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11日晚和12日下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莫言在他的家乡山东省高密市召开记者会，回答了舆论和媒体关心的问题。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回答路透社记者提出的关于上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的问题时，莫言出乎意料地表示希望刘晓波能够被释放。
“我希望他（刘晓波）能尽快获得自由，”莫言说。他坦陈在1980年代曾经读过刘晓波写的文学批评，但是在其作品开始转向政治后，他便不能完全理解了。之后莫言并没有对该话题有详细解释，但他认为刘晓波应该被赋予权利去研究其关心的政治和社会话题。
此前，莫言在网络上被质疑，批评他不为刘晓波发声，一些反对者甚至认为莫言没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因为他始终回避对刘晓波的境况做出评论。
同时也因抄写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莫言被一些质疑者认为是“政治正确”的作家。对此，莫言同样作出了正面回应。
他反问：“难道抄写‘延安讲话’就是不可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吗？”
对抄写“延安讲话”一事，莫言认为这没有什么好耻辱的。“因为毛泽东的这个讲话是一个历史文献，它的产生有历史的必然性。而且这样一个文献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对于推翻腐朽的政权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他说：“我们今天再来看这个讲话，感觉到它有巨大的局限。这种局限就在于这个讲话过分强调了文学跟政治的关系、过分地强调了文学的阶级性而忽略了文学的文性。”
针对指责和批评，莫言在发布会上说：“我相信很多批评我的人是没有看过我的书的，如果他们看了我的书，就会明白我当时的写作也是顶着巨大的风险、冒着巨大的压力来写的。我的作品是跟当时社会上所流行的作品大不一样的，但是我们要突破这个讲话的限制并不意味着要把讲话完全否定。比如它讲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民间艺术和外来艺术的关系，生活和艺术的关系，讲作家为广大的工农兵服务这个观点，因此我抄了这个讲话。”
莫言承认：“我这个人比较麻木，不像某些人那样有那么敏感的政治嗅觉，大家要出一本书，出版社的编辑让我抄一段我就抄一段。后来这件事情闹得这么大，出了这么多批评、辱骂的意见，这是超乎我意料的。”
但他也表示自己至今并不因为抄写了“延安讲话”而后悔，因为认为抄这个讲话跟自己的创作并无矛盾。他说：“我抄它是因为我觉得它有合理成分，我突破它是因为它已经不能满足我们创作的心灵的需要。”
在谈到之前有批评提到的其跟体制、跟共产党的关系比较密切这一问题时，莫言说：“诺贝尔文学奖是文学奖，不是政治奖。诺贝尔文学奖是站在全人类的角度上来评论一个作家的创作，是根据他的文学的气质、特质来决定是不是能够获得奖项的。”
莫言认为自己的作品是不能用党派来限制的。他说：“我的写作从80年代开始，是非常明确的站在文字的角度上，写人的情感、人的命运。早已突破了这种阶级的、政治的界限。也就是说，我的小说是大于政治的。很多人认为我在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跟共产党关系密切就不应该获得诺贝尔奖，我认为也是很难有说服力的。瑞典文学院把诺贝尔文学奖颁给我，是文学的胜利，而不是政治正确的胜利。这是文学的奖项，我因为文学获得这个奖项。”
同样，莫言对衡量是否跟共产党关系密切的标准提出了质疑。“我知道很多在网上批评我的人他们本身也是共产党员，本身也在体制内工作。有的人甚至在体制内获得了很大的好处。” 他说：“我认为作家是用作品说话的，作家的写作不是为了哪个党派、也不是为了哪个团体服务的，作家的写作是在他良心的指引下，面对着所有的人，研究人的命运和情感，然后做出判断。如果这些人读过我的书，就会知道我对社会阴暗面的批判向来是非常凌厉和严肃的。我的作品都是站在人的立场上，对社会上的一切不公正现象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所以仅仅认为我没有站在大街上喊口号，仅仅因为我没有在什么样的声明上签名就认为我是一个没有批判的、是一个官方的作家，这种批判是毫无道理的。”
记者会上，莫言也谈到了出版自由问题。他坦言，中国的小说写作、小说出版，当然并非完全自由。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确实有的书会被拉出来点名，有的书会被有关部门通知出版社停止印刷。但他同样表示：“你如果读一下现在那些公开出版的书，然后再读一下我们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公开出版的书，你就会发现，这种出版的放宽的宽度，已经宽到令人惊讶。”
瑞典文学院在给莫言的颁奖词中写道：“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和当代社会。”
在谈到民间文化时，莫言说：“民间艺术、民间文化伴随着我成长。我从小耳濡目染的也是这些文化元素，所以我拿起笔来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这些民间文化元素不可避免地进入了我的小说，也影响了甚至决定了我作品的艺术风格。”
但是，莫言并不同意其作品只局限在乡土小说的说法，认为自己并非一个“乡土作家”。“在我后来的小说里，城市对我作品的影响已经体现了出来，但是我并没有把我的文学放在一个明确的城市里，像北京啊、香港啊或者上海，而是写到很多在乡土的基础上成长出来的城市，所以我的这种乡土文学已经和80年代的乡土文学发生了变化，它已经是变化的乡土，是‘城乡化的乡土’。这样城乡化的乡土当然跟大城市的生活当然有区别，但是已经区别不大了。所以如果说我一直是一个乡土作家，严格的说恐怕也是不太让我服气的。”
除了文学和政治，莫言也对当下的钓鱼岛问题做出了评论，他认为搁置争端才是正确的选择。
首先，他说争端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想要完全解决争端，似乎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打一仗，中国胜了日本败了，争端就会解决了吗？日本败了就会承认钓鱼岛是中国的吗？所以战争也解决不了争端问题。我想最好的方法还是按照上个世纪70年代中日建交的时候老一代的中日两国领导人所采取的一个比较高明的措施：搁置争端。你把它放在那个地方是影响不了两国人民的睡眠和吃饭的，甚至这样可以让余辈生活得更好一些。”
在回答记者关于获得诺贝尔奖对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的问题时，莫言幽默地说，“对我个人意味着，这段时间要接待你们（媒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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