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想在你家附近就有能够帮你解决各种都市生活小烦恼的人。中国的答案是“居民委员会”，这是一群受国家支持的老太太，她们的工作是在党和人民之间提供一站式服务。
邻居家水管漏了？居委会老大妈会出面帮助协商赔偿事宜。老公又偷腥了？让老大妈去对付他。有人乱丢垃圾，社保或身份证出问题了？找她就行。有些老大妈甚至会（向合法夫妻）发避孕套。
你可以把这看作是中国特色的“回应型政府”。跟共产主义一样，它听起来也像个好主意：如果我们穿着拖鞋就能搞定一切，谁还需要民主？
但又跟共产主义一样，居委会似乎也是在理论上比在实践中更优越，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上海一份报纸就该制度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半数参与者都打了最低分。对于老大妈的工作——不论她们理应做些什么，许多调查对象似乎并不清楚她们具体是干什么的——只有2%的人给出了最高分。在中国人眼中，她们往往是善意嘲笑的对象，而对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中国人对此不那么在意）来说，她们被视作一群极其可憎的窥视者，比间谍好不到哪去。然而假如解放军或者甚至美国国安局(NSA)在这方面如此给力，谁还需要老大妈？
但现在上海市政府正努力对居委会进行一次“大换血”——用大学毕业生换下部分老太太。居委会大妈多是20世纪90年代下岗的国企员工，如今年龄已大到不适合再工作，而大学生具备管理现代官僚机构的技能，还不乏能提供法律咨询的法律系学生。此举可谓一石二鸟：既有助于提高党的合法性，又为中国700万未就业大学毕业生提供了就业。
上海市政府似乎想把这群六十多岁的老人与一批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搭配工作。前者成长于文革年代，在所服务社区生活了几十年，而后者出生于独生子女时代，可能会用微信(WeChat)，但往往生活在这座城市的另一个地段。结果便是中国最近似于基层民主的事物：部分工作人员由居民直选产生，其他人实际上由党任命，他们将一起去摸索这种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
这与我在美国马里兰州老家习惯的委员会可能有所不同。在马里兰州，我所在社区唯一的“委员会”只负责举办百乐餐（potluck，一家带一道菜的聚餐）和泳池派对。但是，假如中国政府不能把握好居委会，那这个国家可能永远也无法发展到百乐餐和泳池派对的境界。中国正处于痛苦的社会转型时期，都市生活充满艰辛，而老大妈及其新助手奋战在第一线，确保事情不失控，不激化。
柴菊英是上海市普陀区一个居委会的党总支书记，辖区内有2372家住户，她的助手梁珏娇是新分来的应届毕业生，负责将这个居委会带入微信时代。柴菊英说：“居委会的主要作用是解决纠纷……包括每栋楼里的小纠纷，以及整个社区内部的更大纠纷，维持社区的和谐。”她很高兴梁珏娇能帮助提升居委会形象，她说：“以前，人们觉得居委会是一群老大妈组成的，她们唯一的工作就是搞好街道环境。”居委会多数在职员工仅有中学学历，而梁珏娇“写报告更快，做PowerPoint也很熟练。”（这在中国肯定派得上用场；在这里，官僚们把大量时间用于拟定其他国家的人永远用不上的文件，比如准生证。）
可话说回来，居委会的核心工作依然一如既往，为都市生活纠纷随时提供或热或冷的调解。在上海这样污染严重、闷热潮湿的地方，密密麻麻地拥挤着2300万人，产生种种纠纷是必然的。
希望老大妈和她们的大学生搭档共同努力，把这个火药桶的盖子捂得再久点，中国奇迹或许缺不了她们的一份力。
译者/曲雯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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