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 2014年的美中人权对话能否如期举行现在还不清楚，但是，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中国在人权问题上似乎并没有做出太多的积极姿态。致力于维护中国人权的美国著名人权活动人士说，近年来，中国在人权问题上似乎不再向西方让步。 他呼吁中国恢复1990年代在人权外交上的积极姿态。
2014年2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会晤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但是，这次会面可能让原定今年在华盛顿举行的第19次美中人权对话被取消。
美国中美对话基金会主席康原（John Kamm）说： “我希望不会这样。不过，这里也有先例，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人权对话暂停了。如果真的这样的话，这就更证实了一种说法，那就是中国不再把人权对话当成对西方的让步，而是当成一种恩赐。”
康原从1990年以来一直致力于维护被监禁的中国人的权益。他星期五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就中国在人权问题上外交战略的演变发表演讲。 康原说，自从奥巴马政府上台后，中国在人权问题上并没有像过去一样做出太多的积极姿态。 事实上，2005年以来，中国在人权问题的外交战略上似乎有了调整，中国在人权问题上似乎不再对西方国家让步。
中国近年来很少在重要国际活动、西方或美国政府高层官员访问中国或是中国领导人出访前释放政治犯。2012年中期开始，中国政府在人权对话中，也不再接受欧美国家提交的要求中国政府释放的政治犯名单。
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积极姿态，更准确地说，在人权问题上对西方妥协，应该追溯到 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 “六四”之后，中国在人权问题上受到西方国家的严厉批评，美国和欧洲对中国实施了武器禁运，这个禁令直到目前还在生效。1993年，美国克林顿政府上台，美国将“最惠国待遇”与中国人权挂钩，迫使中国在人权问题上做出让步。
面对这样的局面，用中国官方的话说，“在重大国家利益面前”，中国做出了“灵活处理”。这得到了中国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批准。后来的江泽民政府积极执行了这个战略。每当举行重要国际活动，每当国际组织和美国高层政府官员前往中国访问，会晤中国领导人时，或是中国领导人出访西方和美国时，中国都会释放一批政治犯，这其中包括中国著名的异议人士魏京生、王丹等。
1991年起，中国还与西方国家，包括日本在内，举行年度人权对话，截至2013年10月，中国已经与20个国家举行了年度人权对话。
康原说：“这个战略的成功实施让中国得以躲避制裁和责难。如果中国在1990年代早期失去了美国市场，中国能否取得后来的经济奇迹就很难说了。做出有限但是及时的人权让步让中国达到了其他外交政策目标，包括国事访问的成功以及在2008年举办奥运会等。”
中国在人权议题上的让步不仅让中国获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也让中国得以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
在被问到胡锦涛之后的中国领导人在人权问题的外交战略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时，康原认为这可能跟领导人的个性有关，胡锦涛曾表示不喜欢这样的做法。他说，将来中国可能更希望通过联合国人权机制来解决中国的人权问题，将减少在双边对话和磋商时对人权问题的探讨。
但也有人权活动人士认为中国的改变与中国经济力量的发展不无关系。西方和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的影响力在减弱。
康原在发言人时呼吁中国恢复在人权问题上的宽大政策。
他说：“我想说，中国1990年代开始到2005期间采取的宽大措施让世人觉得中国在人权问题上对在押犯人展示了更大的克制、包容和人道主义。实施宽大政策并不是软弱，而是自信和力量的象征。”
康原指出，中国的人权状况正同时向着积极的和消极的方向变动。比如，习近平政府上台后，不仅加紧了对中国民众的互联网管制，践踏人权事件也不断增加。但同时，中国在保护青少年和妇女权益、以及在减少死刑犯的执行方面都有了进步。
2014年2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会晤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但是，这次会面可能让原定今年在华盛顿举行的第19次美中人权对话被取消。
美国中美对话基金会主席康原（John Kamm）说： “我希望不会这样。不过，这里也有先例，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人权对话暂停了。如果真的这样的话，这就更证实了一种说法，那就是中国不再把人权对话当成对西方的让步，而是当成一种恩赐。”
康原从1990年以来一直致力于维护被监禁的中国人的权益。他星期五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就中国在人权问题上外交战略的演变发表演讲。 康原说，自从奥巴马政府上台后，中国在人权问题上并没有像过去一样做出太多的积极姿态。 事实上，2005年以来，中国在人权问题的外交战略上似乎有了调整，中国在人权问题上似乎不再对西方国家让步。
中国近年来很少在重要国际活动、西方或美国政府高层官员访问中国或是中国领导人出访前释放政治犯。2012年中期开始，中国政府在人权对话中，也不再接受欧美国家提交的要求中国政府释放的政治犯名单。
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积极姿态，更准确地说，在人权问题上对西方妥协，应该追溯到 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 “六四”之后，中国在人权问题上受到西方国家的严厉批评，美国和欧洲对中国实施了武器禁运，这个禁令直到目前还在生效。1993年，美国克林顿政府上台，美国将“最惠国待遇”与中国人权挂钩，迫使中国在人权问题上做出让步。
面对这样的局面，用中国官方的话说，“在重大国家利益面前”，中国做出了“灵活处理”。这得到了中国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批准。后来的江泽民政府积极执行了这个战略。每当举行重要国际活动，每当国际组织和美国高层政府官员前往中国访问，会晤中国领导人时，或是中国领导人出访西方和美国时，中国都会释放一批政治犯，这其中包括中国著名的异议人士魏京生、王丹等。
1991年起，中国还与西方国家，包括日本在内，举行年度人权对话，截至2013年10月，中国已经与20个国家举行了年度人权对话。
康原说：“这个战略的成功实施让中国得以躲避制裁和责难。如果中国在1990年代早期失去了美国市场，中国能否取得后来的经济奇迹就很难说了。做出有限但是及时的人权让步让中国达到了其他外交政策目标，包括国事访问的成功以及在2008年举办奥运会等。”
中国在人权议题上的让步不仅让中国获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也让中国得以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
在被问到胡锦涛之后的中国领导人在人权问题的外交战略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时，康原认为这可能跟领导人的个性有关，胡锦涛曾表示不喜欢这样的做法。他说，将来中国可能更希望通过联合国人权机制来解决中国的人权问题，将减少在双边对话和磋商时对人权问题的探讨。
但也有人权活动人士认为中国的改变与中国经济力量的发展不无关系。西方和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的影响力在减弱。
康原在发言人时呼吁中国恢复在人权问题上的宽大政策。
他说：“我想说，中国1990年代开始到2005期间采取的宽大措施让世人觉得中国在人权问题上对在押犯人展示了更大的克制、包容和人道主义。实施宽大政策并不是软弱，而是自信和力量的象征。”
康原指出，中国的人权状况正同时向着积极的和消极的方向变动。比如，习近平政府上台后，不仅加紧了对中国民众的互联网管制，践踏人权事件也不断增加。但同时，中国在保护青少年和妇女权益、以及在减少死刑犯的执行方面都有了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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