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人对市场经济的认知很有问题,市场不是创造出来的,是逐步演进的,不用政府管,它自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机制。真正的信用市场不是由国家权力机关放进去的,它只需要政府来保障公平就可以了。”近日,毛寿龙、刘军宁、王瑛三位学者做客腾讯思享会,于文化大厦探讨当前“经济改革的热点问题与展望”。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政治学学者毛寿龙认为,简化税收、硬化约束、民主财政、个人主权是我们财税改革的未来,公共财政应该是以公共服务为架构,否则公共财政改革会越改越乱。以下为发言实录:

改革的必然性来自国际

说到改革,我有两点思考。第一,改革的目的是要补偿,过去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改革就是要做点好事。第二,从历史角度看不出改革的必然性,改革的必然性来自国际性。70年代、80年代全世界人日子过得很好时,我们满怀理想,那么辛苦,牺牲了那么多人,努力工作,最后落到肚子吃不饱的地方。一开放发现香港人、台湾人,任何一个人都是富豪。看历史,觉得自己过得挺好,但看到台湾、香港后,才知道我们是多么愚昧,过的是像动物一样的生活。

到现在还是那样,经过30多年的努力,以为我们是世界老二,但就我看到的指数而言,中国都排在中后,人均收入还不及中等收入国家。一般来讲,发展好的国家政治环境比较好,司法独立,政治民主,而且按照法治来运作,政治稳定,对腐败控制得非常好,对产权保护也非常好。我们还有很大差距。

跟国际上比较,我们的政府规模虽然缩小了,司法体系也比一些国家更完善了,但跟发达国家没法比。人民币看起来不错,但内在危机很大,跟美元货币没法比。人民币如果国际化,好像可以取得货币战争的收益,但是你的信用是建立在你对别人控制的基础上的。美国有铸币权,人民币国际化也有铸币权、铸币税,为什么不敢要?主要是因为人民币自己不够好,怕人家抛售,一旦抛售人民币就出现危机了。贸易也一样,国际贸易看起来做得很好,全世界都在买我们的东西,但贸易壁垒很严重,如果发现很多中国人都在国外买东西、采购就能明白。“383方案”不管好与否,有些东西有点道理,比如对企业、自治、注册资本的管制,非得搞大项才能搞,包括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等,还是有一些积极的方面。

我们的政府是种强势力,但它不规范,也不可预期,即使上级也感觉不到下级该做什么,或者能做什么。下级政府也无法预期上级政府该做什么。企业家更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中国目前情况,不论是凯恩斯还是奥地利学派,都没有办法研究。在我看来,这些问题都没有什么学术价值,中国要产生诺贝尔经济学家也不可能,因为预期的东西都是不可预期的,写的东西都是乱七八糟的。

中国人对市场的认知有问题

说到中国人对市场的理解,有两个角度值得关注:

第一,很多人把市场经济仅仅理解为商品经济。1980年代商品很有限,所以称为商品经济;1990年代粮食增加,粮食变成商品;最近十多年来把房地产变成商品;现在进一步改革,要把土地、集体用地变成商品,把小产权房重新商品化。所以政府控制能够进入市场的产品,把产品变成商品,可很多人认为只要这样就会变成市场经济,这个理解很初级。现在房地产控制回去了,土地大部分是控制的。很多可以作为商品的东西还掌握在政府手里,包括汽车指标。汽车指标完全可以买卖,做有价的东西都可以买卖,只要可以买卖,市场资源配置就有利。北京市那么多车,如果能有效买卖肯定可以资源配置,不会那么拥堵,实现了价值就不会乱用。

