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中者为侯欣(资料图)

蛇年岁末,有篇东西不可不读。这篇东西是什么?是1月23日北京的侯欣女士在法庭上所作的最后陈述——《我做的太少》。在她这支发自肺腑、掷地有声的心曲中,我特别真切地感受和触摸到的,是她质朴的公民情怀和可贵的公民风骨。

生活在后集权社会中的侯欣,她对自己应当如何做人有着清晰的定位,那就是:堂堂正正做公民。做公民,就要来真格的,要在本质上超越动物性生存。否则,“那不就是一头猪吗?”。我看得很清楚,侯欣压根儿不是想做人中豪杰,想当英雄、烈士。她想做和所做的,是和一部分国人一起,率先把人的尊严当真,把人的权利当真,把公民身份当真,以便使自己能更早一点不像猪。

堂堂正正做公民,靠谱,踏实,很有品味。

正是这一素朴坚实的定位,使她踏上马路牙子行使自己的表达权。

正是这一素朴坚实的定位,使她在面临牢狱之灾时,两惧相权取其轻,不愿意违逆自己的良心、浑浑噩噩地活着。

正是这一素朴坚实的定位,使她冷拒了公安、检察、法院要她认罪悔过的“多次诚恳的劝导”,也使她谢绝了亲人、朋友劝其认罪的好意。在她看来,这种为当局所处心积虑谋求的认罪(那怕是违心的认罪),是不可接受的。因为,那已经不是坚持做人底线之上的一种妥协,而是一种丧失底线、不再把公民身份当真的行为。在她看来,这种认罪是荒唐地向土鳖屈膝,向邪恶低头,将导致“千百年后,我们的后代会嘲笑讥讽我们,嘲笑我们这个时代,讥讽这样一群不辨事非,自外于现代文明的猪一样的民族!”

正是这一素朴坚实的定位,使她自有淡定的担当:“无论法院如何判决,我做了自己认为该做的事情,我愿意承担后果。”这里没有“我们决不屈服于强权;强权的压迫只会使我们更坚韧”的豪言,也没有“任何威胁利诱,都不能把我们分离”的壮语,但是,这里却实实在在呈现了一个率先想当公民的中国人的清亮风骨。

我认为,这样的公民风骨,才是不可撼动的。

这种不可撼动的公民风骨,我在王瑛女士身上也清楚地看到了。

2013年6月中旬,针对柳传志要企业家“在商言商不谈政治”的自律吁求,王瑛鲜明地表达了她的异议,恰如其分地批评柳传志“不应该此时在群体性政治恐惧的传播和蔓延上推波助澜”。

2013年7月9日,王瑛在接受凤凰网记者采访时,毫不掩饰地宣示了她站出来公开说话的目的,是期待在现代企业家阶层和公权力之间,有一个博奕机制的出现;更重要的,是一定要让某些人看见这个社会是有底线的。王瑛说:“应该清晰地告诉一些人,这个社会已经产生了底线,这30年来所有的社会进步成果不容逆转。”王瑛进一步把话挑明说:“我们真是要有一批具有现代公民意识的企业家,而且要比那些刚刚意识到我是一个公民的人走得更快,更有担当,大家一定要用心去建立一条看得见、摸得着的共同底线。建立对社会进步有益的博奕机制,建立真正有利于经济良性发展的博奕机制。”

公民企业家王瑛会说话算数、比别人更有担当吗?请看王瑛接下去是怎么做的。王瑛很清楚,自己选择了一条挺艰难的路,她打算干到最后一刻,并决心一人承担后果。2013年9月25日,她铁了心和老伴周为民离了婚。9月底,她和中信解除合同,嘎嘣脆地辞掉了中恒聚信董事长的职位。她还对女儿交底和交心:你得有思想准备,有可能的话要帮着我照顾姥爷,我就自己扛了。有几分勇气说几分话、做几分事的王瑛,将迫害者可能找到的对其威胁利诱的痛点、软肋、死穴一一排除,然后“享受这个价值的实现,包括享受它的全过程。”我相信,具有如此公民情怀、公民精神和公民风骨的人,一定会比别人更有底气、更有定力、更有担当。

公民风骨,中国几千年来所没有,近百年来仍稀缺。这种稀缺,与中国在人的自由度全球排名中的不堪相对应。这种稀缺,也为以下我很不情愿提到的事实所印证。在2014年1月22日首发于《参与》网站的《辛子陵至曹思源》一文中,请恕我直言,我真的没有感受到辛子陵先生的公民情怀、公民精神和公民风骨,相反,我所感受到的,是他与明君贤相保持一致的臣民情怀和臣民心态;特别是,其所谓“反贪打虎,打大老虎,这就是政治改革,这是最大、最切实、最有成效的政治改革”之说,既违反基本政治常识,且属马屁大大拍过了头,以致我敢断言,习近平的智囊和习近平本人都绝不会、也不敢笑纳他的恭维。

