945年唯一一個批評在廣島使用原子彈的西方知識分子；支持阿爾及利亞人獲得與法國人同樣的權利，主張結束殖民制度，但不主張以簡單的阿爾及利亞獨 立的方式來處理法阿關係，因此受到法國人和阿拉伯人雙方的不理解與憎恨；毫不妥協地抗議蘇聯在柏林和布達佩斯的鎮壓，受到自己人的強烈排斥……
可 以認為，除了加繆的一些出身和工作經歷可能幫助他更具有清楚準確的社會政治實感外，他思想上被一些學院派哲學家視為缺陷的非系統化，可能恰也是有助於他的 思想具有開放性的一個原因，而不至於像薩特那樣易陷入學院西方哲學家思想體系的陷阱而遠離真實。最後，對自由的捍衛，反抗壓制的強烈意願，使得他更加敏 銳。這些，我們或可在他這篇有關新聞自由的文章中找到某些回音。
（作者係旅法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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