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阅读：
“黄祸”一词，西方用以称呼东方历史上匈奴、突厥和蒙古等亚洲游牧民族西侵造成灾难。当然，其背后的一整套理论并非都很经得起推敲，然而最搞笑的是，居住在1949年才出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至晚清后才逐步形成“中华民族”概念的“中国人”中的民族主义人群，正以史上和天下所有黄种人总代表、文明最高峰自居，对这个复杂的历史文化现象全力抗辩，其实已经充满了知识贫乏下死要面子的牵强与可笑。
其实，在西方视野中，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与史上带来“黄祸”者或“排华”的物件，早已没有必然联系。经历1949-1976的新闭关锁国后，这种中国人身上不论是汉唐遗风还是蒙满胡气都已一并消失。然而，也许文明的烙印只有在样本足够时才够明显。当新中国人出现在西方的形象从80年代勤奋的学子、忙碌的倒爷变成汹涌而来、粗俗却奢华的游客时，自然勾起本已发黄的负面形象。
不过，中国游客并非都无素质，影响也至多只及修养与秩序，在海上，无比正义、正高歌猛进的领土维权事业却一举将“黄祸”形象变得活蹦乱跳。
近来在日本近海专属经济区甚至领海内滥捕珍稀珊瑚的中国渔船只是他们的代表。中国近海无争议海域的污染和渔业滥捕早已瞩目惊心，尽管政府每年必有治理政绩，海洋生态已可谓大势已去。而且，海上全无市民围观，空间开阔，不法者与政府执法之间力量对比常常占上风，加之高风险的渔业几十万老本和收益系于一船，因而暴力抗法动机充足。前日某山东沿海城市的朋友介绍，当地违反休渔现象之多，围捕时抵抗之暴烈，不亚于西部片。
这种现象与中国城市城管与小贩的较量颇为相似。按理公众中必存在一批不认同底层生计所迫就当牺牲社会有序的观点，而另一批公众必然对社会有序的道义份量、执法者公正性、合理性和手段正当性严加拷问。可是当类似局面转到海上，由于海上执法无人旁观的特点，中国境内海上执法中的抗法现象在社会上少有议论。只有当境内无货，大量渔船频繁向周边国家管辖海域进发时，与外国执法者的抗争又瞬间因其民族主义价值而轰动全国。
然而此时中国人的评价已只对外不对内，只针对执法者而不对违法者，对比的主要是对中国同胞凶残程度。当然，他们猛然发现：从俄罗斯海警的开炮，朝鲜的抢劫殴打，菲律宾、韩国的开枪，再到日本的警告和逮捕，对比之下，单单揪住菲、韩对中国渔民动武，全力煽动民族主义狂躁的手法不灵了，因为从不见官媒及其民间煽动者针对俄、朝，而日本的执法规范性则几乎无刺可挑。
可是，所有这种关注，还是有意抹杀了一个根本问题：中国渔民涸泽而渔、杀鸡取卵的毁灭性捕捞已蔓延亚太，这样的行为在环保意识高涨的当今世界是个什么形象？
这一抹杀的背后，简单的原因是国人受多年民族主义狂热薰陶而产生的农民式自私，反正中国境内已经捞光了，现在捞的是人家家里的，再怎么毁灭性也不是我家。而更主要的原因则在于中国政府将渔船的捕捞视为保持中国在争议海域长期有实际活动的主要手段，以支持其“自古以来”、“祖祖辈辈”等领土主张历史依据，阻击对手声索。虽然在央视纪录片《海之南》里承认，自1949后三十馀年，在南海活动的中国渔民的主力，海南潭门镇渔民却不得出海，违者重罚。现在的渔船出海却受到政府如饥似渴的赎罪式支持。
于是，本来在全球范围内就普遍超载的海洋生态，在南海、东海、黄海都迎来了如狼似虎的中国船，而且打着“主权宣示”旗号，得到政府全力资助。而中国政府的支持中，最给力的莫过于对滥捕的视而不见。
对在日本近海滥捕珊瑚的中国渔船，近日浙江省官方竟有意“召回”。对在外国海域违法（同时未必在中国海域就守法）的国民，中国官方毫无处罚之意，且毫不避讳“召回”二字暗含的政府怂恿色彩，即使是在下一盘对日政治斗争的大棋，其手段之下作，真为世人不齿。中国外交部曾经有过要加强对本国渔民教育的表态，但近来连这种表态也销声匿迹，只剩声讨和对抗。
中国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并非一个科学的概念，但在这一范围内，人与自然的和谐不得不服从于加强存在和抢夺资源，其主要服务物件明明是民族主义狂热和当代政绩，却也美其名曰造福子孙万代。
当然，领土和资源争夺客观存在，但终归应在政治和外交范围解决，哪怕军事手段也无不可，但在经济和生态上先不择手段，陆地国土先为发展而污染，后为生存来治理，海上还未归属就先糟蹋，这得要多愚蠢、多不受监督、多短视者才做得出来？即使一个理由是日本也不顾反对长期捕鲸，但中国的处世标准是“从恶如流”吗？客观上说，只要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一出手，任何生态环境都不堪一击。而一个不负责任的破坏性大国，只能为人类共同厌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