又,在铁流老先生《判了许志永抹黑习近平》一文中(2014年1月29日刊于《参与》网站),他说:1月26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许志永有期徒刑四年,“我一下子惊呆了,认为他们为习近平总书记做了一件蠢事,抹黑了习近平,伤害了习近平主政一年多来渐进的明智形象。到底是他们奉命而为,还是按照旧思路在办事,或是有人存心抹黑习近平,要不就是习近平在抹黑自己?有待我们进一步观察、思考、分析。”在这件事上,这位饱受磨难却爱君挺君的五七老人,他想到的最大可能,是有人抹黑明君习近平。对此,我不得不深表遗憾地说,一泓浓浓的臣民情怀,先是使这位老先生惊呆,继而又使他失智。其实,用欲加之罪迫害许志永、赵常青、丁家喜、袁冬、侯欣、刘萍等公民,既不是有人抹黑习近平,也不是习近平在抹黑自己。干这种蠢事,乃是习近平的本色出演而已。

斗转星移,蛇去马至。明天,就是马年正月初一了。从明天开始一直到正月十五,我家附近的八大处公园内,将举办声名远播的“新年祈福”庙会。尽管我不想去逛庙会,但是在我心中,同样怀有关于马年的殷殷愿景,那就是:唯愿中华大地上,PM2.5的浓度不可逆地降下去,而公民精神的浓度和公民风骨的硬度可持续地升上来。

2014年1月30日除夕夜 于北京家中

附:侯欣:我做的太少——最后的陈述

今天我站在这里接受审判,在此之前的十一个月里,我经历了平生从未想过能经历的一切,直到站在了这里。我反复的问自己,是不是真的犯了罪?是的,对于我的家人,我亏欠太多,作为一个女儿、一个妻子,我是不称职的。我在西单331的举动,的确事先没有经过公安机关的批准,这一切都是错误。但是我要说的是:我无罪!公安机关、检查机关、法院多次诚恳的劝导我认罪,我的亲人、朋友也有很多人劝我认罪。我知道,如果我认罪,对我自己可能是最有利的,但是对于我们的国家,如果要求官员履行最基本的职责,公示财产,是有罪的,那么我们这个时代就是荒谬的时代,我们每个人,无论是高高在上的衮衮诸公,还是为生计奔波的平头百姓,都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千百年后,我们的后代会嘲笑讥讽我们,嘲笑我们这个时代,讥讽这样有一群不辨是非,自外于现代文明的猪一样的民族!

是的,我恐惧,今天我站在这里更恐惧,恐惧着牢狱之灾,恐惧着我两次病危后的羸弱身躯,一旦走进监狱,是否还有走出了的那一天。但是我更恐惧的是违逆自己的良心,浑浑噩噩的活着,在生不如死和死亡之间,我宁愿选择死亡。

放眼看看吧,独立抗拒法西斯,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拥有四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国,我深爱的祖国,沦落到了什么地步?绝大多数人以逃离他为荣,包括那些教育我们爱党的庙堂之上高高在做的诸公,豺狼当道,腐败遍地,随便抓出一个贪官就会让整个世界瞠目结舌,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悲哀。习总书记意识到反腐关系到执政党的生死存亡,那么何不结合全民的力量,让公民行使《宪法》第三十五条赋予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的自由,监督执政党,改变着一切,为后世子孙做一个交代?

公检法把我和许志永等人作为了同案犯,其实我和许博士并不相熟,只见过寥寥数面,谈过的话不到十句。我的同案犯们大多居住在北城,而我独自居住在南城,更由于家庭和性别的关系,晚上我很少出来参加任何活动,所以我做的事不多,上街公开表达“公民要求官员公示财产”的活动,我只参加了331这一次,而且是在围观拍照,并没有打横幅,也没有演讲。但是我并不觉得冤枉,我把这作为一个殊荣接受下来。虽然我不如他勇敢,不如他睿智,但是对他的许多观点,我都是认同的。

数十年前,当今执政党的先贤们高举反腐败、建立民主共和国、开放舆论等等旗帜,推翻了当时国民党执政的国民政府,这一切史籍中均有记载。六十多年过去了,恳请衮衮诸公,俯念先贤父辈投身革命之初衷,兑现当年对国民的承诺。历朝历代为我们所不齿的封建帝王,除了极个别的暴君,尚且谨守道德底线,不以言治罪,不杀言官,难道在现代文明的今天,我们还做不到吗?菜市口戊戌六君子人头落地,大清王朝的丧钟敲响!

许多人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是的,迄今为止,我已经四十五岁了,和许多人相比,我并没有受到过多的不公平,没有受到过迫害,但是我们是一个人,一个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公民。如果只有当你自己的利益受到侵犯时才发声抗争,那不就是一头猪吗?六十五年过去了,如果在这个国度,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做一头猪才是正常的,这是整个民族、整个时代的悲哀。堂堂正正做公民,这不应该是一个奢望。我爱这个国家,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我对这个国家、对我的同胞,那份放不下的爱。但是我认为爱国的最高形式就是监督政府,监督执政党,而不是歌功颂德、逢君之恶。

无论法院如何判决,我做了自己认为该做的事情,我愿意承担后果。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一个公民站在被告席上受审,只是因为她表达了自己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