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在2011年底祈愿2012年的变化促进自由和幸福。事实上，不应寄托于任何突变来实现心愿，每个人每一天的变化都应当朝着这个方向前行。
愿望与现实，总是有距离。愿望能否实现，不在于愿望有多美，而在于愿望达成的现实条件是否一天天在实现。刚刚看过央视柴静采访江西农村五名儿童在校车事故中死亡的视频，采访最后又是呼吁政府监管，让我感到很失望。
公路因为下边的涵洞在水流通过时导致水土流失而逐渐塌陷，当地的基督教会想在平安夜做点好事，集资了100元进行修缮，修路人只是将路面部分垫高，当地幼儿园长亲自驾驶校车，以为加把油就能冲过垫高的路面，结果路面反弹将车翻进了池塘，车上的大人不会游泳，当地又都是留守老人，于是眼看着五个孩子淹死。其中一位失去3岁孙子的奶奶说，本来很感谢这个幼儿园，孩子很喜欢坐车，每天坐车去上学很开心，想不到因此失去孙子，痛不欲生（事件细节的记忆可能不准确）。园长兼司机即时被关押，当地也有政府官员被处分。这样就能解决问题吗？
首先看看问题所在，第一是贫穷，村民没钱修路，学校无钱购置好车、请有经验的司机，第二是无知和马虎，做事不专业、马马虎虎，也缺乏技能，很多人说不知道车辆超载。好心办坏事，往往源于无知。做事凑凑合合的人，到底是因为贫穷还是缺乏信仰？第三就是对生命的忽视，据说之前这里已有几次三轮车翻到池塘里，但因为没死人就没引起重视。出了事，就要追究责任，于是发现幼儿园在被要求整改期间、校车又超载。
最直接的原因，危险路面的责任到底在谁？如果在城市，土地国有，公路修缮当然是政府的责任，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制，看上去村委应当对道路安全负有责任。对于危险路面，村民的责任是什么？他们每天生活行走的地方，他们是如何关心和维护的？如果他们认为不是自己一个人的事而不去想办法，或者认为是政府的事而坐等政府解决，最后受害的还不是自己？
徐贲最近撰文《政治梦想与现实条件》http://www.thinkread.cn/thought/5462/中提到，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中赞扬美国的“国民素质与民主共和政体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良性互动关系。相反，他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所特别强调的则是大革命没能改变法国人依赖中央集权的臣民心态和缺乏人的自由意识。托克维尔着眼的是一种更为广义的制度：不只是政府的权力分配和官僚体制，而且是让公民能在社会中起作用的“中间团体”(intermediary bodies)。他敏锐地指出，造就暴政(tyranny)的不仅是专制独裁的统治者，而且是丢弃了自由、不能摆脱奴性的国民。”
我想说，政府监管实在不是什么好主意。比如说柴静采访的这个案例，政府监管的结果可能就是，关掉一批幼儿园，留守儿童只能在家里和祖父母呆在一起，而加强审批的结果很可能是幼儿园的成本看涨，民间更加开不起，农民子弟也上不起。
应当被监管的，正是政府。为什么农村穷得路都修不起？农村为什么一直要为国家的发展支付代价而被歧视被牺牲？为什么时至二十一世纪，农村的自治状态还是那么差？为什么我们那么缺乏公民和“让公民在社会中起作用的中间团体”？
应当向政府要的不是监管，而是权利，是自由。当然，科税的政府理应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和福利。问题在于，如果人们不能承担自己的责任，不懂得行使自己的权利，只怕是不仅要不到基本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却令政府的权力更加膨胀，更谈不上对其进行限制和监管。
首先能够限制和监管政府的权力，然后才有可能争取到国民平等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否则福利不过是分赃，有权者多得，无权者不得。
下文与本文意思相近，真羡慕作者之幽默感，加点幽默感，文章顿时增色不少
南周事件检验谁是中国真正的利益集团 /
说不是罪
去年是韩寒的韩三篇把个国人撩的心烦意乱，今年是南周和北炎，而且今年我们比去年进步了，去年只敢在韩寒和方舟子和你我之间骂来骂去，今年咱们骂宣传部长了，这就是社会的进步，而且咱们骂了庹部长，庹部长还不敢像方舟子和韩寒那样应声而起，他只敢躲在背后让别人背黑锅；也许是庹大人大人大量，但是你不回答民间的质疑总归不大合适吧？人家又是说你无能又是说你淫乱，就算你可以装死，管你的人也应该装装样子查查你吧？
