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台灣高等法院拒絕對40宗死刑判決案的重審請求，
台灣的廢死活動人士進行抗議
文 /楊猛
一名來自中國大陸的調查記者，深入台灣的爭取廢除死刑的公民運動組織，細緻觀察台灣民間與政府在此議題上的「生死」角力。儘管在中國大陸這是一個尚未充分討論的問題，但或許在文明獲得發展的未來，這亦會成為中國社會關注的問題。
廢除死刑推動聯盟的辦公室，位於台北中山國小捷運站附近一棟老舊的寫字樓。中午，狹小的電梯裏飄着便當的味道。辦公室不大，廢死聯盟和冤獄平反協會共處一室。
聯盟的法務主任苗博雅，指給我看牆上的海報——廢死聯盟正在關注這名叫鄭性澤的死刑案。鄭性澤 2002年和友人去唱KTV，友人隨身攜槍，與警察發生槍擊，友人和警察皆死。鄭性澤被當成嫌疑犯，2006年死刑定驗（三審），目前隨時有被執行死刑的可能。海報上，鄭性澤的頭頂，用紅筆劃了卡通式的兩隻兔子耳朵——這是廢死聯盟的常務理事張娟芬的設計：「冤」字正好下面有一個「兔」字。
究竟是否冤案，需要司法上的角力。苗強調，廢死聯盟的宗旨，並非只針對所謂冤案個案，而是反對一切死刑。死刑存廢，是民主社會進程中必然面對的爭議性人權議題。廢死組織在台灣的發展，與台灣式民主的起伏同步。
廢死運動讓執行死刑變緩
廢死聯盟的常務理事張娟芬從事過多年記者，而後開始寫書譯書，長期參與社會運動。
1987年台灣解嚴開放黨禁報禁，張娟芬當年正讀高三，台灣社會運動開始起步發展，在她讀大一的時候，在大學參加社團還被稱為異議社團，參與人數也很少，也不免有監控。當年郝伯村擔任行政院長，郝之軍人本色體現在治亂用重刑，解嚴至 1991年前後，每年都處決幾十個死刑犯人。
廢死聯盟原本叫替死聯盟，2003年成立，起先關注的是司法改革和人權問題。1991年，蘇建和因捲入一起命案被判死刑。因疑點重重，多個公民團體自 1995年起發起對蘇建和的聲援。張娟芬最早關注廢死運動，也是通過蘇建和案子。她記得，當時蘇建和案件，支持廢除死刑成員主要在報紙上寫文章呼籲，請來李遠哲等名人站台，還召開無數記者會連署，直至走上街頭抗議。曾經連續 200天，每天下午 5點到 6點，繞着立法院競走抗議，最激進的方式則是扯白條。
現在，街頭運動、連署、座談、以及網路開展工作，還是廢死聯盟的主要行動方式。他們也積極關注其他社會議題。辦公室牆上，張貼着救助天安門母親的海報。聯盟主要依靠募款運轉，但有生存壓力。要通過辦活動，比如辦商業影展，向有關部門申請補助經費，但是申請成功與否，有時要靠運氣。
2006年，一個叫鐘樹德的縱火案嫌犯被判死刑，廢死聯盟積極介入，為調閱鐘的案卷，和法院展開長達 8個月的拉鋸戰，這顯示審判環節上存在誤判錯判的漏洞。台灣報紙當時有此案的正反觀念交鋒，歐盟也有施壓，國內和國際因素交織，在各界努力下，鐘樹德案成為史上第一個簽了死刑而沒有執行的。之後，社會似乎形成了默契，態度變得謹慎。從綠營執政開始，法務部就沒有再簽死刑。這個結果既有偶然又有必然。雖然廢死組織的努力沒有讓政府立即廢除死刑，但是此後執行的速度明顯變緩了。從前，死刑判決下來或許 7天就把人殺了。
官方唯一承認的死刑冤案是江國慶案。江國慶 21歲時遭軍法處決，但是 2011年平反，再審也判決江國慶無罪。馬英九專程到江家道歉。政府並給予家屬 1億多元的天價賠償。
張娟芬強調，死刑是一個技術性問題，很難徹底杜絕錯判誤判，沒有一個制度不能保證誤判。
苗博雅給我看一個數據統計圖表。台灣死刑執行的高峰是 1997年和 1998年，此後整體呈現下降趨勢，特別是近 20年，暴力犯罪不斷下降，犯罪率並沒有因為死刑執行數量的降低而上升。
當前，台灣社會反對廢除死刑者主要傾向認為：死刑是實踐社會正義，壞人終須被懲罰，很壞的人自然需要很嚴厲的懲罰。此外，普遍同情被害人家屬，希望以命抵命告慰家屬，這也是阻礙廢死的最大原因。
而廢死組織的理念更理性。張娟芬承認，壞人需要懲罰，但是國家應該使用權限範圍內的方式。她特別以已經全面廢除死刑的歐盟經驗說明，關鍵是建立和完善了被害人支持系統，真正幫助到被害人家屬，以及保障他們真正該有的權益。