第二,中国人一直认为产权市场是一个不好的市场。股票市场分成A股、B股、H股,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一个企业让外国人买股,中国人不能买,中国人必须要用美元股票。而且企业变成上市公司以后,公司治理结构乱七八糟,一些上市公司居然还有能力跟记者打架、跟舆论打架,没有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的企业敢跟公共舆论对抗,消费者对你的任何评价都是你的市场机会,而不能用公共权力抓起来,抓起来后市场会乱。现在的股票市场、证券市场以及各种各样的有价证券市场领域之所以没有发展起来,与政府对市场的不当理解有很大关系。尤其是上市公司申请。为什么你不能让每个企业变身公共企业、变身上市公司?为什么要申请?一个ST股还可以代壳上市,借个壳资产就20倍、30倍的生长,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不是把它当做一个市场,而是一个生财机器。这个生财机器和我们第一个层面理解的商品市场是一样的,变成商品价格很高。但不把它变成商品,其价格就很低。价格很低的东西变成商品以后,谁可以从中获利?是掌握权力获得产品去买卖的人,包括搞经济适用房、小产权房,包括用政策搞一块土地,然后你就可以赚大钱了。过去很多人认为炒股票赚钱是靠运气,现在买股票赚钱不是靠投资哲学,而是靠权,靠一些内幕消息,靠对市场的投机。这种想法和政府认为股票市场就是风险、波动、证券危机、金融市场危机一样,这个理念有很大问题。

另外,中国人认为货币本身不是钱,是虚拟的,这更有问题。凭什么钱是虚拟的?拿着钱可以实实在在地买东西、换取别人的劳动和服务。上上下下尤其是政府认为钱是虚拟的,压根没有把钱当钱,钱是可以乱印的,钱是可以控制的,这是错误的想法。另外,政府过度保护民间资本,不允许他们做高风险投资,这限制了市场的活力。一个社会里有承担高风险的人说明这个社会是有活力的,可以做风投。但政府过度保护,同时又不保护其真正决定权,所以我们的金融市场方面的GDP跟美国、英国的差距远远拉大。产权市场更是如此,跟俄罗斯、印度都没法比。对于商品也一样,我们房地产市场到处都是泡沫,这跟政府管制有很大关系,跟有计划的控制有关系。

市场不是创造出来的。关于市场,还是要看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学说。市场本身是逐步演进的,政府不用管,它自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新机制。现在国家建立了一个信用市场,一系列指标都是国家垄断企业,还有中移动、中联通,还有煤气费、水电费,这算什么信用?能拿这个信用跟市场信用联系在一块吗?真正的信用市场不是由国家权力机关自己放进去的,它只需要政府来保障公平就可以了。现在的央企、国企,例如中移动、中石油等,本身都是垄断企业,消费者不得不用,没有选择。在这个意义上,政府在市场面前太自以为是,这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其它很多政策措施需要具体的实务操纵。
真正的市场经济是不可能有长期垄断的,即使有垄断,也只是一时的。即使是初级市场垄断,也有二级市场;二级市场垄断,还有三级市场;三级市场垄断,还有各种各样的延伸产品。所以对市场研究深后会发现任何垄断不会久,只要没有壁垒。

党一定要跟企业保持距离

目前,国企改革的主要阻力是在于党组织的设置。国有企业有行政级别,党管人事,干部是党任命的。国有垄断企业是利用其独特的政治地位变成了一个具有政治权力且垄断资源的企业,这是垄断很重要的一个政治基础。

对于民营企业的垄断也一样,铁道部变成铁路总公司以后,改革非常困难,困难到什么地步?铁路总公司要搞市场化改革,吸取社会资金能够进去。因为是集中管理体制,民资进去以后,钱是给他了,但相当于是借款,因为没有盈利机制,拿你的钱干公共服务去了,没有给你盈利,也没承担多大的责任,有点像80年的信用合作社。这是由于党介入企业太深,没有把自己的企业当企业,而是当国家。例如信用合作社,80年代弄了两股10块钱,现在问他要钱是9块钱。亏了早点告诉我,但赚了钱为什么只给我9块?当年的10块钱相当于一个工人的1/3月薪,现在至少是1000块钱。所以企业里建立党组织,通过党组织让企业有政治级别,这个做法是非常错误的。

民营企业里建党组织,有一个专职书记和党委,跟政权发生千丝万缕的关系,很多党委都变成企业的宣传部门,变成公关部、市场营销部,企业一旦有负面新闻就可以用党的权力消灭互联网的相关负面消息,甚至用党的权力命令警察去抓反对他们的人和竞争对手。所以党政要分开,政府和企业也要分开,但最核心的一点是党和企业一定要分开。

