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5名流浪儿在垃圾箱里避冷而被闷死的悲惨事件持续在中国媒体上和网民众引发热议。据最新报道披露，他们家境极度贫困、生前在家只能吃稀饭盐巴。
中国《东方早报》11月22日报道说，这5名儿童的家位于贵州海子街镇苗寨擦枪岩村，离他们流落街头的毕节市至少有13公里以上的距离。2012年11月5日（一说是10月底），他们相伴着走出山寨，从此再没回来。十多天后，一个寒冷的雨夜，他们并排躺进毕节市七星关区空置的垃圾箱内，终结了流浪的童年。
这5名儿童姓陶，他们的父亲是兄弟关系。遇难的孩子中，13岁的陶中林是老二陶进友的儿子；12岁的陶中金和11岁的陶中红是老四陶学元的孩子，12岁的陶冲、9岁的陶波的父亲是老五陶元伍。
报道说，擦枪岩是海子街镇最贫困的乡村，而苗寨则是全镇最穷的村组。村干部说，人均年收入不足1500元，年轻人基本都选择了外出打工。
报道援引5名儿童的伯父陶进才介绍说，为了省下一点车费，陶家两兄弟2012年春节前就南下深圳“找钱”，留在家的陶中井、陶中红和陶冲、陶波，很快陷入困境。陶进才说，出外打工的陶家大人们经常两三个月才寄一次钱回家，一次两三百，根本不够吃。五个孩子平时的伙食就是稀饭和盐巴。
陶进才表示，吃不饱，更不谈上上学了。五个孩子中，三个是“黑户”，念了几天书，就被老师撵回家了。辍学的孩子们经常结伴去苞谷地里掰玉米、抠土豆，邻居们找上门，他也无奈。他说，二三十个孩子，自己还有七个孙子，实在管不过来。
远在外地打工的父母也极少过问孩子的事，而失去管教的孩子，像断线的风筝。他们循着父母的脚步开始四处流浪。2011年年底，陶冲和几个孩子就开始出现在毕节市区的各个角落。
另据《中国青年报》的有关报道说，这5名流浪儿悲惨死亡的消息曝光后，贵州毕节市宣传部门19日公布了5个孩子的姓名住址，同时还表示要对相关负责人“严肃处理”，但具体办案细节，仍未公布。
在中国黑龙江省从事律师工作的韦良玥律师表示，如果不是媒体对这5名儿童生前生活境况的报道，他还真不太了解中国仍有一些人生活在如此贫困的境地：
“我确实不可想象现代的社会、尤其是在今天的、经济这么强势发展的中国，还存在这样穷困的家庭。报道之前，我是不会相信会会有这种家庭。我认为，这种事情在一个现代社会当中，确确实实是不应该发生的。作为一个政府、一个国家来讲，它这种公益性的职责还是有的。而且，我认为，一个政府要想拿出一点费用来解决如此贫穷人们的一些困难，还是有能力的。”
《中国青年报》的报道说，这5名流浪儿的悲惨死亡所引发的媒体舆论普遍认为，在30多年的快速发展和变革中，中国社会积累了诸多矛盾、问题和挑战，但纵有再沉重的包袱、再复杂的矛盾、再纠葛的利益，也决不能让伤害落在孩子们的身上。
有网友表示，政府救济的缺失对“流浪儿童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问谁知道自己所在城市的救助站、避寒中心在哪里，电话是什么等，恐怕很多人都不知道。
另一位网友指出，贵州五流浪孩童闷死暴露了，1.“留守儿童”的悲惨处境；缺乏父母照顾；2.罪恶的户籍制度，人为拆散家庭；3.冠冕堂皇的“义务教育”，对农民儿童，极端不公平；4.毕节政府办公大楼却富丽堂皇，堪比皇宫，农民的住房价值不如垃圾桶；5.警察，城管的选择性失明症。
海外中文互联网杂志“中国事务”的主编伍凡表示，这件惨案显示，中国地方政府是很不负责任的：
“这个事情发生是一个很大的悲剧，说明地方政府是非常的不负责任的。政府做到这个地步，（这些孩子）就这么死了。现在政府也不检讨，没有公开出来认错。还有一点，我觉得在中国，现在对这种很失落的、不得意的、惨老病疾的这些人不关心。此外，政府自己不管，也不让NGO这样的组织成立来管这些事。”
中广网11月22日报道，贵州省政府日前决定从2013年起，全省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行政经费一律缩减5%,用于发展教育，为解决辍学孩子教育问题提供经费保障。
此外，贵州省将把“控辍保学”纳入县级主要领导教育督导考核的首要内容，从2013年起，小学辍学率未控制在2%以内，初中辍学率未控制在3%以内，实行“一票否决”。同时，贵州省将建设一批接纳进城务工人员子学就学的学校，为他们提供接受义务教育的良好环境。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希望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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