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文化经济中，原来的商品（无论是电视节目还是牛仔裤）变成了一个文本，一种具有潜在意义和快感的话语结构，这一话语结构形成了大众文化的重要资源。
文化商品
让我们以电视作为文化工业的范例，来探查电视的商品（或文本）在两种平行的、半自主的经济中生产与销售的过程。我们可以分别称之为金融经济（它在两个子系统中使财富流通起来）与文化经济（流通着意义和快感）。其模式如下:
电视的两种经济
演播室生产出一种商品，即某个节目，把它卖给经销商，如广播公司或有限电视网，以谋求利润。对所有商品而言，这都是一种简单的金融交换。然而这不是事情的了结，因为一个电视节目，或一种文化商品，并不是微波炉或牛仔裤这样的物质商品。一个电视节目的经济功能，并未在它售出之后即告完成，因为在它被消费的时候，它又转变成一个生产者。她产生出来的是一批观众，然后，这批观众有被卖给了广告商。
许多人来说，文化工业最重要的产品，是被卖给广告商的“商品化的受众”。司麦思（Smythe,1977）便认为资本主义已经把它的权利从工作世界扩展到休闲世界，于是观众看电视这一行为，也就直接参与了把大众商品化的那一行为，它为商业资本主义卖命的程度，一如装配线上勤劳苦干的工人。此论固然精当而敏锐，但仍固定在社会的经济基础方面，并把意义或意识形态，仅仅解释为那一经济基础机械决定下的产物。因此，它只能从耐穿、便宜、唾手可得这些层面，而无法从文化意义的多重维度，来说明牛仔裤的流行。在消费社会中，所有的商品既有实用价值，也有文化价值。倘若将这一要点模式化，我们必须扩展原有的经济概念，把文化经济容纳进去。在文化经济中，流通过程并非货币的周转，而是意义和快感的传播。于是此处的观众，乃从一种商品成现在的生产者，即意义和快感的生产者。在这种文化经济中，原来的商品（无论是电视节目还是牛仔裤）变成了一个文本，一种具有潜在意义和快感的话语结构，这一话语结构形成了大众文化的重要资源。在这种文化经济里，没有消费者，而意义的流通者，因为意义是整个过程的唯一要素，它既不能被商品化，也无法消费：换言之，只有在我们称之为文化的那一持续的过程中，意义才能被生产、再生产和流通。
我们生活在工业化社会中，所以我们的大众文化当然是一种工业化文化，我们所有的文化资源也是如此；而所谓的“资源”一词，既指符号学资源或文化资源，也指物质资源，它们是金融经济与文化经济二者共同的商品。除了极少数和极为边缘的例外，大众无法也未曾生产自己的物质商品或文化商品（他们在部落社会或民间社会中可能生产出来）。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什么所谓的“本真的”（authentic）民间文化，可以用来测量群众文化的“非本真性”(inauthenticity)，因此哀悼本真性的丧失，只是浪漫怀旧情绪下的徒劳努力。
不过，大众无法生产并流通自己的商品，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大众文化不能存在。正如德塞都（deCerteau,1984）所言，大众必须凭借他们手头拥有的东西度日，而他们所拥有的，便是文化（和其他）工业的产品。大众文化的创造力与其说在于商品的生产，不如说在于对工业商品的生产性使用。大众的艺术乃是“权且利用”（making do）的艺术。日常生活的文化，落实在创造性地、有识别力地使用资本主义提供的资源。
于是，文化商品想要流行，就必须满足相互抵牾的需要。一方面存在着金融经济的中心化、同质化的需要。任何一种产品，它赢得的消费者越多，它在文化工厂现有的流程中被告再生产的可能性就越大，而它得到的经济回馈也就越高。因此它必须诉诸大众的共同之处，并否定社会差异。在资本主义社会，大众共同拥有的是宰制性的意识形态，是服从或被剥夺权力的体验。因此，文化工业的经济需要，完全符合于现存社会秩序之规训的、意识形态的要求。于是所有的文化商品，多多少少都具有我们可以称之为中心化的、规训性的、霸权式的、一体化的、商品化的（这类词几乎可以无限繁衍）力量。然而，与这些力量相对抗的，乃是大众的文化需要。文化需要这一社会效忠从属关系的“流动式策源地”（shiffing matrix），超越个人、阶级、性别、种族等范畴，或是在社会秩序中处于稳定状态的任何一种范畴。