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新京报》针对当前北京的养老院问题，展开系列调查报道，揭示出养老院问题的困境和乱象，引起社会反响。而养老院问题，仅仅是当下中国养老问题的一个缩影。
人口结构老龄化，同样也是日本要面对的社会现实。日本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970年的7％增至2008年的22.2％，是全球人口老龄化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作为一个亚洲的“福利国家”，其养老方面的理念与措施，不失为一个成功的范本。笔者曾在此专栏中谈过日本的养老金问题，此番拟对老龄社会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养老院制度做一简单评介。
首先，日本比中国更早面对出生率锐减、人口老化的社会问题。2005年，人口进入负增长，日本已是不折不扣的老龄化社会。老龄社会的出现，必然带来一个问题：终老问题。明治维新以降，日本社会的伦理体系是儒教，以家族制度为核心。但是，作为战后经济发展的代价，是这种制度的解体——上班族以公司为家，家族观念开始淡化，整个国家被称为“日本株式会社”便是一个隐喻。
在养老问题上，养老院是观察一个国家或地区文明程度的标尺。对日本来说，这个问题已经通过立法上升到制度文明的层面。譬如，早在1963年，日本政府就推出了倡导保障老年人整体生活利益的、被称为“老人宪章”的《老人福利法》。经多次修订，已日趋完善，其中有“政府出资修建特别养老院，为痴呆、卧床不起等体弱老人提供服务”；组织“老人俱乐部”，吸引老人参与社会活动；强调社会福利的地方化和一元化，加强地方政府对老人福利的责任和职权等内容。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先后推出了“黄金计划”、“新黄金计划”，完善了以居家养老为中心的社区老年服务体系，扩大了家庭服务员队伍，新设了为老年人提供休息及特别看护的短时服务设施、日间服务中心等内容，提供各种日间服务（包括饮食和体育锻炼）。
日本著名作家、护宪团体“九条会”的创立者之一加藤周一曾提出过一个“QOL”指数的概念，意为“生活品质”（Quality of Life），而日本是很以自己的高“QOL”为自豪的，其中一个最主要的体现，就是养老院。
当前，日本国民年金绝对金额不足的现实，要求未来的老人要长期工作。2007年，在被称为“团块世代”的战后第一个出生高峰出生的人集体退休之后，状况越发严峻，把退休年限提高到70-75岁，已不是笑谈。工作一生的老人，一旦停止工作，便会成为家庭的“负担”，而以家族制度为核心的社会伦理体系的解体，如果没有新的替代性制度支撑的话，家庭的负担会转化为社会的负担，社会将不堪其累。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在长期调查论证的基础上，数年前导入了面向全体国民的“国民介护（看护）保险”制度，与40年前全面实施的旨在使国民享受医疗保障的“国民健康保险”一样，覆盖全体纳税人。在整个西方国家来说，都不失为一项大胆创举，被称为“家族革命”。这意味着对老人的看护，不复依赖家庭，而是通过无血缘关系的专业人士所提供的专业服务来实现其保障。同时，由于日本年轻人在生活观念上比较西化，结婚后搬出去生活并自己带孩子，老人的寂寞、孤独现象十分普遍。
日本的养老护理制度高度细化，呈现一种“按需养老护理”的菜单形态，将护理程度分为不能站立、不能步行、不能脱穿裤子、不能排便、不能用餐、不能吞咽食物、不能记忆等各种级别，并按照不同的级别提供登门访问型、赴养老机构一日型、短期入住型、入住特别养老机构型、入住老人福利院等不同的服务。
很多去过日本的人，会看到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不仅街上的出租车司机很多是上了年纪的老人，而且酒店、商场的服务人员也多是白发苍苍的老者。有一个广为人知的“30分钟养老护理社区”计划，即在以30分钟车程为半径的区域，建设配备小型养老护理服务设施的新型服务社区，推行小规模、多功能型自家养老护理和登门访问看护服务。为帮助腿脚不灵便的老人，还成立了社会团体“老年人外出介助会”。
这种“按需养老护理”式服务不仅在公立养老院，民间养老院亦同样如此。不少日本的企业，建有个性化的商业养老院。看护型养老院主要供身体不便和患病老人入住，由养老院下属团队为入住者提供看护服务；住宅型养老院供身体状况正常的老人居住，当老人需要看护服务时，企业提供临时看护服务；健康型养老院类似宾馆，院方只负责打理老年人的日常家务。为保证养老院的良性运转，避免“虐待老人”现象的出现，日本还在老人服务机构自我检查的基础上，导入更为客观、公正的第三方评价体系。包括硬件上的建筑、设备、人员配置以及软件上的服务质量、老人评价，等等。目前，日本已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实现了这种评价体系的覆盖，东京都还率先提出了“三年一审核”的思路。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护工待遇问题。目前在日本养老护理人员的工资待遇并不高，平均月工资20万日元，而全国人均月工资标准约为50万日元。为此，政府为每一位护理人员增加1.5万日元的月薪，并拟逐年改善。
“终老于家”几乎是所有老人的愿望，而这需要国家层面的制度保障。众所周知，1990年代以降，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日本明显加快了“普通国家”化的进程，而所谓“普通国家”，说白了就是政治大国（State Power）。但是，还应该注意到，与“普通国家”化的战略议题相平行，日本社会其实还有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思潮，那就是彻底反思、摒弃近代以来“富国强兵”的国家道路，开创既不诉诸军事能力，也不诉诸经济力量的“第三条道路”——民生大国（Civilian Power），即通过谋求国民的福祉，来实现国家的尊严及在国际社会中的“存在感”。
该制度创新的实质在于，国家在承认传统家族制度崩溃的现实的前提下，并不是回避责任，把负担一味推向社会，而是以社会财富的积累为条件，以现代保险的契约方式，为国民的晚年埋单，以“国富”回馈国民。通过这种改革，哪怕是鳏寡垂病之人，也不复为自己终老担心，颐养天年。终老于家园，而不是医院，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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