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新班子上台，在很多人曖昧的新政歡呼聲中，多年來擬議的網絡立法迅速成為現實。此次閃電立法因為一個背景而格外受人矚目：幾週前，所謂微博反腐正受到中外熱捧，而接班團隊提倡的新作風落實措施之一，便是要求各公權部門上微博。
無形中，人們又經歷了一次社交網絡時代的微型反右式「陽謀」：隨着一批有影響的人士的微博帳號被注銷，以及其他網絡壓制措施陸續施行。以這一立法為標誌，可以說，一種社交網絡時代的中國特色的網絡專政已經成型。
當代中外的觀察家普遍期待新班子啓動政治體制變革，而此次網絡立法顯然與之背道而馳，也可以說是對各種善意的新政期待者當頭一棒。何以如此？究其原因，有些人對中國現行「新斯大林體制」缺少清醒認識，不能區分推動轉型的新强人政治與古來明君賢臣觀念的不同。
就現實中國政治的環境而言，對社會和民權的普遍壓制，在資訊扁平化傳播時代裏對不同聲音的禁絕，以及維護自下而上瘋狂壓榨和吸金的財政與經濟政策，都是體制的內在需求與主要特徵。這一結構性的特徵决定，執政黨的核心利益與社會進步已經處於零和的狀態。直白來說，愈脆弱，愈需要加强老體制，而不是相反。
回顧過去十年，應該看到，體制內和吃體制飯的人群對網絡嚴控的呼聲其實一直未斷，甚至還會不時出現高潮。
隨着BBS社區興起，在2009年前，歷次兩會上都能聽到各種妖魔化網絡的聲音：一曰謠言亂飛，侵犯隱私，再則網絡誹謗敗壞政府形象，最後甚至直接說網絡上批評的聲音是被萬應萬靈的、意圖顛覆政權的「境外敵對勢力」所操縱，也就是過去的「大逆不道」與「現行反革命」。
其實這些指控都屬莫須有。很簡單，對於網絡上的讚歌，哪怕再肉麻，他們也不禁絕；而打着唱讚歌的名義，哪怕滿嘴不堪入目的髒話，流氓群毆似的圍攻，乃至誣栽陷害，他們也是不在意的。與重慶有染的那些新文革名人還在微博和網絡上招搖炫耀，這就是最好的明證。
有人把「八九革命」失敗後的23年稱為勃涅日列夫式的「核冬天」，意為社會停滯、寡頭成型和政治上失去進步動力。某些方面而言，這種斷言是正確的，但蘇聯的勃涅日列夫時代與過去 20餘年的中國畢竟有很大差異。
中國的市場經濟啓動不可逆轉，從而創造了天量速增的社會財富，而因八九鎮壓失去權力正當性的當局則赤裸裸轉向更直接的暴力，這就是所謂的維穩政略。
更大的變化是，經濟市場化使中國與外部世界的連接已經完全不同於封閉時候的蘇聯。更關鍵的是，隨着網絡時代的到來，專政對資訊的控制之網實際上已經解體。儘管傳統的新聞媒體尚在控制之下，但網絡的迅猛發展使得公民個人的政治異見能夠實現交流以及深入，從而形成公共討論空間。反腐只不過是其應用性的一環而已。
與那些敵視和控制互聯網的斷言相反，網絡超越了過去魚腹中書式的耳口相傳，使得非扭曲與理性的知識傳播第一次成為可能，而公共話題的設定和展開使得這個國家在 60多年後，又一次具備了凝聚共識、建立非意識形態的公共認知基礎。
網絡上的主流聲音不是使得社會撕裂的力量，恰恰相反，它使得人們真切地去關注遙遠地方發生的事件。無論是上海大火，北京大雨，還是成都或寧波的 PX工程抗爭。人們第一次理智和真切地感受到，在現實的隔絕與原子化之上，有一種令人嚮往的願景把他們聯繫在一起。這與清末民初報紙等新型傳媒媒介在中國造成的社會效果是一樣的。而這也正是當局真正覺得可怕之處。在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亞之後，當局的這種恐懼更達到無以復加的程度。這是各種打壓網絡措施出台的現實環境。
實際上，在此之前，針對網絡言論的各種牽制措施早已次第展開。一些有影響的網絡 ID帳戶，如張雪忠、程益中、笑蜀等，早已同步在各大微博服務商被强制注銷。這些服務商互不統屬，在商業上屬於競爭者，因此這種同步的行動只能是來自最高輿論管制部門的內部命令，而不是由於服務商管理的許可權所致。