这些大众的力量将文化商品转变成一种文化资源，还使文化商品提供的意义和快感多元化，它也规避或抵抗文化商品的规训努力，裂解文化商品的同质性和一致性，袭击或偷猎文化商品的地盘。所有的大众文化都是一场斗争过程，而这场斗争，发生在社会经验、人的个性及其与社会秩序的关系、该秩序的文本和商品的意义之上。而阅读种种关系，会再生产并重新展现种种社会关系，所以权力、抵抗和规避都必然被结构到这此关系中。正如斯图尔特 霍尔（Stuart Hall,1981:238）所言：比起阶级之间的对抗，大众与权力集团之间的对立，才是整个矛盾的主线，而文化区域正是围绕着这一矛盾分化的。大众文化更是环绕着这一矛盾，即大众力量与权力集团的对抗加以组织的。霍尔由此作结，大众文化研究的开始处中，每每是“遏制与对抗的双向动力，这在大众文化内务部常常是难以避免的”（228页）。
撕破或漂白自己的牛仔裤，是一策略性的抵抗行为；而资本主义工业将这种抵抗行为收编到自己的生产体制，乃是一种相应的遏制策略。从金融经济里面保留住文化经济的相对自主性，这样做，可以打开文化商品所具有的抵抗或规避的用途：而相形之下，弥合分歧、削减自主性的尝试，则是进一步施行“遏制”或“收编”的策略。广告业总是力图控制商品的文化意义，其方式是让商品的文化意义尽可能紧密地配合金融经济的运转。广告业总是兢兢业业地使社会的差异符合于文化的差异与产品的差异。
尽管有近两个世纪的经济宰制（以及在性别与种族领域为时更久的统治），白种人的父权制资本主义，却无法对其主体的思想与文化进行同质化。我们的社会不折不扣是多样化的，而这一多样性，面对形形色色的同质化策略，是靠大众与文化的力量维系下来的。当然，资本主义也要求多样性，但它所要求的是一种被告控制的多样性，一种由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需要所决定、所限制的多样性。资本主义需要各式各样的社会控制以及形形色色的社会机构，以便再生产自己和自己的主体，所以它生产出阶级差异、以及这些阶级当中微量的或局部的差异。资本拥有者之所以能保持他们的社会地位，那只是因为他们于其中繁荣兴旺的社会秩序，已经生产出法律的、政治的、教育的以及文化的体制，而这些体制在其自身范围内，则又再生产出经济体制所需要的社会主体性。
不过，社会的多样性却超出了资本主义、父权制、种族宰制所需要的程度。父权制当然需要性别差异，并且是在性别差异上兴旺起来的，但它不需要女性主义，也不需要女性放弃婚姻，或作单亲妈妈，抚育没有父亲的孩子。种族宰制不需要黑人的独立运动，也不需要黑人高中生退出白人中心的教育体制，甚至于把在该体制中获得成功，视为对黑人特性的背叛。
围绕着各种差异轴（譬如阶级、性别、、年龄等等）所组成的一种复杂的基质，社会得以结构成形，其中每一个差异轴都有一个权力向度。如果没有权力差异，就没有社会差异。所以，正如霍尔所言，界定“大众”的方式之一，便是通过它与“权力集团”的对抗性来识别它。“大众”还可以根据它的流动性加以描述。一个人，他或她在社会层理中运动时，可以在不同的时间，对不同的（并不一定是“矛盾的”）社会群体，形成文化上的效忠从属关系。我可以为我自己缔造迥然不同的文化效忠人性关系，以应付并理解自己日常生活的不同领域。譬如说，当年龄轴变得至关重要时，我此时的效忠从属关系，就可能抵触那些在其他时间，更为切中肯綮的性别轴、阶级轴或种族轴中形成的效忠从属关系。
大众在观看电视剧《全家福》（All in the Family）中那位刚愎自用的阿尔奇·邦克（ArchieBunker）时，会因为把自己放在他们所塑造的不同的社会层理与文化效忠从属关系中，而对这一人物形象有迥然不同的理解。当观众把邦克用作一种文化资源，来思考他们自己的社会体验和意义时，邦克的意义，便能够并的确在阶级轴、性别轴、种族轴之间（此处仅枚举若干最明显的轴线）移动不止。大众文本的这种多义的开放性（polysemic openness），正是社会差异所需要的，并被用来维持、置疑、思索这些差异。