這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金錢補償。二是法律協助，國家出面請律師上法庭協助追訴。三是長期的心理諮商。其中又以德國經驗最好。德國成立了一個跨部門的統一組織做這三件事。因此被害人家屬不必走三個官僚系統去申請救助，傷心事不需重複三次。目前，台灣對受害人做的主要是金錢補償，這緣起台灣藝人白曉燕女兒白冰冰被綁架撕票案，此後出台了一個被害人補償條例，平均每例補助 29萬台幣。法務部下有個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負責撥款和處理申請。但是，廢死聯盟的被害人家屬小組，通過對被害人家屬訪談發現，絕大多數家屬沒有拿到一分錢。因為申請的過程讓他們感到屈辱，失去親人已經痛苦，還要面臨官僚系統的審視，已經煩不勝煩。
「從歐洲經驗看，當被害人得到好的照顧，他就沒有那麼大的怨氣。想要報復是人性，我不覺得這種人性有什麼錯的地方。問題在於，政府的角色應該是把不正義的事情平反過來。它真正該做的，是讓受害人家屬得到補償和療愈。現在變成政府不去做這些事情，只願意採取死刑這種象徵意義的手段。」張娟芬說。
經濟或許也是一個因素，歐洲經濟基礎好，可以用財力做受害人保護這項很花錢的工程。如果政府每年槍斃 6個犯人就可以代表正義，為何花大錢做被害人家屬的保護工作？這多省事！但是並沒有徹底解決被害人家屬的真正問題。
終極策略是「釋憲」
目前，台灣還有 52種犯罪可以判處死刑。死刑執行主要還是槍決。在聯盟辦公室，存有日本攝影師拍攝的一組照片，記錄了台灣一處刑場的細節：死囚腳上的鐐銬痕印、執法人員為了祈求心理平靜而設的香爐、死刑場上的時鐘暗示死刑犯的生命進入倒計時。
聯盟的副執行長吳佳臻說，這是國際人權組織來台灣調查時，聯盟協調申請，幫助一名日本攝影師進到刑場近距離拍攝的，現在已經很難拍到如此震撼的圖片了。作為民間組織，廢死聯盟主要採取三種策略去影響可能存在漏洞的死刑判決：非常上訴、再審、釋憲。但是這三種方法，張娟芬稱都「不容易」。
以鄭性澤案為例，張說，因為警察辦案粗率，沒有保留全證據，也沒有做彈道比對，證據太少，主要訴求不是無罪，而是證據不全。廢死聯盟主要採取了兩種策略：再審和非常上訴。首先組織律師團獲得當事人委任，調取卷宗研究，已經提了兩次再審和兩次非常上訴，統統被駁回。但是拖延了執行時間。在民間的異議聲中，官方行動變得審慎，苗栗人鄭性澤2002年歸案、2006年定驗死刑，一直沒有執行，至此已經在獄中待了11年。蘇建和案件似乎在技術上成績更顯著，促成了一些制度性的改變。此案後，2003年的刑事訴訟法做了重要修正，規定被告自白（口供）要在最後審理。這樣就避免了審判太多依賴被告自白，而輕視科學上的證據的弊端。
廢死聯盟的終極策略則是「釋憲」。憲法規定任何公權力不可以隨便剝奪公民的生命，此外，刑事訴訟法案件到三審的時候沒有提供強制辯護，而民事三審都有，作為最嚴厲的死刑判罰，如果不保障犯人的辯護權，被認為屬於違憲行為。目前台灣正在研議刑事審判三審的強制辯護制度。
廢死組織的工作主要包括兩條線。一是大眾溝通，包括廣泛的司法議題和特定死刑關注。二是和官方游說。法務部曾有「逐步廢除死刑小組」，也有民間人士參加，甚至廢死聯盟執行長也是其成員，但是張娟芬認為，小組幾乎形同虛設，只是為了在國外專家來了做個樣子，「看，台灣正在做廢死研究。」對於積極推動社會變革的民間組織而言，一切都很緊迫。
2006年到2009年連續四年，台灣沒有執行一例死刑。跟周邊國家比，韓國10幾年沒有執行死刑，主要因為基督教的普及，菲律賓考慮廢死又恢復死刑，新加坡歷來嚴刑峻法，而台灣自身條件並不優越，它的殖民歷史受到日本及美國極大的影響，而日本和美國是民主國家裏仍然堅持死刑的國家。在這個意義上，台灣推動廢死的成績花了很大力氣，日本人士十分羡慕台灣廢死運動的活力，國際組織對台灣經驗也持肯定態度。據此，張娟芬自豪地說，台灣是亞洲推動廢除死刑最有成就的地方。