而各種試圖借網絡公共空間嚴肅討論公共問題的人，則紛紛遭到了各種技術上的限制：如限制微博被關注，暗中取消顯示功能，短期禁言，縱容謾駡等，這些雞鳴狗盜的小動作本是由神秘的有關部門指導和監督網站服務商完成，現在立法則將直接授予這些服務商執行這種專政的權力，使這些服務商主動或被動地承擔起類似二戰中克虜伯公司與三菱公司的角色。除此之外，因為網絡發言而遭到勞教和跨省抓捕的人，更是直接嘗到了文革抓「反標」（反動標語）的專政滋味。
與此同時，從新華社、人民日報、CCTV等官媒到各種中央和地方權力機構，都紛紛注册了微博帳號，在輿論導向機構內部，高調聲稱要掌握微博話語權，視本來分內的公共交流為你死我活的戰爭。執政黨各級機構為此組織了龐大的網評員水軍隊伍，以聳人聽聞的流氓手段訓練這些網評員。而那些過去與薄王不清不楚的網站轉眼又以愛國和反腐的名義繼續他們的網絡罵戰戰役。
為了配合這種戰役，官方媒體連篇累牘組織圍剿微博的炮火。這些媒體忘記了，過去 60餘年來，正是因為這些媒體從萬斤糧到「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胡說八道葬送了政權的公信力，而在他們高喊「網絡不是法外之地」的同時，官場和權力場才是世人皆知的法外之地。
所以，這是執政黨配合接班體制精心策劃的一場連環大攻勢。除直接的上述軟硬殺手段之外，新華社高調推出的常委新班底個人報道，也可以看做這一戰役的一環。這些自上而下不容置疑的單邊形象塑造，與接班團隊大力展示的親民、個性魅力和活力作風相配合，巧妙運用微博謠傳的方式披露所謂財產清單，試圖在控制資訊源和完全壓制評論的條件下製造傳播效果，暗中動員中國社會傳統的明君清官情結。這些用心說到底，都是為了掩蓋對民權及社會公論的閹割，進行軟硬兼施的柔性維穩。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本次對網絡的立法並不是出自一般意義上立法規範社會行為的法意，而是不折不扣的社會打壓和加强傳統管制的行為，其唯一結果是把中國現實中的新斯大林體制完全延伸到網絡世界。
這樣的做法其來有自，由現實政治自身的邏輯所決定；因為，在中國現實的語境之下，民權被剝奪的最主要症狀便是人民言論權利，以及相應新聞出版權利的空缺。人民不能對從制度到政策的公共事務進行坦誠的討論和爭辯，可以說是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專政政治存續的充要條件，網絡 和微博帶來的最大效應恰恰是使得某種由虛擬而現實的公共生活空間得以成型，而現代政治作為公共事務當然是有反對的政治。換言之，如果不對網絡言論進行最嚴厲的打壓，則反對政治必定將借技術的翅膀躍上前所未有的台階。這是執政黨絕對不能容忍的。
更進一步說，這次通過網絡立法壓制言權也暴露了一個深層的問題，即在缺少根本變革意願的條件下，對接班體制抱不切實際的希望是沒有根據的。
因為，這不是針對個人能力、個性或信念的判斷，而是對現實的認知：新班子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直接地正是舊班子、舊體制、舊原則所帶來的，其思維、話語、權力意識及作為限度，都是舊體制完全框定的，甚至可以說，即使他們意圖振作，有所變革，那些决定他們上位的力量也絕對不會坐視他們反噬。明乎此，則對於此次網絡閃電立法的解讀才會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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