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作家莫言是首位来自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作为著名的成功作家，他的许多著作被翻译成德语，《红高粱家族》一书甚至被改编为电影。但外界对其批评不断，认为莫言并未与中国体制保持适当距离。对于莫言获奖一事，无论是在中国或德国都出现认同赞赏以及挖苦嘲讽的声浪。网络上更有批评者认为，奥斯陆诺贝尔委员会将文学领域中的最高奖项授予一个与忠于共产党政府的作家，是对人类的一次痛击。
对此，德意志电台访问汉学家兼作家史谛曼（Tilman Spengler），针对中国国内对于莫言获得诺贝尔奖的反应，以及莫言究竟是忠于政府或是勇于批判社会的作家做出了讨论。
戴晴和贝岭出席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
回顾2009年，中国是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宾国，莫言也随着官方代表团赴德国，当时书展上的一场骚动便曾引起国际媒体的广泛报道。在一场书展的文学研讨会上，当两名对政府持批评态度的作家戴晴和贝岭准备发言时，莫言和中国官方代表团成员纷纷起身离席，异议人士因此对莫言的行为做出严厉抨击。
史谛曼回忆起当时的情况时说道：”那是相当不愉快的两天。当时共有两场研讨会，人么稍微有一种感觉，好像中国作家协会的成员-包括莫言-的身后站着的几名高层党代表，正拿着炙热的长柄叉在驱使他们前进。第二天的会议情况稍有好转，人们开始谈论文学。而我们可以更广泛的谈论如何处理与在中国的人权故事有关的主题。莫言当时曾试图在中国作家协会…….还有那些……不属于作家协会的人们之间扮演调解的角色。后来的情形如何我并不清楚，但当天晚上中国作家协会受邀出席活动时，气氛变得……相对的有趣和轻松。”
沉默的作家？
莫言本人被认为是沉默、安静而且孤僻的作家，而瑞士出版商莱特斯(Lucien Leitess)曾形容，莫言是个谦虚、不浮夸的人，而且与政治议题保持适当距离。但史谛曼的观点却有所不同。他表示，莫言并非真正沉默之人，他喜欢讲述农村故事以及周遭的逸闻，虽然鲜少触及尖锐敏感的政治议题，但也不尽然如此。
“他的一些作品也曾经面临审查，其中部分已经出版，部分还未发表。他在这些作品中触及了共产党不喜欢的敏感议题，如一胎化政策。这是客气的说法，事实上，小说的内容是关于强制堕胎。莫言选了一个果决的角度，因为他本身来自山东的农村，这对他而言当然是一个重要议题。”
莫言在2009年出版的作品《蛙》中描绘了中国的一胎化政策，一名乡村医生挣扎在对政策的服从以及生命的价值之间。史谛曼引述美国文学学者和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称，莫言就像在一条极为狭窄的绳索上跳舞。他认为，批评莫言忠于中国政府的说法有待商榷，而且并不公平：
“外界似乎有点忽略，这个人是一名作家。他主要从事的是写作，他的作品代表或盘踞了中国近代文学的一部分，这点很重要。称这是国家的宣传手段，完全是荒谬的说法。”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引发各界热议
社会批评家或训练有素的猴子？
在被问到是否将莫言视为社会批评家时，史谛曼表示：”我只能说，他是一名小说家，对于社会某个领域所发生的事情观察细腻。他不是那种登高疾呼反对共产党的人，我们也没有听过他谈论另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刘晓波。在六四事件、中共镇压在北京天安门的学生和工人运动后，他也不是站在异议人士的行列中。这些都是事实。但是如果硬要将他形容成一只被作为国家宣传之用、训练有素的猴子，这是很愚蠢的做法。”
诺贝尔委员会评论莫言的小说成功融合”民间故事”与”魔幻现实主义”。部分受众认为，这可能是莫言规避审查制度的做法。对此，史谛曼认为，从政治角度看，确实是如此。但同样身为作家的史谛曼也表示，自己也并不希望终身将尖锐、苦涩的社会批判融入文学作品中。
来源：德意志电台 编译：张筠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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