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争鸣》月刊刊出王军涛的文章：“六四”后中国政局演变与习近平的选择。作者曾经在「六四」之后的法庭上和九十年代以来的海外华侨公共空间中，为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辩护。文章说，今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六四」镇压确实打断了文革后中国民主化进程，但并没有开拓出一个比宪政民主化更好的模式进程；经歷了一个曲折道路后，中国政治会再度回到宪政民主化的轨道；因為宪政民主制度是适应现代化社会的政治体制；「六四」镇压后中国社会变迁使得中国不能回到宪政民主化轨道。
「六四」之后的腐败暴政机制
作者认为，「六四」之后，邓小平才真正有机会摆脱元老掣肘和自由派反对，落实他的执政理念：以威权统治强力维持政治稳定，强行推行融入全球化进程的经济改革，促进经济高速发展。如果中国问题仅仅是经济发展，那麼邓小平还算成功。但是发展的含义不仅有经济还有社会和政治的意义，这关乎人的生活和发展的机会和资源的分配和条件。社会和政治含义比经济更重要。经济发展的果实和机会应当怎样分配，是由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和行政政策决定的，而这些制度和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则是政治制度决定的。
文章说，简单地说，中国经济发展提供的机会和產生的果实并没有被各阶层公平分享。其原因是為了维稳将权力高度集中，而集中的权力导致腐败，佔据权位者将机会和果实垄断在自己手中，普通大眾承担发展的苦果和代价。当大眾不满和反抗时，他们又用各种方式残酷镇压和严加防范。结果是，腐败与暴政紧密结合，相互促进。腐败由个人发展到集团性腐败和制度化腐败。暴政则结合中国传统酷吏、现代法西斯秘密警察、第三世界黑社会方式。在维持稳定和腐败中，中国产生了一个特殊的权贵集团：红色世袭政经两栖太子党。这个太子党是陈云和邓小平集团為了中共江山不变色而採取的政治人事措施，以血浓於水的血统论為原则，让自己的子女组成的子弟兵掌握党国领导核心与国家要害部门。
作者认为，邓小平的思想和实践构成所谓中国模式在政治领域中堕落蜕变成某种世袭制，这是人类政治史上最无道的政治体制。人类歷史上曾有很长时间是世袭制，世袭制所產生的责任、勇气、荣誉、忠诚、信念、慷慨、仁爱等构成的贵族精神，至今还是人类精英文化中的重要美德。但中共的变相世袭制却產生糜烂生活和野蛮道德，因為中共的选拔机制是黑箱作业、窃国行為。以中国古代為例，皇亲国戚也是单传，爵位只有一人可世袭，其餘子女必须通过军功和科考获取功名。即使宰相公卿子女，若要為官也必须通过科场竞争或疆场军功。中共的世袭制是无节制的权力私授，导致的是无德无才者上位，不仅贪腐暴虐、而且败坏社会风气。
「六四」之后的政治博弈机制
邓小平的暴力维稳促腐败发展国策所打造的所谓中国模式，虽收暂时功效，但会导致更大的反抗机制并最终可能以更惨烈的方式结束暴政。
作者认为，中共在「六四」之后严厉清洗确实将宪政民主改革取向的力量从体制内消除了。九二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更进一步建立起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的同盟，共同维持对大眾的暴政，腐败瓜分发展果实和机会。二十一世纪初，获益的中国精英普遍支持邓小平暴力维稳腐败发展模式。但是，承担发展苦果的大眾却不甘不公平的发展，此起彼伏地反抗腐败暴政。据国家有关方面统计，中国民眾群体事件在频率、规模、暴力程度、参与社会阶层、话题都急剧增加，不断突破记录。信息技术的普及应用為公众表达不满和动员组织反抗活动提供更有效的手段。
由於高度集权和精英腐败，广大民眾的不满并没如宪政民主或开明专制制度中產生矫正执政者的失误，相反，执政者变本加厉地严厉镇压不满，并為消除一切不满空间而严厉取缔各种非政治化的独立民间力量。维稳机制将一批批社会阶层和新兴专业力量列入打击对象并将其推向敌对反对力量。到二○一○年前后，八九后的所有独立民间力量与八九前的反对力量在腐败暴政的打压凌辱下，走到一起形成新的反对阵营，宪政民主革命已经成為中国政治前途的共识。中国精英意识到变革不可避免，发端于九十年代初期的思想界的左右之争，在二十一世纪前夕与政治实践中的民间抗争风潮合流，在中共十九大前后进一步与中共政坛上的权争的改革维稳之争呼应。现在中国重新站在变革的十字路口。
习近平的选择
文章说，中共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新形成的领导核心必须做出选择：引领中国走向宪政民主道路，还是继续打压和推迟宪政民主改革。「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打压虽然会堵死和平变革之路，但会将中国交付暴力冲突。最终，独裁者会被推翻，但中国也付出惨重的代价。
