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认为，很有可能，新领导人越是表现出他们的决心、他们的强硬作风，中国就越逼近灾难。他们的一系列言行显示出要稳固「制高点」的决心——政治上的、经济上、舆论上，新的领导集体不仅準备控制社会，也要控制地方的官僚。而「中国迫切需要的是多元权力中心，而不是单一的权力」。
许知远在文章中回顾苏联历史，列宁和斯大林将「新经济政策」与「制高点」交替使用，变成了苏联历史的循环。而当斯大林时代无以为继时，赫鲁晓夫就进行了某种「自由化」，当「自由化」可能走得稍远时，勃列日涅夫就用「停滞」取而代之，即使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开始时，他脑中蓝图也仍是「新经济政策」式的，政权与社会进行一些妥协，但绝不会影响政权的「制高点」地位。戈尔巴乔夫从未否定这个政权本身，不承认极权政治与现代经济与社会间的必然冲突，他的改革是為了延续它的生命。共產主义的理想早成笑谈，但列寧主义对权力的控制，是苏维埃政权唯一的目标。
许知远表示，必须告诉人们去怎么做，而不是告诉掌权者怎样改良自身。没有比来自下面的压力更能指导当权者。如果极权主义入侵了日常生活，那麼日常生活也变成了另一种抵抗的战场，可以持续不断地為改革而斗争、寻求拓展公民自由和人权。「倘若你对比此刻的中国社会与统治者，它们间的力量对比是如此悬殊。地方的抗议风起云涌，却都过分碎片化，没有一个组织与群体对於全社会具有道德上、知识上或是组织上的权威性，繁荣的消费与娱乐可以极大的消耗人们的精力，执政者在财政上与组织上都有著绝对的优势，它们内部会有争执，却在保持权力上有一种集体理性。而没有社会力量的呼应，上层的权力斗争并不真的导致分裂。「你会感到人们并不渴望真正的变革，更缺乏信念去為这个变革做出牺牲。当一个社会不能清晰表达自己的诉求、并為自己的主张而牺牲时，统治者是不会主动放弃权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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