美国很多新企业,五、六年时间就可以在行业里变成老大。如苹果公司在智能手机市场花了7年时间,而在平板市场,目前为止任何一个企业都不可能跟它竞争。但这个企业有可能某一天就没了,像诺基亚一样。但如果建一个党组织在里面的话,党组织怎么为它进一步发展负责,怎么为它的破产负责?企业破产了,党组织要跟着破产,还是要用政治权力进一步挽救它?我们基础行业领域准入很难放宽,垄断很难打入、竞争很难形成,也没有很好的市场结构,跟国有企业、甚至民营企业通过党组织途径、通过相关的官员的级别拥有太多的政治资源有密切关系。

党一定要跟企业保持距离,这对企业家也是有好处的,你的事业就是多赚钱,有更多的资本和更多的事业,但最后跟政治靠在一起就会有问题。比如说,一个薄熙来抓起来,一大片企业家倒下了;一个刘志军抓起来,一大批企业家也倒下了。企业家苦干出来,沾上政治权力后赚钱赚得更多,事业起来得快,但毁灭得也更快了。

土地应该是一种商品,而不是地盘

第一,土地在历史上都是地盘。建立国家的目标是保护自己的领地和领土范围。但市场经济把土地不当做地盘,而是当做可以开发的资源,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文明。现在绝大部分人不需要依靠土地生活,只有极少数的人需要依靠土地。比如北京市几千万人谁拥有土地?不需要土地同样过得很自由,这只有市场经济才会有。所以,我们要把人从土地当中解放出来,不搞领地制、地盘制。从地盘到商品,这是一个根本改变。

第二,市场的发展不一定要消灭国家或统治者。人们会想,政府拥有土地没关系,我们到另外的地方去。很多人通过其它途径实现了自己美好的梦想。所以农村土地是在贬值而不是增值。城市土地之所以增值是因为土地之外的市场的形成,所以土地慢慢拥有了价格。城市一旦被其它市场占领后,城市土地也不得不形成一个市场,即使是国有土地。所以市场本身是一个过程,只要给它一个空间就会长出来,一旦市场的树根长得足够结实时,跟他有关的,任何挡住树根发展的东西都会被打破。

另外,我认为土地资产市场是一个实务市场。土地不是要素,要素是集权统治、计划经济的一个概念。土地作为一个市场,还需要法律的规范,比如说你要把登记、注册、属性各方面要搞清楚。还有就是要完善税费结构。土地出让印花税以及乱七八糟的税种都会扭曲土地市场,也扭曲了跟它相关的商品经济,给很多人提供了权力寻租的机会,这都需要改变。

财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要简化税收

第一,要简化税收。在财税体制方面,中国最大问题是税收太复杂,目标太多样化,工具性色彩很明显。比如说为了调控房产搞一些税,为了老百姓少抽烟搞了烟草专卖,这都是乱七八糟的事,还有社会抚养费、教育费,名目繁多,乱七八糟。所以改革很重要的方向是简化税收,最重要的是减少,所得税变成单一税,不要搞累进税。

第二,政府的税收要平衡,尤其是当年度要严格平衡,如果不平衡政府要接受相关审计,尽快预算。多年度平衡也需要经过核算,按项目来做。

第三,财政要讨论,代表大会要多花一点钱进行讨论,有细目,民主财主、公共财政,让社会能够参与进去。

最后,要改变财政理念。以前我们认为财政是国家的,财政的特点是无偿性,国家全收走了,收的时候说“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收进去以后没有目标,说是给公共服务,其是不是。财政并不属于国家所有,我们把钱交出去了,这个钱还是老百姓的。比如我把一百块钱交给保姆,让她去买一百块钱的菜,但最后保姆说这一百块钱是她自己所有,因为买菜是她做的贡献。这是不对的。
所以简化税收、硬化约束、民主财政、个人主权是我们财税改革的未来。若不这样做,我们会越来越难做,尤其是把财政当做宏观调控手段,公共服务大起大落对老百姓没有好处。在这个意义上,公共财政应该是以公共服务为架构,否则公共财政改革会越改越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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