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质屏风，悬挂的八角灯笼，白墙上的仕女图，还有热气腾腾的炸酱面，看得出，这家餐馆试图营造老北京的气息。在过去十多年里，这种气氛已日渐消亡，到处是宽阔的马路、玻璃幕墙大楼、闪烁的广告牌，悠长的历史似乎全然消失了，它像是一座新城。
我和他坐在饭桌前聊天。他是这家餐馆的老板。他今年四十岁，毕业于富有盛名的清华大学，和他那一代中很多人一样，Tiananmen事件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游-行、人-潮，坦-克与鲜-血，让他体验了强烈的激情与幻灭。
当邓公在一九九二年重新启动经济改革时，他的创造力与能量得到了另一种释放，他成了一名生意人。他从事过进出口贸易，做过电视购物节目，最终因开设连锁茶馆与餐厅而致富。这样的餐厅，他在北京的不同区域还拥有十几家。
他不是那种著名的企业家，却也赢得了足够的金钱，让自己与家人过上体面的生活。他还把多余的精力放在了《易经》与《庄子》上，以寻求精神与智力上的满足。有几年，他沉浸于这种自得——物质富有，还能故作玄妙地引用古老的东方智慧，让周围人侧目相看。某种程度上，他就像过去二十年的时代精神代表，在这个时代，共产党政权与人民达成了合约——不要试图挑战政治权威，给你充分的赚钱与消费的自由。
但今天，他想说的不是这些，而是他的新人生。他刚从温哥华归来，他明显的消瘦了，皮肤也更黑了，在那边，他无所事事，整天晒太阳，整个人健康、富有活力。他在中心区购买新公寓，考察了几所中学，他的女儿可能在两年后去读书。两年前，他申请了加拿大的投资移民，如今常往返于北京与温哥华间。
“相当于买了一份保险，安全与自由就有了保障”，他这样形容移民的决定。过去四、五年来，他的不安全感越来越强烈。这与他的事业有关，随着生意的越来越壮大，他与官僚机构的碰撞不断增多，工商、检察、消防、甚至街道办事处，都随时有权力干涉你。市场改革最初施放的活力，也重新被官僚机构所吞噬。它也因为财富积累得越多，也越恐惧被剥夺，中国商人们面对官僚时尤其脆弱，过去六十年的历史，充满了政府随意掠夺私人财产的例证。
这种不安全感中，还因为女儿的长大，增添了一种新的成分。在中国亢奋的经济增长数字后，是环境、教育、食品、道德的普遍危机。他害怕自己的女儿无法在一个健康的环境中成长，呼吸不道德干净的空气，喝不到安全的牛奶，在学校中过早的学会的谎言与虚伪……
“移民首先是为了孩子”，他说。
不过，在这过程里，他却发现自己成了最先的受益者。当他独自生活在温哥华时，发现潜藏多年的个人精神开始觉醒了。长期以来，他为了不知疲倦的工作，忙于应付中国过分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也沉浸于狭隘的成功感中。而在这个陌生国家，他重获个体自由，他要去周游世界，学习潜水，或许有一天，还能熟练的用英文交谈与阅读，这是一个新的自我。听起来，这像是一个有趣的悖论，他一方面要他要摆脱中国的不确定性——它与政治与社会制度相关，同时，他要摆脱一种牢牢的确定性——它是价值观与心理范畴的。
他去温哥华做什么？再开一家北京面馆吗？他还没想好，但他觉得自己比过去更自信了。
他是中国新移民浪潮中的一员。19世纪以来，战乱、革命、饥荒，还有寻求财富，都把中国人吸引到海外。但与之前的历次的移民浪潮不同，这也一次移民者们既不是广东、福建的村民，也不是留学生，而是中国社会知识精英与新富阶层，是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的中上产阶级。他们离去的中国不仅不再僝弱、深受屈辱，反而处于一个空前富强的时刻，被认定为未来世界的领导者，而他们既是其缔造者，也是受益者。
他们的离去，也正表明中国崛起的另一面。在整个国家日益强大的同时，个体仍倍感脆弱。它能发射宇宙飞船、创造经济奇迹，却不能许诺个人基本的安全。他们用脚对政治制度投了不信任票，连他们这群成功者，都不再有能力来改变政治与社会制度，唯一能做是逃离，保存最后个人的安全与自由。
但或许，这也是这个古老国家完成自我更新的重要步骤。如果他们中的一些人能像我的朋友一样，重新发现世界与自我，他们则可能为中国带来新的思想与动力。
（许知远，北京人，200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微电子专业，曾任《经济观察报》主笔。现为《生活》杂志出版人、《亚洲周刊》与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他是北京独立人文书店“单向街书店”的创办人之一和博客站点“思维的乐趣”的主要博主。）
