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老师出身的父亲曾告诫过我：远离政治，珍爱生命。
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会将新闻作为终身职业，每天在关心时政。
2011年11月，我作为演讲嘉宾被北京举办方邀请参加了在重庆举办的国际食品博览会–印象中薄熙来在开幕式上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主要关于五个重庆–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和”健康重庆”。那个演讲在会展中心外面进行的，薄声音洪亮、充满激情。
12月2日，我参加了一个电视专家代表团，来到了重庆。那时薄谷开来案已经发生，但薄熙来依旧在该市声名显赫。
在事后长达10个月时间内，我始终没有写一个字，不是我觉悟多高，而是有些困惑始终没有明确的答案。
我觉得有必要将当时的见闻记录下来，权当一点边角料，但保证真实、客观。
一
在历次省级政府的接待中，重庆的规格不低，安排也紧凑，印象最深的是饮食充满当地特色但并不奢华。比如第一顿饭是重庆机场附近的翠云水煮鱼店吃的，可谓唇齿留香。
以后的日程很紧，主要围绕民生、打黑、招商引资等展开。这是一个相对固定的考察路径，我们不过在重复别人走过很多遍的足迹。
总的感觉是重庆组织得相当到位，所到之处也很能展示重庆各项成绩，不少地方类似盆景–不能否认，当地主要领导是很好的推销员。
我首先被重庆拥有如此美丽的一支女子交警队而惊讶，她们英姿飒爽，驾驶着崭新的警车，整齐的敬礼和热情的介绍。引来很多专家与之合影，我也在微博上发了照片–这成了事后我在重庆唯一公开发表的作品。类似的场面让我想起若干年前在朝鲜参观的感受。又有几分大连女骑警的神韵。
不能否认，当地推行交巡警制后，公安作风改变很多，都在街头站岗巡逻，对群众也热情，颇有些新时期活雷锋的意思。
不知现在是否仍在坚持？
二
由于重庆唱红引来很多争议，因此官方没有安排大家欣赏这个全国知名的行为艺术。
不过，11月我去重庆的时候，住的大学有学生晚上在唱红歌，不过是唐朝版的《国际歌》，让人感觉很穿越。
一位大学老师告诉我：其实唱红也没有外界传说得那么革命，也有不少别的，比如国外名曲。对于革命歌曲，老大妈还是很喜欢的–晚年很寂寞，组织起来唱唱歌是个不错的选择。
不过，《薄熙来之歌》后来的流行似乎与红歌的情怀有巨大落差，反而让人想起文革。
三
在重庆打黑以后，为了发展经济，开始大量招商引资和发展微小企业，主要是政府主导。
突出成果是富士康和惠普的入驻。而据说薄熙来都亲自参与了与这些世界500强企业的谈判。
我们参观了重庆开发区的惠普笔记本制造基地。厂子很大很干净，展示厅赫然张贴着惠普著名的”车库精神”。
对小微企业的扶持，重庆政府可谓下了血本–只要愿意创业的大学生，政府都会给以一定资金的扶持，审批手续极其简洁。
总体印象是重庆推行的不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而是政府主宰下的发展。
重庆人很佩服自己的市长黄奇帆，说他是搞经济的能人。
四
在私下交流中，重庆不少群众都对当地政府的民生工作予以好评。
我有三件事印象很深。
一是其公租房建设得很好。不仅地理位置优越，而且建设得可以与商品房媲美，租售政策完善，分配手续简单。
二是重庆户籍改革进展神速。我去参观公租房那天，正好是第300万个农民工成为市民，各个小区都有专门的流动警车，为他们现场办理入户手续。
三是留守儿童问题解决的力度大。在重庆郊县，我参观了至少可以算西部最好的一所留守儿童的小学–底子是陶行知先生在抗战时期打下的，至今仍然可以堪称乡村里最坚固的建筑。唯一令人不安的是，这些孩子为了等我们，耽误了吃午饭。还有这些孩子在学校操场上给我们表演了一段广播体操，这种场面又让我想起了朝鲜。
