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首先写道，从1990年到2011年，中国的农民工大军从2,500万增长到了的1.58亿。文章接着指出，他们是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因素。而这种从田间到工厂的迁移扩大了劳动力规模，提高了生产力，并且迅速地提升了中国的出口竞争力。
文章也引述了路透社9月25日的报道，指出不久前在山西太原的富士康工厂发生了一场工人骚乱，为防止工人与管理阶层再度发生冲突，大批警察在工厂大门外站岗。此一事件平息不久之后，《华尔街日报》也曾刊登评论富士康事件凸显出中国工厂内部劳资双方关系紧张的文章。
除此之外，现在也有分析担忧，经过数十年的劳动力向城市迁移之后，农村劳动力的储备已濒临枯竭。分析说，虽然在今年上半年，出口和建筑等吸收农民工就业的领域增长急剧下降，但工人的工资水平却同比增长了14.8%。这种就业市场萎缩工资上涨的矛盾现象，反映出城市里农民工的数量出现短缺。
不过，《华尔街日报》的文章提醒世人的是，导致中国城市劳动力不足的主要原因是政策，而非人口方面的因素。文章继续援引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中国劳动力市场问题专家孟昕的研究统计显示，大多数农民工离开农村的时间只有七年。他们在不到20岁的时候来到城市，25岁左右回到农村生儿育女。在3.8亿16岁到40岁的青壮年农村人口当中，仅有1亿人在城市赚钱讨生活。
文章因此强调出，让农民工及其家人无法享有城市生活便利的原因，就在于歧视性政策。根据孟昕的调查显示，以2011年为例，拥有失业保险的农民工比例为13%，拥有医疗保险的农民工比例为20%。相比之下，在城市人口中，这两个比例分别是66%和87%。去年，还发生了农民工子弟学校被拆的事件，农民工家庭在中国大城市受到的待遇由此可见一斑。
在农民工的数量降低的同时，他们的期望值却在升高。加上，管理者在工资和工作条件上又不肯作出让步，这些因素加在一起的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文章至此再度指出，9月底，富士康山西工厂发生的骚乱，或许就是更深一层危机表现出的症状。
文章又说，好消息是，鉴于中国农村仍然有数以百万计的劳动人口，劳动力的供应没有完全枯竭。但坏消息是，要吸引劳动力走出农村，必须提供给他们更高的工资，并且对中国的城市户口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革。这篇文章总结表示，既然农民工建造了中国的城市，那就应该允许他们在城市中生活。
最后再来想想这篇文章的启示：根据中国现行的户籍制度，具有非农业户口的城市职工和具有农业户口的外来农民工，他们在就业机会、社会保障、福利等方面都有着不同的待遇。农民工就职业来说，他们是工人，但由于他们是农业户口，就身份来说，他们是农民。而这一农民身份决定了他们是城市里的边缘群体。因此，农民工虽然进城了，但大部分的农民工并未真正融入到城市中去，他们在城市中没有归属感、主人意识，拥有的更多是失落感、自卑感和过客心态。
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工这种非制度性的不良心里，却是起因于制度性的不良规定。北京当局如果期望建立一个真正和谐的中国，那是不是应该致力于出台一个合情合理的农民工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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