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下滑，民营企业生存环境恶化，国有企业亏损增大步履沉重。在此背景下，国企改革的呼声重新响起。
作为中国政治的一个钟摆，过去十几年中，国企改革反复在“问题”与“主义”之间摇摆：2005年前，国企改革从意识形态问题变成技术问题，国企改革的方向是“国退民进”——1990年代末启动的“国退民进”运动是朱镕基政府以产权为切入口进行的国企改革的核心内容。当时以大量工人下岗和社会问题堆积换取了刮骨疗毒式的国企手术，在全球国企改革史上都是罕见的。
2005年，由“郎顾公案”引发了一场改革大争论。在这场争论中，国企改革是一个焦点问题。2005年前后，还有两个典型案例引起广泛关注：一是关于TCL产权改革的争论。2004年8月14日，郎咸平抛出《缺乏信托责任：中国股市最大的问题》一文，对TCL公司2003年的财务指标提出质疑。郎认为，TCL的产权改革实际上就是一个国有股权稀释的过程。进一步说，就是以股权激励为招牌，以证券市场为渠道，使国有资产逐步流向个人的过程。而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则认为那是合约理论的一个典型；二是纪宝成与柳传志的隔空争论，时任人民大学校长的纪宝成认为，中国310家国企海外上市致600亿美元国资流失，柳传志随后两次对香港报纸表示，他不赞成纪宝成的观点，另一位香港经济界人士刘梦熊则批判纪宝成的观点荒唐之极。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2005年在香港的一次演讲中也抱怨说，本来是改革攻坚年的2005年最后一度变成了争论年。
这场大争论使国企改革从技术问题又变回到意识形态问题，国进民退甚嚣尘上。当时，中国社会贫富分化日益严重，新左派开始高高挂起大旗，激烈抨击国企改革的方向；同时，网络民粹主义盛行，在此形势下，国企改革问题已经不可能在一张平静的书桌前讨论了，国企尤其是庞大的央企集团依靠日益强大的垄断地位、巨大的垄断收益，以及先天与政府的密切关系在政治上进一步获得了认可，“国进民退”在意识形态上建立了合法性。
2005年，成立仅两年的国资委一直在静观当年夏天的那场大论战。到了国庆节前夕，这个国务院正部级特设机构正式以“研究室”的名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长文《坚持国企改革方向 规范推进国企改制》，回应以郎咸平、左大培等为代表的新左派对国企改革的质疑。国资委的文章对于国企改革的框架性战略并无新论述，但有一句很关键，称，“在我国目前情况下，国有及国有控股的大企业不宜实施管理层收购并控股”。
自此，国企产权、内部治理、行业垄断等改革基本停止，整个国企改革陷入停滞状态。
国企改革停滞给中国经济与政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其中的负面影响短时间内很难消解。后果之一是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央企集团，并形成了目前“企业即行业”的扭曲经济结构。
国资委成立后，一方面缩减央企数量，大规模兼并重组，对央企提出做强做大的硬约束，并要求央企集团“进入”行业前三名。在重要行业牌照准入制度优先于央企的情况下，央企从努力“进入”前三后来演变为“盘踞”在行业前三，尤其是能源、电信等暴利行业，甚至只有前三，没有第四。 “企业即行业”在理论上意味着一个行业和一个企业话语权合一，形成了央企垄断。
重回行业垄断时代，是国进民退浪潮中国有企业收获的最大“蛋糕”。大型央企从最初位居核心产业的上游变为全产业链通吃；另一方面，央企垄断消解了民营企业对于中国经济的减震器作用，加大了国家经济的不稳定风险。
过去的十几年，央企在垄断行业的同时，通过产业资金与金融资本的结合，互相抱团盘根错节，结成了一批超出企业范围的大型财阀。它在地理上有全国性分支机构，在行业上划界了自己的垄断范围，在产业链上则划界了上下游的长度，最后通过“产融结合”尝试成为举国轻重的大型财阀，成为中国政治架构中最强势的力量之一。以中国石油为例，它在石油的全产业链上不仅布局深远，同时，通过金融布局，慢慢渗入银行、保险、证券、信托等全金融产业链。
财阀本身的势力对于现有的企业管理架构形成强大的抵制与挑战，再加上强大的政治力量，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成为左右中国经济命脉的强大利益集团。
外界已经注意到，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这两个传统的政治层级外，央企作为第三级政治力量的特征已越来越明显。央企的政治分量正是来自行业垄断与产融结合的财阀走向。根据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李保民在2010年10月举行的“十二五经济形势展望高峰论坛”上的发言，“十二五”期间，中央企业的数量将逐步减少至30-50家。可以想象，在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当下的政治语境中，这些大型企业集团的政治能量还会不断加强。
央企集团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都形成了强有力的挑战。由于他们控制了中国经济命脉，央企们可以随意绑架政府意志，挑战政府决策。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自2000年以来，大型央企集团中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领导人或中央部委领导人，央企与政府权力之间的这道“旋转门”会进一步固化和强化央企的力量。
央企集团越来越像国家政治中的一个“事业部”，它与地方的经济利益冲突已经间接放大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尤其对一些资源丰富但经济落后的省份来说，央企对当地国企的收编已经超出了技术层面，给当地政治与经济发展投下了不安的阴影。两年前，新疆重新调整资源税的央企与地方分成，在一定意义上正是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种制度化修改。
今天，在学术界的讨论中，“国进民退”这个词颇具负面色彩，央企集团经常被形容为“嗜血的巨鳄”、“强大的帝国”，更多批评认为央企已经成为中国继续推进改革的最强大阻力之一。
确实，过去的近8年时间，在我看来是国企改革“失去的8年”。当下，国企改革不能再坐失时机。国企改革必须要做出一些重大的突破。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好时间表已经丧失，再次启动改革压力肯定很大。但是，改革停滞意味着走进“死胡同”，国企改革必须再次迈开改革的脚步。
在上周四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到“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但他并未进一步谈到国企改革的目标和路径，令外界难以解读出下一步国企改革的去向。
笔者认为，从长远看，建立一个打破垄断的竞争性的市场体系是全部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也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这意味着一些老生常谈的观点，比如，国有企业要做到三个退出：从一般性竞争行业中退出来，从全行业链垄断中退出来，从牌照保护式的行政怀抱中退出来。
国有企业在完成上述的“退出”后，才有可能真正变成一个市场经济主体，才有可能实现胡锦涛在18大工作报告中所提到的“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否则，一切都是空谈，未来更深层次的改革也将更加举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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