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中文网相继刊发了“汉字阻碍创造力”以及“难写的汉字”两篇报道。作为一个多年学习英语的中国人，我觉得报道当中有不少发人深省的新颖观点，同时又觉得，文中的说法与我的体会和认识颇有不同。
四岁之前，我已经认得《参考消息》上的大部分汉字，不是因为我喜欢这张报纸，是因为父亲用它来充当教我识字的工具。
既然如此，我当然不会有中文难学的感觉。我并不觉得自己天资特别聪颖，只不过，众人皆知，童年的记忆力格外强大，何况我生于斯长于斯，有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环境。我依稀记得，那时满街都有大字报，虽然荒诞恐怖，却也是学习新字和巩固成果的好材料。父亲一只手牵着我、一只手把大字报上的字指给我认的情景，是一份永远的记忆。
当然，认得许多字不等于掌握了中文，就跟背下字母表不等于掌握了英语一样。真正掌握中文，需要长期的实践和深刻的思索，需要知道单字的所有意义、字词蕴含的文化背景、偏旁部首的意义、字与字之间的联系、字词组合的可能性和限制、习用词汇的流变乃至字形的流变，如此等等。身为中国人，努力学习了三十多年，我依然不敢说，我已经掌握了中文。
以我和我相熟的一些人学习英语的体验，要学好英语，情况也是一样。
实际上，任何文字都代表着一个民族的生活，其中蕴藏着近乎无穷的观念和历史。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不仅涵盖了生活本身，甚至对生活构成了限制（我们无法表达以至无法思考语言里没有的东西）。相较于我们有限的寿命，它就是一种无穷无尽的事物。即便只是从文化多样性的角度来考虑，我们也不应该对任何一种文字轻言放弃。
相反，如果只把语言当做日常生活的工具、只满足于谈论天气和柴米油盐，那么，中文不难学，英语也不难学。就这个目的而言，三千多个常用汉字已是太多，英语单词也只需要几百个。按我的感觉，今天的中文和英语，在新词迭出不穷的同时，都呈现了简单化的趋势。
然而，简单就完全等同于好吗？易于普及完全等同于好吗？“效率”完全等同于好吗？为了“效率”，我们已经牺牲了许多美好的东西，比如手写的信函，比如等待的耐性，比如从容淡泊的人生态度，比如停下来反思生活的能力。要想约略了解速度的害处，去看看米兰·昆德拉的《慢》吧。这部小说当中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慢的程度与记忆的强度成正比，快的程度与遗忘的强度成正比。”
要说中文培养了顺从的态度，我觉得并非如此。就我阅读所及而言，从先秦到明清，流传至今的经典文字，没有任何一篇是降书顺表，多数都包含着新奇的想象和真率的性情，以及，用今天的话来说，“非主流的思维方式”。中文和中国传统文化从来都不是统治者的帮凶，因为它们推崇非物质的精神目的，与此同时，物质才是统治者最容易掌控的东西。同样是中文，林语堂用它来叹赏往昔风雅，鲁迅用它来痛斥传统文化。不过，鲁迅先生可能没有意识到，在很大程度上，他那种犀利且不乏优美的文字也是拜受祖国传统之赐。
要说中文遏制了“深层创造力”，因为不知道“深层创造力”的确切含义，这一点我无从置喙。但我承认，我们的文化确实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不过绊脚石不是中文，而是重精神轻物质、重伦理轻实用、重高远目的轻日常手段的整体传统。《论语》当中，孔子和学生宰予讨论服丧三年的必要性，宰予考虑的是服丧三年造成的现实损失，孔子考虑的却只是，如果不服丧三年的话，“于女安否？”（你能够心安吗？）。同样是《论语》的记载，孔子的学生子贡想省去祭祀用的羊，孔子却说：“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凡此种种，都是将精神目的置于实际效果之上。按照今天的投资回报率标准，与哥伦布等人的地理大发现相比，郑和七下西洋无疑是一次赔本买卖，因为劳师动众的中国只达到了“耀兵异域”的缥缈目的，并没有借此换来实实在在的版图或者资源。然而，对于郑和船队所经之处的人民来说，这是不是一种幸运呢？
至于当今中国某些机构剽窃技术的指责，即便属实，也是现代社会工具理性甚嚣尘上的结果（原因恰恰是中国某些机构正在按照西方的发展逻辑“奋发图强”），并不是中文的过错。
要说不利于科技发展是中国传统的致命弊病，前提是科技发展是人类最为重要乃至惟一的目的。这个前提，本身就值得商榷。将近一百年前，辜鸿铭先生在《中国人的精神》当中写道：
在我看来，要衡量一个文明的价值，终极的标准并不是这个文明已经建造或能够建造怎样的庞大都市、怎样的堂皇屋宇、怎样的上乘道路，也不是它已经制作或能够制作怎样精美舒适的家具，怎样巧妙好用的器物、工具和设备，甚至不是它创造了怎样的制度、艺术和科学，终极的标准是，它能够培育什么类型的人性、什么类型的男人和女人。
辜先生的说法不见得是惟一的真理，但这个衡量标准，至少与科技发展程度和GDP同样有效，只不过不容易数字化、“没有效率”而已。从这个标准出发，熟谙中西文化的辜先生认为中国是一个优越的国度，因为它培育了“君子”和“淑女”。
今天的中国，也许不再是一个“君子”和“淑女”的国度，不过，这仍然不是中文的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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