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财新网的报道，2月20日下午，安徽省蚌埠市中级法院审理了一起与文革历史有关的行政诉讼案，当天，此案进行二审，但未当庭宣判。
安徽人方忠谋在文革中因“攻击毛主席，为刘少奇翻案”等罪名被杀害。当年举报母亲的红卫兵儿子张红兵，如今申请认定方忠谋墓为文物，未获固镇县文广局同意，引发行政诉讼。
此外，2月18日，浙江瑞安法院刑庭法官开庭审理了八旬老汉邱某于“文革”时期故意杀害医生洪某一案，该案由于嫌疑人年事已高，法官遂“上门”开庭，该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瑞安法院未作当庭宣判。
当地媒体报道说，1967年“文革”时期，温州医生洪某因被疑为“探子”，当时群众武装组织成员指派邱某，用麻绳将其勒死。为埋尸方便，邱某用锄铢捣断尸体下肢，后埋入坑中。2012年7月，离家数十年的邱某在瑞安被抓捕归案。
该案的血腥情节，也唤醒了网络上文革时期的政治暴力记忆和历史讨论。
财新网对张红兵起诉固镇县文广局的行政诉讼前因后果做了报道。
张红兵的母亲方忠谋，曾用名方忠模，1949年2月参加中共军队，任卫生员、护士，后转业，1965年任蚌埠市固镇县医院门诊部副主任。
文革开始后，方忠谋的丈夫被定为走资派，遭到戴高帽、挂黑牌的游街批斗，方忠谋多次被拉上陪斗，其女儿在红卫兵串联中病死。在之后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方忠谋被扣上“特务嫌疑”“地主分子”的帽子进行长期隔离审查和批斗。
张红兵回忆，1970年2月13夜晚，在他的家庭里对“文化大革命”等问题进行辩论时，方忠谋明确地表示支持为刘少奇等人“翻案”，并批评毛泽东以及对其的个人崇拜。
当夜，方忠谋被丈夫和儿子张红兵举报，方随即被县军管组羁押，第二天被县革委会以“攻击毛主席，为刘少奇翻案”等定罪，随后经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批准，被判处死刑，1970年4月11日被枪决。
78年后，方忠谋“现行反革命”案被认定为冤案，方忠谋获平反昭雪。而当年的中学生“红卫兵”张红兵也开始反思和忏悔。
1982年，张红兵及其亲属在确认方忠谋遗骸掩埋地的大致位置后，向当地生产队购买了这块土地，作为方忠谋永久性墓地，张红兵在保护墓地过程中萌生为其母亲墓地申请省级不可移动文物想法。
张红兵认为，如果将其母亲墓地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既可以使墓地得到保护，也是文革历史的一个见证。这一努力，也是现已年近60岁的他，为自己在文革中的作为深刻忏悔的行动之一。
即便是现在，仍有许多网友指责张红兵是杀死其母亲这一人伦惨剧的直接凶手，“不可谅解”，但也有网友认为，张固然应当承担道德谴责，但更应反思的是因言治罪的极权体制。
张学兵自2011年开始，向安徽省文物局、蚌埠固镇文广局等机关开始申请将其母亲的墓地，确认为不可移动文物，但均被拒绝。
张学兵此后以程序、实体等多个理由，将固镇文广局诉至当地法庭，屡诉屡败。
2月20日，此案二审开庭，庭审持续了约两小时，张红兵和被上诉方代理律师出庭参加了庭审，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法庭未当庭宣判。
中共建政六十年来，前三十年历经“肃反”、“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政治受难者以及因饥荒而成饿殍等非正常死亡人数，以最保守的估计也超过千万，而因为思想和言论被处决的，则是这些政治悲剧中最为可悲的一幕。
文革结束后的1981年，中共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所谓“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对前三十年的苦难历史匆匆做了封印，但对文革的定性
“十年动乱”、“十年浩劫” 仍十分严厉。
89之后，中国社会对文革极权的反思越来越淡化，在胡温体制下，对前三十年的历史研究和文学表现越来越敏感，尤其是李长春主管意识形态后，对文革的反思和研究基本成为禁区，中共新掌权的习李体制，对历史问题则仍延续了前任的实用主义的做法。
1月5日，十八大后新进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学习中共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中共新任党魁习近平罕见地谈及历史问题。
习近平强调，“道路问题是第一位的问题，道路是党的生命。”对中共建政后的历史解读问题，习近平说，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虽然“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
习近平强调，“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习近平对历史问题的说法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
习的说法，虽然表面上看是各打五十大板，所谓不能相互“否定”，既不允许以文革否定改革开放，打击了极左派，但更重要的是，否定前三十年的政治极权暴力,也给出了否定的答案，至少在官方层面关上了反思的大门。
学者丁冬接受财新网采访时认为，作为文革遇难者的后人，张红兵申请将其先人坟墓作为文物加以保护，是其行使公民的正当权利；方忠谋案具有典型意义，更多的类似的个案还没有进入公共视野。
根据他的估算，文革非正常死亡人数很多，由于思想和言论而被判处死刑的估计不超过千人。他呼吁，民间保护“文革”记忆的努力，理应受到官方的善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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