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凤凰网文化记者13日的报道，在回应有关抄写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引发的争议时，莫言表示：“我上个月在上海也曾着重回答了这个问题，当时有一个日本作家阿刀田高问我，你对这个《讲话》怎么看？我说，这是一个在网上炒了很久的问题，而且也是让我挨了很多骂的问题。”
莫言说：”抄写《延安文艺讲话》并不后悔，因为抄《延安文艺讲话》与自己的创作没有矛盾，而自己的创作，一直在突破《讲话》。莫言进一步解释称，因为毛泽东的这个《讲话》是历史文献，它的产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我们今天再来看这个《讲话》，就会感觉到它有巨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就在于，它过分地强调文学和政治的关系，过分强调了文学的阶级性，而忽略了文学的人性。我们这一批作家在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写作的时候，就认识到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后来所有的创作都是在突破这个局限。
至于我抄写这个《讲话》是因为当时没有意识到，我这个人是比较模糊的，比较麻木，我不像某些人那样，有那么敏感的政治嗅觉。让我抄一段，我就抄一段，后来这件事情发展到这么大，出了这么多的批评、意见和辱骂，这是超出我意料的。刚才法新社记者也提到了，我抄了延安讲话等等，有一些谩骂，甚至都人身攻击了，这个我就忽略不计了。此外，在被问到和中共关系是否过于紧密时，莫言回答说，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但诺贝尔文学奖是文学奖，不是政治奖，是站在全人类的角度上来评价一个作家的创作，是根据他文学的气质、文学的特质来决定是不是给他奖项。
我在中国工作，我在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写作，但是，我的作品是不能用党派来限制的，我的写作从80年代开始，就非常明确的是站在人格角度上。写人的情感、人的命运，早已突破了这种阶级和政治的界限。这次文学院把这个奖授给了我，我觉得这是文学的胜利，而不是政治的胜利。我的一点观念是，作家是靠作品说话的，作家的写作不是为了哪一个党派服务的，也不是为了哪一个团体服务的，作家写作是在他良心的指引下，面对着人的命运，人的情感，然后做出判断。
如果这些人读过我的书，或者在座的朋友读过我的书，就会知道我对社会黑暗面的批判向来是非常凌厉的，也非常严肃的。我在80年代的写的像《天堂蒜薹之歌》、《酒国》、《十三步》、《丰乳肥臀》这些作品都是站在人的立场上，对社会上我认为的一切不公正的现象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如果仅仅认为我没有在什么样的声明上签名，就认为我是一个没有批判性的作家和官方的作家，那这种批评是没有道理的。
我过去不知道有这么多人喜欢，也不知道有这么多人讨厌我，甚至仇恨我。因为在过去的时代里一个作家是没有这样的机会的，只有在互联网时代、在微博时代，作家获得了这样的机会，有了这么一个平台，有了这么一个话头。然后我才知道，原来这么多人喜欢我，喜欢我的作品，原来这么多人对我咬牙切齿，原来这么人对我的作品有这么中肯、这么尖锐的合理的批评意见，是通过这个我才认识到人心和自我。“
在被问到，当您作为一个作家，作品存在争议的时候，您有没有考虑过，像高行健一样离开这个国家呢？莫言回答说：”我离开这个国家干吗，我连高密都不想离开，我就想待在高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生我养我，我熟悉这个地方，这里朋友很多，这里的食物特别适合我，所以我不会离开。而且我也认为，一个人他有各样各种选择的自由，选择离开中国到国外去生活去写作，我觉得也很好。有的人选择留在他的故土写作，这也很好。你不要认为谁出去，谁就是不爱国，谁没有出去谁就爱国，这都是非常片面的认识。”
说到中日关于钓鱼岛争端的问题，莫言表示:”首先我觉得争端是客观存在的，如果没有争端的话那干嘛会闹得这么大。而且我想要完全解决争端似乎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打一仗，中国胜了日本败了，争端就解决了吗？日本败了他就会承认中国的合法主权么，反过来也是一样。所以战争也解决不了争端问题，那么我想最好的办法还是按照上个世纪70年代中日建交的时候，老一代的中日两国领导人采取的比较高明的措施：搁置争端，先谈友谊。你把他放在一个地方也影响不了两国人民的睡眠和吃饭，甚至这个地方可以让鱼类生活的更好一点。”
当被问到，今年12月底您会去瑞典接受这个奖，您现在开始酝酿这个演讲稿了吗？您会讲些什么的时候，莫言回答说：“去瑞典领奖我当然会去，而且演讲也会讲，但是在上来讲什么我还没有完全想好。我想在瑞典的演讲需要写一篇讲稿，但现在无法透露，因为没有想好，如果我现在把所有的想法都告诉你，那我就可以不去瑞典了，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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