但有一个困惑始终没有获得答案：重庆是个财政薄弱的直辖市，2011年才有2900亿，而这些民生成绩都是耗费巨资的，钱哪里来的？又如何持续呢？
我一直追问，但当地官员一直语焉不详。
五
重庆卫视本来是全国位列前茅的电视台–收视和收益都不错。
但薄熙来上任后，决定全面回归所谓公益性，广告部几乎全员下岗。
每年支出全部由财政划拨，卫视主要领导说每年正常运行需要3个亿，而财政投入始终没完全到位，裁员一度是其主旋律。
这个卫视除了播新闻就是创办了一个贯彻党政意图的高端时评节目–共富大家谈，宣传重庆共富十二条。从意图上无可厚非，但实现方式上严重值得推敲。我当过嘉宾，对此深有感悟。甚至提出过建议：能不能靠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实现这一点呢？当地专家王顾左右而言他。
重庆卫视还创造了一个奇迹：在改革开放33年后，天天播放革命影视，一部《亮剑》据说播了37遍。
六
据当地官员介绍，此前到过重庆的人很多也很杂，不仅仅是此后备受指责的乌有之乡，左中右都有。
我当时的感觉是随着中央换届的临近，当地主要领导的最大愿望是快速做出政绩，并获得社会最大程度认同。也就是说：事是这些事，怎么总结得符合中央要求，百姓支持是最重要的。
甚至有专家私下说：仅仅召见信奉文革的左派副作用太大了。
他对共识网的周志兴老师印象深刻。原因是只有他当面质问过薄熙来唱红打黑是不是在搞文革，据说薄当时就有些急了，回应道：我父亲在文革中被批斗了上百次，我自己坐了四年牢，怎么可能喜欢文革呢？事后我找周老师求证过此事，大体如此。可惜，按照光明网事后对薄的评价，他的这个”受害者”之说，不是用来反思、警戒、清算从而超越为害国家和社会的人格化政治，反而成为其构造自己的人格化政治的一个金字招牌。
七
重庆公安局是我见过的最气派的省级公安局。
结构很有特点。一部分场地用来做当地扫黑除恶成果展。室外整齐摆放着扫黑缴获的若干豪华汽车，室内则是文强等人的各种劣迹展示和各类赃物。
当时王立军不在，但陪同我们参观的局领导给予高度评价–接近科学家、勇士和福尔摩斯的综合体。
在室内展厅，有一幕场景我至今难忘：该局领导特意在李庄照片前逗留，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权大于法，总有一些人在干预司法的公正。
至今想来，这话充满黑色幽默。
警局另一部分像个公园，洁净亮丽，洋溢着现代意识和人文意识，到处是休息的餐桌吧台，上面插满了基层警官写的书签。
八
单位临时有事，我没有参加薄熙来最后的接见。
据说当地电视报刊做了无比充分的报道。据事后报道：薄熙来说，我们在”打黑”过程中始终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办案。在”打黑”的范围上，既不缩小，也绝不扩大；在定性上，既不压低，也绝不拔高；不枉不纵，实事求是，是什么就是什么。他还说：党中央在这方面历来态度鲜明：一个”黑”，一个”腐”，必须坚决打击，绝不留情。
没成想，仅仅不到一年，他自己成了这方面的黑典型。
九
此后，重庆卫视终于又有了广告部，俺曾当面祝贺台长重回市场经济大潮。
事后这个台邀请过俺去录节目。关于电影的，不是《白毛女》和《江姐》，而是当下热播的各类大片。
为重庆重现多元文化由衷高兴。这是一个在全面回归正常的都市。
不过，至今仍有一些人怀念过去的重庆及其已被开除党籍公职的领导，耐人寻味，令人警惕。
但我相信中国再也回不去了——那个充满梦魇和伤痕的年代已永远地走入历史。
祝福我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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