近日，中国总理李克强呼吁减少政治权力对经济的干预，以促进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发展并推动政府的改革。 中国国家发改委本月发布的《关于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也提出简政放权、下决心减少审批事项，推动民间资本有效进入金融、能源、铁路、电信等领域。
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刊出学者刘罡的文章：李克强改革与王安石变法。作者认为，由李克强总理牵头进行的中国新一轮改革，与中国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在邓小平推动下实施的改革有一个明显不同，那就是不再把促进经济增长作为改革要实现的主要目标，而是将改革的重点放在解决中国经济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
李克强之所以将中国的目标经济增长率下调，是因为他清楚，在以确保经济高速增长为经济工作第一要务的前提下，中国的经济增长对投资依赖过大、微观经济活力不足等问题不可能得到有效解决。但北京大学教授佩蒂斯认为，中国经济要实现平衡，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必须大幅下降，而这将导致中国GDP的增幅无法超过3%至4%。
如果佩蒂斯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李克强主导的这轮经济改革一开始就会面临一个悖论：改革的成功将以损害改革的最终目标（保持经济的良好增长）为前提。
这种尴尬局面让人不由得想起北宋年间的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的历史背景是北宋当时陷入了所谓“积贫积弱”的困境，而“积贫”又是由“积弱”直接导致的。有不少后世人为王安石变法失败扼腕叹息，其实王安石变法的各项措施没有一条是直接针对宋朝皇帝对军事将领放权不够这一北宋“积弱”的症结的，所以它的失败不可避免。王安石变法的最终目标是巩固赵宋王朝的江山，如果江山都不保了，改革还有什么意义呢？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而高速的经济增长一直中国当今政治结构、国际地位和社会稳定的先决条件，抽去了经济快速增长这根最重要的梁柱，由其支撑的一系列现存结构都有可能垮塌，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情况下，改革对政府自身还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说，如果要期待李克强主导的中国这轮改革获得成功，首先要搞清楚三个问题：其一，改革者有没有魄力和勇气不顾经济增速的显著放缓坚持把中国经济调整到平衡状态；其二，在把中国经济调整到平衡状态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增速是否必定会降至显著低于7%的水平；其三，中国政府在经济增速真的降至3%至4%水平的情况下继续坚持将经济向平衡状态调整是否会引发社会动荡。
但如果佩蒂斯是正确的，而各种主客观原因又使得李克强总理不得不着手推进当前这轮改革，那么改革的成败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经济增速伴随着改革的进行而大幅减缓时是否会发生社会动荡。经济增速放缓意味着从政府到老百姓都需要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对于几十年来已经习惯了政府花钱买稳定的中国社会而言，这种局面下能避免发生社会动荡吗？清华大学教授秦晖认为，其实老百姓是懂道理的， 知道没有“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好事，从波兰、匈牙利等东欧国家的情况看，专制条件下老百姓就要向政府无限问责，在民主制下老百姓就愿意减福利。
如果秦晖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硬着头皮改革的中国政府将会与王安石君臣当年一样面临着一个攸关改革成败的根本性问题：敢不敢把手中的控制权真正放出去。王安石变法失败，根本原因是宋朝皇帝没有放权的自信。但中国历史上那些处于上升阶段的王朝也曾实施过重大改革，如商鞅变法等，这些改革却大多取得了成功，究其根本原因，是实施这些改革的主体有勃勃生机，对局面有敏锐的反应力和强大的把控力。李克强的改革如果真的需要在明显不利的局面下杀出一条血路来，归根到底，还要看共产党所说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能否真正经受住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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