听说南周扛不住压力失守了，开始胡言乱语无中生有了，我想这总不是庹大人一人之伟力吧？是谁在帮庹大人打压南周呢？我也看了南周的新年献词，感觉其所说的“宪政梦”应该也是我党的心愿心声呀，难道宪政和我党是矛盾的吗？宪法不就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吗？宪政不就是按照宪法立国吗？只有皇帝才不需要宪政，皇帝根据自己的意愿立国。难道我们党真的只是一个皇帝党吗？如果我党只是一个皇帝党，那么能够当之无愧的称为当代皇帝的应该只是寥寥数人。那么庹大人一定不够资格在此数人之中，庹大人充其量就是几位皇帝爷的一只狗而已。所以南周有人说追究具体的人的责任，是缘木求鱼，意思是不管是谁改了新年献词，又何必去追究具体当事人的责任呢，似乎是应该去追究制度的责任了。又想起一句古人的名言“苛政猛于虎也”，在古代，这个苛政应该就是帝王专制的制度了，在当今中国，我们就是一个一党执政的国家，跟古代差不多的。但是，如此的抽象概括如此的不顾具体事件的细节，我们能进步吗？连骂人都是几百年前老祖宗的老句子，都不能有点儿新意，要是柳宗元大人醒了，会不会笑岔气了去？
每天的中国都有无数的灾难上演，很多的报导却只见事情，不见人物。跟帖一片骂声，只好骂制度了，因为没有具体的人为之负责，像这次南周事件，固然是制度不好，大环境使然，但是总有具体的人在操作，不管是庹大人还是南周内部的人，必须有人站出来承担责任，不要让别人替你背黑锅，尤其是不要让制度替你背黑锅，我们确实是党领导监督新闻媒体，但是党怎么可能亲自对“宪政”两个字痛下杀手？就算是党吧，党也是具体的人组成的吧？党既然能改了新年献词，就能承认就是我某个党人改的，我敢改还不敢承认？
我有时不得不和吃官饭的人打交道，我感觉他们确实大部分是胡扯乱吠的，但是总有人真的是好人，他们虽然发不出声来，但是你能感觉到他的善意。有的当官的很放肆，但是如果你能跟他面对面，你会发现他也不得不回应你的质疑，哪怕是胡扯的回应，毕竟是个反馈，最可恨的就是装死，你的一记记老拳都打在了空气里棉花里黑洞里，当然，比起他拔出枪来，一枪崩了你，他的装死总是一种进步。
怎么办呢？如果他装死你怎么办呢？如果你像人民日报的记者给民政部打了十五个电话，最后只得到一句“部长不在”的回复你怎么办？看过《肖申克的救赎》的人都知道，肖申克是怎么办的，他给上级写信，每周都写，写了一年又一年，终于有人给他一个回复，然后他仍然的坚持写，——–改革不是革命，改革注定了就是一点一点的，不像革命是狂风暴雨的，我们呼吁改革，更要亲自参与改革，不停的追问，不停的写信、不停的坚持，就像老和尚敲大钟，一点一点的一下一下的———-最后敲出了黄钟大吕。
也顺便谈谈我自己的经验，我不是十八大时为个二手车和警方闹的不可开交吗？当时我不是在12345的点拨下打电话给苏州公安局的监督科了吗？我虽然跟他讲了很长一大堆的道理，他仍然不可一世的坚持我的投诉不归他管，让我自己去跟人家扯皮去，我给他气的气急生智，我问他，你既然坚持认为此事不属于你管，你敢不敢给我一个如此这般的书面证据，上面就写你认为此事不属你管，我就再也不找你了。就是我的这一举动，好歹才算镇住了他，他让我立马给他递份书面报告去，他好受理此事。
人都是有惰性的，冬天了能赖床不起的谁不愿意赖床不起呢？在我们这个非宪政的体制下，各级官员们就像官家豢养的一群疯狗一样，咬人吃肉已成习惯，要想改变他们，得拿出勇气，更要付出耐心，还要讲究策略。要相信如果能做人，官员们也是宁可做人不做狂犬的。当然总有病入膏肓的，但是一定有良知未泯的。
就算是皇帝，现代的皇帝总比古代皇帝多点知识吧？据说当年的乾隆不肯看洋人的手枪，说，那劳什子谅必它也不过如朕手中的纸折扇吧！可是我们今天的江泽民大人会说“compromise”呢，什么叫“compromise”？“com”就是“一起”的意思，“promise”就是“许诺、答应、诺言”的意思，“一起许诺、一起承诺”！多好的意思啊，难道这不是我们中国皇帝的进步吗？我们应该给予党以善意的期待，当然小心的提防永远都不过分。我就在想当年的乾隆要是看了手枪试了手枪，中国的历史一定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的，今天的党，一定比当年的乾隆高明，焉知我党不肯试试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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