以跟藍綠政府打交道的經驗而言，張俊芬覺得綠營比較友善效率高，而藍營則比較官僚敷衍。近些年，警察在對待街頭抗議的執法也呈現倒退。過去警察只是維持秩序，不干涉抗議。現在會把抗議者「丟包」，用車拉到很遠的山區，讓抗議者自己跑回來。她認為，司法如果沒有社會壓力，根本不動，所以他們的工作重心放在社會支持上面，即運用輿論和民意支持。張娟芬本人熱心大眾教育工作，主要通過寫書、演講，以及運用博客和臉書等網路工具。她出版了多本討論死刑存廢議題的書籍，加印一版加一朵花，如今已經再版 5次加了5朵花。
媒體敗壞致死刑增加
2007年10月，台灣人權活動人士在台北集會要求廢除死刑
2010年被張娟芬稱為死刑議題非常特別的一年。台灣連續 4年沒有執行死刑突然為全民關注，引發政壇震盪。因為宣稱任內不執行死刑，法務部長王清峰辭職。馬英九政府換了一個願意執行死刑的法務部長。
2010年既有 4例死刑執行，此後每年遞增一例，最近一次台灣被槍決是在 2012年 12月底，一次處決 6個。
張認為，死刑執行數目的變化和執政黨派因素的關係不大——2006年到 2009年停止執行死刑的四年，橫跨了藍綠執政。根本原因，她認為跟媒體處理方式大有關係。「2010年的時候，媒體採用民粹的方式，平媒、網路、談話節目，氣氛好像死刑代表正義，一定執行死刑也才可以維持正義。」作為一個前媒體人，她眼中的台灣媒體的環境持續在敗壞，媒體已經不再扮演守門人的角色，新聞從網路裏抄，網上很多大家情緒性的無責任感的發言，也被平媒轉載，而不去判斷哪些該談哪些不該談。
「台灣媒體娛樂化、庸俗化的跡象很清楚，廢死聯盟記者會，媒體不見得來，新聞稿不見得用。王清峰說她任內不執行死刑，網上一片謾駡，很多成為人身攻擊。媒體敗壞、民粹的歷練全面吞噬了網路空間。」
也就是在2010年，張娟芬感到前所未有的危機感，她說：「太糟糕了！民主化如果有終點的話，社會應該對公共議題有公共討論的態度，但是當時台灣的氣氛，哎呀，像瘋人院！」令她困惑的是，很多人在網上張牙舞爪，但是她進行了 100場演講，面對面的時候，雖然支持死刑的民眾還是大多數，可是他們在提出意見的時候，很少像網路上這麼瘋狂。
作為一個社會觀察者，張娟芬也在思考，應該更了解年輕族群使用新媒體的情況，要針對網路媒體進行新的適讀教育。所以她也沒有對民粹力量多麼悲觀，認為公開場合公民討論的空間依然存在！
台灣式民主和社會運動的成績在華人世界有目共睹。張娟芬認為，台灣解嚴之前，社會運動沒有辦法多元發展，只剩下一個因素，那就是政治因素，解嚴20多年了，我們還是面臨這樣的問題：政治的因素非常大，而且總是把別的社會性因素都吃掉，比方說，對很多人來說，藍綠政治色彩仍然是比較深的分野，更多是根據黨派而不是內容進行討論。她嚮往的是一種開放和多元的社會氛圍，「社會運動一直想在政治因素之外，維持社會運動的自主性，不是附屬於某一個政黨。健全民主社會應該在一個民主的討論空間，應該容納和鼓勵不同意見，互相對話激蕩火花。」
社會運動不附屬任何政黨
「廢死運動不是走旁門左道，那樣意義不大。真正有意義的是，民主社會討論互相激勵可不可以發生？在這個過程中我與你看法不同，可不可以坐下來討論，我更看重這個民主的過程和氛圍。」張說。
社會運動和政府行為是民主社會重要的板塊行為，雙方的邊界從無到有，從收縮到擴展，從無序到有序，愈來愈清楚地在勾勒自由和權利的輪廓。苗博雅給我看一幅本地藝術家的創作，作者複製了台灣解嚴之前的官方死刑檔案文書，可以看到蔣介石的親筆批示，一個判處無期徒刑的判決書，蔣用毛筆字批示：「判死刑可也。」
獨裁時期，所有死刑判決都需蔣過目，判決不起作用，蔣才是最終生殺大權說了算。苗博雅用輕鬆的口氣說，「這非常有趣，民主化之後才可以看到這些舊檔案。」
就在我採訪完廢死聯盟的幾天後，4月 19日，中天電視台的新聞女主播播報，當天，台灣當局再次處決了 6名犯人。法務部表示，這 6人都是「手段兇殘、泯滅天良」、「沒有延期執行死刑必要」的死刑犯。歐盟外交暨安全政策高級代表 CatherineAshton在 20日發表聲明，表示「極為遺憾」；總部位於倫敦的國際特設組織則對台灣先前廢除死刑的承諾，表示「高度質疑」。
（作者是中國大陸資深新聞調查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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