产品的差异虽然同样为差异所需要，却并不产生差异，即使前者可以用来保持后者。广告业总是尽可能让社会差异与产品差异相符全，并让后者在某种意义上驾御前者。只要看看广告业是如何的无所不在，它所需要的资源是何等巨大，我们便可明了，社会差异是怎样远远超出了经济体制所需要的多样性。广告之所以如此繁多，仅仅因为广告永远无法成功地完成任务——把社会多样性容纳在资本主义需要下，并削减文化经济摆脱金融经济的相对自主性。换言之，这些任务不但要控制大众所买的商品，而且要控制大众赋予这些商品的文化用途。广告业无疑成功地说服了生产商和行销商去购买它的服务：但是，广告业是否成功地说服消费者去购买其产品，则有待斟酌——譬如，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新产品，尽管其广告宣传耗资甚昂，却于事无补。再譬如，许多电影，为增加票房收入而不惜巨资宣传，最终还是入不敷出。
一个仅30秒的电视商业广告，其耗资竟相当于它插入其间的50分钟的电视节目，这一事实足以在如下方面，即“商业广告的潜意识控制（subliminal manipulation）应该与其生产价值成正比”这一方面，造成道德恐慌。伦敦的英国独立广播管理局（IBA）的科雷特（Collett）报告便表明，当商业广告出现时，观众的注意力马上会离开电视屏幕，这一现象是非常典型的。而且，那些偶尔看一下商业广告的学童，也不一定会变成无可救药的消费者。1982年间，澳洲悉尼的一群小孩，将一则啤酒广告词儿改编成他们在操场上玩耍时的黄色顺口溜。当他们唱着“How do you feel when you`re having a fuck, under a truck, and the truck rolls off? I feel like a Tooheys, I feel like a Tooheys, I feel like a Tooheys or two”当你在卡车底下，跟人搞了一把，卡车隆隆开走了，你的感觉还好吗？我就像喝了瓶Tooheys，我就像喝了瓶Tooheys，我就像喝了瓶Tooheys，或两瓶。（费斯克，1987a），这群玩童既不是没有代表性，也未被商品化。类似的，当我的一个女学生穿着短裙，踩着高跟鞋，走过一群乳臭未干的玩童时，他们奚落着对她唱道，“Razzmatazz,Razzmatazz, enjoy that jazz” (Razzmatazz, Razzmatazz, 享受那首爵士曲”。Razzmatazz是一种连袜裤品牌，而其广告语，乃由如下一组镜头相配合：一群穿着亮色连袜裤产品的长腿模特儿走来走去)。这些调皮孩子正在把那则广告，用于他们黄色的、对抗性的亚文化意图：他们远远不是任何潜意识的消费主义（subliminal consumerism）的无可救药的牺牲品，相反，他们却有能力将广告文本转化成他们自己的大众文化。
近期的两份报告，增强了我乐观的怀疑态度。其中一份报告说，在澳洲，每一个家庭平均每天接触到1100份广告。这些广告中，539份出现在报刊杂志上，374份在电视上，99份在收音机上，22份在电影上。其余广告则散见于发光的指示牌，或出现在广告牌、出租车、公共汽车、商店橱窗以及超市的付款台。但该研究如是作结，人们每天只能记住3或4则广告（《每日新闻》Daily News,1987年10月15日）。另一份研究对8条流行的电视广告语作回忆测试，看她们能否将产品的名称对应上相关的广告语。结果表明，最高的答对率为14%，而平均的答对率只有6%（《西部澳大利亚人》West Australian,1987年11月2日）。这两份报告都无法证明那个引发道德恐慌、具有可怕力量与操纵性的工业之存在。
当然，所有的广告就广义而言，都在推销消费主义，而在狭义上，则销售着某种产品;广告的商品化策略是勿庸置疑的,有争议的仅仅是该策略的成效。我们终老一生都生活在消费社会中,并经由形形色色的商品化力量,协商我们自己的道路；而广告,则是这些商品化力中的一种，仅仅是一种罢了，而且广告同其他策略性力一样,也手导经受颠覆、规避或抵抗。
倘若某种特定的商品即将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它就必须造出抵抗式或规避式用途或读法的机会，而且这些机会必须获得承认。这些机会的创造，不会受到金融商品（financial commodity）生产者的控制：而这些机会有可能出现，恰恰源于商品的使用者在文化经济中表现的大众的创造力(popular cre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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