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编辑:

此信是对《在美国学习中国》一文的回应。

拖着大包小包凌晨三点走出北京西站时,我有些担心,同时更为兴奋:毕业后,我在北京找到了一份全职工作,终于要以自己的方式体验这个世界了!

我和作者年龄相仿,研究生学得国际关系,了解的是西方知识体系,也曾在《纽约时报》上海分社实习过。学习实习期间,我同样感到自己的思想体系被打破,又被重建,经历了数次顿悟后,迫切地想要了解中国、美国、和这个世界。

我曾饶有兴致地早晨四点起床去看房屋强拆现场;金正日去世时,跑到街上采访老中青三代对这件事的看法,试图一窥毛时代留给中国社会的印迹;乌坎事件爆发后,我的学校召开讨论会,从中国农村的治理到政治改革,再到民主转型,年轻人各个慷慨激昂,一副要救中国于水火的样子;

为了更好更深入地了解中国,我和所有人聊天,聆听他们的观点和认知,把这当做我认识社会的体验。我渐渐地觉得自己成了个局外人,兴致勃勃地旁观着发生的一切,享受起那种似乎站在中国社会的高处,指指点点,云山雾罩的感觉。

然而,毕业后的种种体验改变了我的心境。

白天像沙丁鱼一样挤在北京的地铁里,没有立足的空间;晚上在寒风中打车,屡遭拒载;电视里的新闻,不是体制内的赞歌,就是体制外的窥探;我感觉北京高楼林立,一切的繁华与我无关。

当这些生活现实成为常态,我觉得自己渐渐失去了学生时代那份观察中国的潇洒。当我置身于这个复杂的世界,被大量的信息包裹、被各种问题和矛盾缠绕,我感到疲劳,觉得从前那些在象牙塔里对中国社会的“指点江山”实在是虚无。

而让我更深切地意识到,当面对社会现实,“站在高处、指点江山”是多么无力的一件事是——我带姥姥在同仁医院走一遭的看病经历。

我走进医院的第一感觉就是:人满为患。门诊楼像是一个快要决堤的湖,门口是被冲破的口子,水溢出来,把很多人冲到走廊上;门诊楼里则更是人山人海,等待挂号、检查、交费的人排着长长的队。行走在这擦肩接踵的人群里,我拉着姥姥一会儿靠着蛮力向前挤,一会儿侧着身子,见缝插针地蜿蜒前行;周围非常嘈杂,人们用各种方言大声交谈,确切地说是吵架:患者因为排队互不相让,医生高声维持秩序,患者因不满而到处埋怨。

不仅看病难,当初挂号更难。 我先后通过网络、电话、自己排号、向票贩子打听等多种方法试图挂到一个专家号,都以失败告终。最终还是找了拐弯抹角的关系,挂上了一个300块的“特需号”。

在排队、争吵中,我不断思考:这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它的医疗制度到底有哪些体制上的问题?然而,一边思考我却又十分疲惫,这听上去关乎“医疗体制改革”的宏大叙述,终于在我的认知里:从抽象变为具象,开始层层分解。

这赤裸裸的社会现实还在发酵。 

工体周边夜夜笙歌,转角不远的天桥上却是和衣而睡的乞讨者;凌晨的三里屯酒吧里,群魔乱舞,室外卖气球的老大爷不安地推销气球;还有送快递的人被随意训斥,超市里的收银员身体蜷成虾米;夜阑人静的小区里,操着四川话的老两口,摆弄垃圾旁的破家具,嘀咕着:好着呢,修修还能用。

而且这种状况似乎没有解决的出口。无法指望的政府,冷冰冰的社会,无能为力的我,连自己都管不过来,还有精力关心弱势群体,还有能量关切国家的前途吗?

我的其他朋友和我有着惊人相似的忧愁。他们开始走入社会,也发现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同时被传统的社会期待——找对象、结婚、买车、买房等压力牢牢控制。 我们一起聊天, 要么集体陷入悲观情绪,要么就谈论如何在社会中立足,或是互相劝慰:“现实点吧!要么适应,要么拉倒。 ”

其实,我的这些年轻朋友,不是没有理想和追求。他们正直、善良、努力。而我们所处的中国社会像一个由不同车厢组成的火车一样,卯足了劲向前冲,不管是否超载,是否前方是一道断崖。年轻的我们上了车,就要忙着放行李,找座位,跟人抢卫生间。说起理想,还是先要挤到头等车厢,找个宽敞的位子再说吧。我们的生活就像每天在挤火车,20多岁的青春活力,被一点点消磨,这事能赖我们吗?

北京像一个放大镜,很多问题和矛盾都在这里被凸显。白天的时候,它很吵、很乱, 不轻易施舍笑脸。唯有到了晚上,车水马龙退去,这个城市渐渐显露出它人性的一面。一群20出头的年轻人在人行道上,打打闹闹,他们肆无忌惮地说着家乡话,笑声爽朗。那时的北京才是鲜活的。

如果说以远观的角度看中国,它的确像一件艺术品。近看它却像一个大漩涡,慢慢地将我吞噬。当赤裸的社会现实落在我年轻的肩膀上时,当初那份迫切的评点中国热会的一腔热忱,不知该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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